在我担任电话员的那段工作中，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
一九三五年夏天，红四方面军从川东向川西挺进，去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电话队长冯能珍派我和另一个电话员跟随军参谋主任张才干组织的先遣队一起行动，担负与军部通信联络的任务。一天黎明，东方刚泛起鱼肚白，先遣队又踏着晨雾出发了。
我们电话员不仅要背着被子、衣物等个人行装，而且还要携带电话单机、电话线、大电池等通信器材，总共有五六十斤。尽管阵阵山风不时送来凉意，但我们的额头上还是涌出层层汗珠。不久，太阳跳出山梁，像个大火球似的悬在高空。
我们冒着烈日的烘烤，踏着蜿蜒起伏的山道，艰难地行进。中午，在一座山脚下小憩，吃了点干粮，又上路了。黄昏时分，赶到一个离军部约二十华里的村镇宿营。脚未站稳，我们便和军部电话队从两头往中间拉电话线。等架通电话，回到住处已是满天星斗了。夏天的傍晚，如水的月光铺洒在群山怀抱的村镇里，一切都寂静下来了，同志们早已进入甜蜜的梦乡，唯有张才干参谋主任屋子的窗口还闪着灯光，可能在筹划第二天的行程吧!由于工作的需要，上级专门给我们两个电话员安排了一间房子。
我和那个新参军的电话员商定：我守前半夜，他守后半夜。他人睡后，我独自坐在一条暗黄色的长木凳上，聚精会神地守着放在一张破旧方桌上的电话单机，随时准备摇接来去的电话。
夜深人静。桌上那盏小油灯跳着微弱的光亮，隔壁的屋子里不时传来匀称的鼾声，加上白天行军的劳累，更增加了我的倦意。
我不时揉搓眼皮，敲打脑壳，抵抗着睡神的袭扰，也不知打了多少个哈欠，才熬到半夜。按说应该换班了，但我看那新战士睡得非常香甜，又想到自己人伍比他早，年龄比他大，应该让他多睡一会儿，所以决心自己吃些苦，没有叫他。
说自己比他大，毕竟也才不过十六岁，正是贪睡的时候。到了半夜一两点，实在支持不住了，上眼皮灌了铅似的，一个劲儿往下坠，不知不觉头压在两臂上睡着了。正在这时，军部打电话找张才千参谋主任，不知摇了多少次，突然一阵铃响把我惊醒。我急忙去抓耳机，由于心情紧张，加之胳膊又被压麻了，没拿稳耳机，“叭”的一声将耳机摔在桌子上。
当我再次拿起耳机和对方讲话时，我能听到对方，对方却听不到我，这时才发现把送话器摔坏了，好长时间双方也讲不通，对方发了一阵脾气后就把电话压了。
这时我吓得目瞪口呆，浑身发抖，心想，这下可闯了大祸，一切都完了!我像傻子似的坐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脑子里像过飞机似的，嗡嗡直响。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果然听到路上响起急促的马蹄声，我感觉这声音是冲我来的，心情越发紧张起来。转眼间，哐当一声，门被推开了，闯进两个身材高大魁梧的战士。
他们身背大刀，肩挂驳壳枪，怒气冲冲地说：“电话怎么要不通?我们是军部派来的传令兵，要把你带到军首长那里去!”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五花大绑捆起来，先关在一间矮小的房子里。
我坐在地上，倚着墙根，低声哭泣，眼泪泉水般涌出，洒湿了衣襟。这时，一阵微凉的夜风夹杂着几声狗叫，从窗棂间吹进来，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我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入伍后两件往事浮现在眼前。
一九三四年初春的一天，我被派跟随一个营追击敌人，追了不到半天，该营奉命继续前进，电话队叫我暂留当地，向前、后方传送电话。这时，张国焘从后方给前线打电话，两地相距虽然只有一二百里，但由于电话线用的是铁丝，又架在树杈或绑在木桩上，绝缘和导电性能都很差，怎么也听不清，我只好在中间的电话机上给两头传话。张国焘是江西人，说的话实在听不懂，讲了半天我大多没听清。于是他火了，大发脾气，最后骂了我一句听清了：“娘卖厌，我又不是外国人!”吓得我一声也不敢吭。
再就是一九三四年夏季，有一天半夜三更，某军军长打电话找所属师长，不知摇了多少次，由于该师电话班长和一个电话员睡着了而无人接电话，立即派来两个传令兵，身背大刀，骑马赶到师部，不问缘由，将这两名战士拉出去就杀了。
当时师长再三求情也无济于事。接着电话队队长冯能珍就派我和另一名班长到这个师去接替。
去了以后，无论白天黑夜，都提心吊胆地守着电话机，再困再累也不敢合眼，生怕同样的错误再发生到我们头上。回忆的思绪像脱缰的马，很快驶过了参加革命后的一段历程。思前想后，越想越可怕。这时，一些同志进来看我，我哭着对他们说：“这回是活不成了，我所有的东西请你们拿去作个纪念吧!”
他们默默地望着我，也流出了同情的泪水。我从后半夜开始，一直不停地哭，那时啥也不想了，就等着杀头。启明星消失了最后一抹光，天亮了。那两个传令兵又进来了，把我带到门外，准备押向军部。这时，先遣队的同志们也出来送行，都为我的生死捏一把汗。
传令兵骑着两匹高头大马，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前边的拉着捆绑我的绳子，后边的不断催我快走。我上气不接下气，一会儿就出了一身大汗。当路过一个小山村时，看到乡亲们向我投来鄙视的目光，使我更加羞恼，心想：一个红军战士怎么一夜间变成囚犯了呢?我既为自己误了电话而感到悔恨，又为自己感到委屈，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洒在山间小道上。
走了两三个小时，临近中午，赶到了军部驻地，他们径直把我带到军首长跟前，军政委周纯全把我打量了一下，问站在一旁的电话队长冯能珍：“他是老兵还是新兵?”“是新兵。”“
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是第一次。”周纯全政委又大致了解了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我把因胳膊压麻而摔坏电话的情况作了汇报，周纯全政委沉思了一会儿说：“是新兵，又是第一次，放了吧，不过下不为例!”这时，我看到队长冯能珍的脸上又浮出了笑容，我心上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接着，队长给我解了绑，领我吃了午饭。
下午，先遣队的同志们也赶到了，他们见我安全无恙，都非常高兴。不久，电话队也把话机修好了。冯能珍队长对我说：“好了，你继续跟参谋主任去吧!”太阳偏西的时候，我又跟着先遣队出发了。
路上，我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余悸和喜悦交织冲击着我的心灵，我为自己这一次的严重错误而心情沉痛，我明白了一个电话兵如果由于疏职迟误了军机，就可能以千百万战友的生命作为代价!这活生生的事实教育警醒了我，在战争中，一刻也不能违犯战场纪律，纪律代表鲜血，代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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