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刘已经抬了大半天了，腰和肩膀酸痛得要命，可是谁也没有吭一声，又接着去转送第四个伤员，上担架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这个伤员的伤势太重了，子弹打在右大腿上，又伤了骨头，缠了很厚的绷带，都被血渗透了，他的眼角上撮起了几条皱纹，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哼也没哼一声，我心想这小伙子真是好样的，我悄悄对小刘说：“这个彩号伤很重，路上更要小心些。”小刘揩了揩额角上的汗水，笑了一声说：“没问题，你说我们哪次出过岔子!”说着我们就抬起担架开始了爬山。那是一副什么担架呀，两根竹棒棒，两头系一根横杠子，中间用绑腿、布条子网起来，垫上一床布单，伤员一躺在上面就坠下来，几乎像个网袋一样兜着走。路上的积雪被前面走过的人踩得光平，溜滑，一不留神就会滑倒，走到狭窄的转弯处和陡崖边，就需要我们更加小心，走稳步子，一步探一步地向前移动，生怕跌倒摔了伤员同志。
尤其是翻过夹金山的时候，山岭绵亘相接，蜿蜒向远方，头顶一座悬崖像一座城墙似的，要想翻过夹金山，就必须爬过这座悬崖。到崖脚边，我俩放下担架，一面歇息，一面整理一下担架，把伤员同志的腰用布条捆在担架杆上，以免爬岭时滑溜下来。伤员同志看见了这险陡的悬崖，担心地问我：“这能翻得过去吗?”是的，这样陡的崖壁，伤员的伤势又这样重，我们身体又这样累，能不能翻得过去呢?我看了看崖壁，又看了看崖脚下的山谷，山谷被似云似雾的水汽弥漫着，谁知道有多深呢?谁知道它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
当这种可怕的念头爬上心头时，我又好笑自己了：王国仁呀?你能爬过三次，就不能爬过第四次吗?亏你还是个管理排长呢?有我们就有伤病员!我看见了伤员同志那期待的眼光，温和地向他解释：“能翻过，伤员同志请放心，我们已经翻过三次了，你只要把手抓紧担架就行了。”他安静地躺下去。我们开始翻岭了，与其说是翻岭，不如说是爬岭，我在前面把横杠子放在颈前，右手紧抓着横杠，左手扒着石壁；小刘在后面，横杠放在后脖子上，右手紧抓住担架杆子，左手扒着石壁，悬崖虽然没有积雪，但是石壁却被冰凌冻得溜滑的，在石壁上凿成的踏脚石窟窿上，也粘满着被踏上去的积雪稀泥，脚放不稳，就会滑下崖去，我爬在前面放稳了右脚，使身子重量落在右脚上，左手支撑着，松起左腿；等小刘跨稳了一步，我才迈出左腿，身子重量又落在左脚，松出右腿；再等小刘跨稳一步，再迈出右脚，就这样十几步，人已经累得满头大汗，喘不过气来。我俩咬紧牙根，屏住气好容易爬上岭，心里才算松了口气。
我们在岭上歇了一会儿，搓了搓冻僵的手。岭上空气稀薄风又大，呼吸困难，不敢多歇，就准备下岭。下岭就更困难了。
如果说上岭是十几步难走的路，下岭就是几十步难走的路。一下岭就是一里多长的斜坡，坡上的积雪、山土被前头部队踩得稀烂，天一阴却又冻住，坑坑洼洼的，如果一个人，那倒蛮可以顺着陡坡滑下去，我们抬着担架就不能这样做了，怎么办呢?不敢站起来走，我们就蹲着走，一手紧握住担架，一手扒在地上支撑着，一步一步地往下挪。这样挪了百十步，腰也酸了，腿也麻了，双手冻得发痛。这时我真害怕体力支持不住，跌下去，那就连人带担架都完了。
我不敢这样想，我和小刘互相喊着“慢一点儿，慢一点儿”，“好，好”，虽然如此，也没有减轻一点疲劳，挪了两三百步连喊也没有力气了，只能哼哼地呼应着，腰酸痛得像断了似的，突然小刘“啊哟!”一声，我只觉得背部被撞了一下，横杠子也把颈脖子撞得生痛，眼前金星乱冒，浑身冷汗直淌，原来是小刘滑倒了，踉跄了几步，撞得我直往下滑，我连忙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卷着脚尖，手直往下撑，想控制住身体，幸亏一脚踏进洼洼里才稳住了担架，没有翻下来。
大概是碰到了伤口，伤员不断地呻吟着：“啊，啊，呀!”我稳住了担架，像安慰自己又像安慰他俩似的说：“没关系!”我们又挪了百把步就下了坡，放下担架歇息，心里才像石头一样落了地，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直直腰，搓搓手。
这时伤员同志用力伸出双手握着我俩的手直摇晃，感激得流出了眼泪，好久才迸出一句话：“谢谢你们!”我心里热乎乎的，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只是连声说：“没关系，没关系!”小刘不住地摸着屁股，向我扮了个鬼脸说：“唉，总算没有出大岔子。”
说得我们三个人都笑起来了。当我们抬到一个转移站时，我回头看着那险陡的夹金山退到群山后面了。
夜幕渐渐挂下来，不多久，山沟里、斜坡上，都燃起了熊熊的篝火，红军宿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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