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三天,日行百里,经过了倮倮区和大森林,但还不是草地,第四天才真的过“草地”了。开始上级为了让大家重视,把过草地说得非常困难,大家都半信半疑,所以听说到了草地,我们都好奇地爬到高处去眺望,一时全被草地的景色吸引住了,眼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像一块绿茸茸的大地毯向远方伸去。
草原上散布着稀疏的小丘,小丘上还腾起一股股炊烟,远看这些小丘,好像点缀在地毯上的黑色花朵;上空是蓝天白云,从云后露出的太阳光,使草地显得格外翠绿壮美……大家开始时的紧张心情,顿时松懈下来,班里的同志都说,在这样的草地上,光着脚板都可以走路,休息时往草地上一躺,那恐怕比睡沙发还美,有什么可怕呢?然而,等真正踏上草地,可怕的现实才使我们倒抽一口冷气!
刚才的草地忽然变了个样儿,横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不知沉睡了多少世纪的“处女地”。荒凉旷野,纵横千里,空中听不到鸟鸣,地上看不见走兽,房无半片,人无一家。茅草比人还高,梗硬叶宽,叶子两边锋利如刀,每个同志的脸上和手脚上,都很快被它划上了一道道口子;草地中间还布满了无数烂泥潭,有的看得见,有的躲在薄土和厚草下面,当前面的人马把上面的一层草踏破了,后面的人和马就会被陷进烂泥潭里去,这种沼泽是没有底的,人马掉进去,岸上如果没有人拉,靠自己是上不来的,两脚越是用劲,就陷得越深,有好多单独行走的同志,掉进泥潭中,就再没有起来。先前望见的那些小丘,原来都是些几米或十几米高的小土包,上面荆棘丛生,残叶遍地,那些腐烂了的杂草残叶,被太阳晒得水汽蒸发,飘起一缕缕乳白色的烟雾,我们误把它当成炊烟了。一会儿,风声四起,空气和草叶磨擦,发出巨大的吼声,如海涛怒啸,万马长鸣!太阳被飞来的一层潮湿而沉重的乌云吞噬了,狂风夹着雨点打在脸上,瞬间就像被人揍了一拳。从毛儿盖出发,
八月的太阳还很灼人,而草地的风却把人的骨头都吹冷了。风雨刚住,地上又升起了白茫茫的雾气,我们好像穿行在云中,走路就不能不更加小心了,因为稍一疏忽,不是掉队,就是跌进沼泽。草地的草,又高又密,当然没有路,连人走过的痕迹都没有,加上那瞬息万变的气候,草地行军比起过大渡河、爬雪山更加艰难。走在最前面的部队,一面走路,一面压倒草棵,斩断荆棘,为后续部队开路,所以走前面的部队比走后面的部队更劳累,被叫做“开路先锋”,“开路先锋”是由各部队轮流担任的。我们在走路时,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棍子,滑的地方用它拄着,有水的地方用它探路,宿营时就用它做帐篷架子。
每天走十几个小时,早上五点钟出发,晚上五六点钟才宿营。晴天行军,休息时还能找块干地坐坐,用茶缸烧点开水喝,但这样的天气是不多的,常常伴着我们行军的是倾盆大雨,或雪粒子,或者是风雨交加,弄得不但不能烧火,休息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这时谁若是有半截羊皮就算是“宝”了,把羊皮铺在草上,全班人就可以轮换着在背包上坐一会儿,可惜我们班里没有,所以只能在雨雪中站着休息,可惜就是这样的休息,时问也不能过久,因为穿的军衣全被雨湿透了,走路时,身上发出的热还能顶住寒冷,如果休息时间长了,就会冻得浑身麻木,身体弱的、有病的同志会冻僵过去。
由于饥饿、寒冷和疲劳的袭击,从军团林彪、聂荣臻首长到每个战士,莫不是面黄肌瘦,又因草地空气稀薄,不断有人窒息晕倒,病号特别多。首长们常常把自己的乘马给病号骑,自己徒步,同志们不忍骑首长的马,首长们就下命令要他们骑上。有几次,我亲眼见聂政委亲自把病号扶上他的马,才含笑走开。
行军到第五天,有些同志实在走不动了,每到下午,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歪歪扭扭,两脚不自然地前冲后跌,翻个小丘像爬座大山那样困难,走一天觉得比走一年还长,但谁也不敢落下一步,因为只要你掉下几步,就再没有勇气和力量赶上去,而掉队对每个红军战士说来,比死亡还要可怕。有好多同志,就是由于松了一口气,离开了行列,在荒芜的草原上,被饥饿和寒冷折磨死,或葬身泥潭。因此同志们总是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再坚持一下就到宿营地了。”“来!把背包给我!”“把电话机给我!”我是副班长,行军走在全班排尾,见哪个同志落下了,我就拥着他快走几步,鼓励他:“莫掉队,来,把背包给我!”经过鼓励和帮助,那些眼看要掉队的同志果然又重新振作起来。然而,我们八班的一个党员,为了帮助别人,自己累得吐血倒下了。我们班的王乾明同志病了,我们四个党员分工给他背电话机和背包,在最困难的时候,一想起党,想到未来的新社会,我们就觉得有劲了。
每到黄昏,一天艰苦的行程就结束了。宿营是以大队(团)为单位的,一个大队住一个小丘。宿营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威胁是“冷”。我们从毛儿盖出发,除筹集到一部分粮食外,几乎什么也来不及准备,我们全班没有一件夹衣,单衣裤也几乎每天被雨雪加汗水湿透,所以,队伍住下后第一件事就是搞柴草。如果遇到天不下雨,小丘上柴木又多,那晚上就算是最幸福的了,可惜这样的晚上仅有一两次,遇到这样的晚上,我们可以盖上一间很漂亮的“房子”,然后在“房子”内烧起火,把地皮暖热,晚上既不怕风雨又很温暖,同志们把这样的“房子”叫做“皇宫”、“上海大旅合”,说起来是笑话,但这是真的。除了搭“房子”外,就是烤火,当时大家烤火都先烤肚子,因为受了一天风雨,路上吃炒面,喝的又是冷水,绝大多数同志都肚子痛,“烤肚子”是治肚痛的最好方法。
如果在漆黑的夜里遥望远处,那闪耀着的一堆堆的篝火,简直让人想到这就是人间天堂了,但这却是无数的红军战士,在寒风凛冽的草地里烤衣服。更多的情况是山上没有树木而草也很少,就没有办法搭“房子”,只有用手杖扯住被单四角搭帐篷,四边的“墙”也都是用被单做的。我们班里被单少,所以搭的帐篷只有三面“墙”。这种用被单搭的帐篷不挡寒,睡边上的同志常常冻醒过来。我们总是让病号睡在中间,边上的同志冻醒了就起来烤火,烤暖了再去睡,有时一夜起来数次,仅能睡五六小时。
最糟的是风雨之夜,如果只刮风不下雨,虽然不好受,我们还能在火边上睡觉,如果下雨,而雨下得小,身上披上被子,头上顶件衣服,没有衣服顶只脸盆,炊事员顶着行军锅,两个人背靠背,也能睡觉,可要是雨下大了,大家就只好任其浇着,闭着眼假寐,直至黎明。在任何时候,无论下多大的雨,我们电话兵必须要使自己的身上有一块干燥的地方,用来保护耳机内的炭精片,如果炭精片受潮,“战斗的神经”就会失灵了。我们全班有四副耳机,我和班长各保存两副。下雨时我把它像婴儿一样紧紧搂在怀中,雨下得越大,我就把它搂得越紧,把头和胸脯都压在它上面,班里同志们也都把他们的干衣服拿给我们盖耳机。
从毛儿盖出发,我们每个人的粮带里,只有三斤多青稞麦面和三斤多胡豆面,总共八斤左右。未到草地前已经吃了三天,到草地第五天上就没有了粮食。其实,前几天也是在半饥半饱中度过的,每到吃中饭时,各人把粮袋解开,由班长给每人分发一把炒面,约大半瓷碗。吃时旧风把炒面吹跑了,大家不用筷子,都用双手捧着碗,用舌头舔着吃。吃完饭根本就用不着洗碗,舌头舔得比洗得还光滑。因为王乾明同志的病重,吃饭时班长总要把自己碗里的炒面倒一半给他,而自己好像从来就吃得很饱似的。早上和晚上的饭,有一半是野青菜和艿子草,野青菜比普通青菜小些,上面长满了绒毛,热水烫后绒毛便没有了,没有其他杂味,是草地最好的食物,艿子草是一种根叶草,味苦色青,开水煮后方能食,但仍有苦味。
在草地如果能采到木耳,要算是吃猪肉了。每到宿营地,班里除了病号,全都去采集木柴或野菜,满山遍野都是挖菜人。司务长规定每个战士要向伙房缴五斤野菜,做晚上和第二天早上的“饭”,常常要跑出很远去找,也还有的班按数缴够了,还留一部分打“埋伏”,晚上好用洗脸盆熬菜汤喝。但后来,连野菜也不多了。因为没有粮食,军团首长把四匹马都杀了,马肉烧了汤,连肠子在内,我们每人吃了两碗,大家都说过了个新年。但我们也担心首长没马骑,一致请求再不要杀掉剩下的几匹马了,以便有情况时,首长骑上指挥战斗。肚子实在饿急了大家都会想点子,不知是谁把马皮上的毛烧掉后用火烤来吃,“皮可以吃”这个经验立刻传遍了部队,于是凡是皮做的东西,如皮带,皮马鞍,皮鞋,皮鼓……都成了大家寻找的对象,我们班里只有我和班长有皮带,就用刀子把它切成碎块,每人分一份,用火烤,皮在火上发出嵫磁声,一会儿皮带涨胖了,变成黑黄色,吃在嘴里像咬橡皮,黏糊糊的还咬不断,且有一股焦味,后来我提议用水煮来吃,结果这方法比烤好得多,煮的皮都涨到一寸厚,吃到嘴里,又脆又香,大家连皮带汤都喝光了,还开玩笑说:“早知道它也顶饿,我们每个人都该带上几根。”班长说:“下次再过草地,你们别忘了呀!”大家都哈哈大笑了。
在草地上寂静的夜晚,这种响亮的笑声,我们是常常听得到的。一天下午,那是多么难忘的一个下午啊!我们刚刚费力地翻过一个小土岭,久病的王乾明同志忽然倒下了。我从地上把他扶起来,他已不会说话了,那双曾经奕奕闪光的大眼睛,也失去了光泽,全身皮肤都成了紫黑色,他望着我,举起右手指着自己,又微弱的摆了两下,然后向着队伍前进的方向猛挥了一下,就慢慢地停止了呼吸。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自己不行了,要我不要管他,去赶队伍。可我怎么舍得就这样丢下他呢!我的头像被十斤重锤击了一下,全身一软倒在烈士身上,这是多么亲密的阶级兄弟啊!他是从地主的牛栏下跑出来,在湖南参加的红军,就像一个孤儿找到了母亲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在长征的路上,他病得像一把干柴,却从来没有哼过一声。就在昨天晚上,他还和我谈到毛主席曾经说的“红军去了,还要回来”的话,谈自己在革命胜利后回去建设家乡的理想,而现在却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对着烈士,默默地说:“我们一定朝着你指的方向前进,什么东西也挡不住我们!”我用衣服盖上了烈士的脸,紧了紧裤带,向部队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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