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夏，身患绝症的父亲周信民在我们一家人的陪同下，来到板桥镇，面对巍峨苍茫的大娄山，注视良久，潸然泪下，最后，他果断地举起枯弱的手臂，向山峰庄严的行了一个军礼，然后默默的离去。不想，这一别，竟成永诀。几个月后，作为绥阳县第三届政协委员、绥阳县水电局享受副县级离休干部待遇的他，就这样默默地告别了黔北这片曾经战斗、工作过的红色土地和亲人们、战友们，溘然长逝。
父亲在世时，曾向我讲述过他在解放遵义时期的一些工作片断，比起那些在剿匪战斗中牺牲的英烈，也许不算精彩和壮烈，但也令人肃然起敬。
一、红旗飘飘映娄山
1949年夏末初秋时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在江西上饶组建了西进支队。当时，不到18岁的父亲尚在广丰县读高中，一听说解放军在大量招收知识青年入伍，便和几个同学一起，脱下学生装换上绿军装，在军政大学五分校学习培训一个多月，9月底就编入西进大队二支队，向西出发了。
一路上，他们坐火车、上轮船、搭煤车，几天时间就到了武汉，在武汉休整时，正值10月1日，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到达湖南湘潭后，在前往贵州的行程中，因当时没有了交通工具，只能步行，开始还行，后来部队就有些拆零乱了，特别是过芷江后，翻越雪峰山的那些日子，特别的艰辛，为了不影响大部队的行军目标，走得快的就先行了，走得慢的就掉队了，父亲当时还是刚从学校到部队，个子又不健壮，自然就掉队了。好在部队行军路线长，他就跟着红旗走，赶上哪个队伍就随哪个队伍走。最先各分队还有固定的伙食，后来就只能发干粮了，再后来干粮也没了，每人只发了几两砣砣盐，生活全靠撞运气。同时，不管你身体如何，还得全速追赶大部队，如果太掉队了，还有可能被当地的土匪、国民党散兵杀害的可能。
就这样，经过10多天的艰难步行，11月中旬，父亲终于在黄平赶上了西进支队二大队，休整学习3天后，按照遵义地委的统一安排，父亲又被编入接管遵义县的二大队二中队。
11月24日，二支队到达遵义，进驻在罗庄和老步校。两天后，按照遵义县委对八个区的统一安排，父亲分到一区。区政府驻地大桥。当时一区辖高坪、排军、海龙3个乡和板桥、泗渡2个镇。到排军的接管干部只有2人：乡长刘景生，干事周信民。
二、排军乡的足迹
当时的排军乡，是一个小乡，虽然距遵义市区不远，但并不在川黔公路干道上，与高坪、泗渡、绥阳交界，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盐马古道”。别看这里小，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情况十分复杂。要做好政权接管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11月26日，一区区委在驻地大桥召开干部会议，会上宣布了各乡镇接管干部，明确接管工作的五大任务：（一）接收原国民党政权人员、档案，建立新的人民政权；（二）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征集粮草支援前线；（三）搞好统战工作，恢复学校、工厂的正常秩序；（四）清理国民党散兵和流散枪支；（五）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扎下工作根子。
排军乡，地处遵义市东北部，当时全乡只有千把人。11月27日，父亲和刘乡长立即赶到乡公所，经过3天左右的时间，大体上接管了国民党乡政权。经过短暂的交接，新的乡政府工作开始了正常的工作。当然，具体的工作开展还十分艰难。因为，被暂时压下的国民党匪特和当地的社会暗流一直蠢蠢欲动，危险就在身边。
父亲告诉我，当时他经常一个人走村入户，了解情况。开始先走访的是一些基础好一点的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军的大政方针，向他们了解当地情况，动员他们积极支持新生政权的工作。好在，当地贫苦群众对他这远方来的操外地口音的年轻干部还是很支持的，征粮征物都很支持，也很痛恨当地国民党匪特和黑恶势力，一有什么情况都经常主动向乡政府和解放军干部报告。
在解放军强大的剿匪攻势下，乡里的那些地主、恶霸、兵匪早就悄悄躲藏起来，他们或者是不敢明里和新生人人民政权作对，或者是躲藏在暗处窥探，伺机而动。
就这样，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清匪反霸、征集公粮的工作。
三、遇险高坪场
1950年4月，中共遵义县委、县人民政府为了便于工作开展，决定将板桥镇、泗渡镇从一区划出，组建了十一区。区工委、区政府设在板桥镇。下辖板桥、泗渡两镇。
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父亲得到上级通知，把他调任板桥区委秘书，要求两天之内到区部报到。当时，他正住在一个姓唐的贫协会员家里，这家人对他都很好，不但积极协助他到附近村民家里做工作，还十分关心他的安全。他一听说父亲工作调动，很高兴。可听说要一个人步行到板桥区去，立即蹙紧了眉头，他说，听说最近土匪又闹得凶了，对单个的解放干部外出遭枪杀的时有听闻，你一个外地来此不久的年轻人要单独走那么远，那是十分危险的。当时这一带还很偏僻、荒漠，野兽、毒蛇到处都有，更可怕的是，父亲当时也才十七、八岁，一幅学生像，再一张口说话，一副外地口腔，如果一旦遇上国民党散兵游勇或者土匪，小命就没了，他劝父亲还是等一下，等有其他干部来时一起走安全些。
可父亲知道，调令如军令，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再危险也得走。见父亲坚持要走，那家人只好借给父亲一套破旧的衣衫穿上，虽然稍大一点，但刚好能遮住黄军装。然后又千叮咛、万嘱咐的叫父亲遇见人时要沉着，不要慌张，别人问话时，装哑巴，不要说话。又让父亲又把帽子取下，摘下帽子、领章，用油纸包了放到鞋席。一把小手枪，固定在一个小竹篓的底部木板夹层里。又把头发弄乱，脸上再擦把烟灰，就这样收拾好了，父亲一个人就上路了。
一路上，父亲背着背篓，尽量不和人接触，一个人独自前行，好在路上也基本没有行人。走到半路，天就已经黑了。他就在附近找了一处老百姓废弃的破房子里住下，饿了就啃一个百姓送的粑粑充饥。这破房子是一处单家独户，已废弃多时，十分荒凉。夜深了，破旧的房外不时传来野兽的吼叫声，有的还要来撞一下门，好在门还是关得住。我当时就好奇地问他，你不是有枪吗？他说，那家伙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用的。就这样，一直到天快亮时，父亲才迷迷糊糊睡上一会。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又上路了。
到中午时分，父亲一路奔波，终于来到了高坪场口，从高坪过去不太远就是泗渡，再过去就是板桥了，都是好走的大道。
可正当他轻松下来时，突然发现场口除了那些来赶场的群众外，还夹杂有一些扛着大刀、红缨枪，有的还杠着步枪等人员。“不好，肯定是土匪!”父亲心里一紧，凭着几个月来的工作经验，父亲感觉到，危险就在身边。
怎么办？是硬着头皮走过去还是找地方躲藏起来？父亲想到上级的命令，那可是军令啊，又想起那位唐大叔的叮嘱，“是祸躲不过”，父亲心一横，竟冷静下来，跟着那些大人径直向街道中间走了过去。走到场中间，他觉得有些奇怪，这些土匪既不“抢场子”，又没有干啥，好像是路过的？也许是父亲当时年龄太小，个子也小，又化装得好，一点不打眼，穿过整个高坪场，竟然没有一个土匪对他引起注意。
就这样，父亲在接到调令的第二天下午赶到了板桥区政府，既按时报到，又将高坪场上遇险的情况报告了上级。区委区政府根据多方面收集的情报，判定这股土匪正是活跃在这一带的匪首王先华，他们是利用赶场天正在纠集其他散匪，他们不“抢场子”，主要是怕惊动了附近的剿匪部队，而是暗中搞联络，密谋攻打泗渡镇甚至板桥镇。
得到这一判断，区委区政府立即作了相应安排，将区里刚组建不久的人民武装——警卫排调集拢来，谋划好几个方案，时刻作好战斗准备，给敌人以痛击。
四、硝烟不曾散去
果然，没过几天，匪首王先华就纠集了100来号 残匪，在天刚蒙蒙亮时向泗渡镇人民政府驻地发起攻击。
但他们压根没想到，他们不但遭到了泗渡镇守卫班和驻地武装干部、群众的反击，更可怕的是区武装警卫排和区的武装干部就埋伏在附近，虽说这些土匪人数要占上风，但基本上都是些乌合之众，有不少的土匪还没有枪，有的只是火药枪。他们原以为100多人对付镇里10多人，根本不在话下。可突然来了30多人的强武装，武器显然比他们强多了，一下就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一时间，泗渡镇街口枪声、喊叫声大作。这些土匪本来就是那些被解放军打垮、打怕的散兵游勇，在警卫排强大的火力压制下，没坚持多久，一下子就崩溃了，不一会儿就丢下20多具尸体作鸟兽散了。
这场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的战斗以人民的胜利而结束了。战斗中，解放军还牺牲了一名战士，父亲说，他也参加了这次战斗，这也是他一生唯一正面和拿枪的敌人战斗的经历。
……
滔滔乌江水，巍巍娄山情。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每当我从大娄山下经过时，我都不禁要四下张望，似乎是在寻找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曾经战斗、工作的身影……
——2019年5月于绥阳
（此文发表于2020年遵义政协编辑出版的《遵义剿匪记实》
作者简介：
周瑞林：男，1957年生于贵州省绥阳县，大学学业，中共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遵义市作协、市戏剧家协会会员，绥阳县诗歌学会、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中共绥阳县委统战部退休干部（原任副部长兼县工商联党组书记，享受副县级工资待遇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