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军胜利地渡过大渡河，从花泉出发的那一天，因为前一天夜里下了雨，早晨起来寒风凛冽。我带着上级干部队一个班，翻过一个山坳后，停在一个山嘴子上等候部队过去。大约过去了十几分钟，毛主席来了。我们高兴地站起来，迎接毛主席。“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走?”毛主席在我们队伍前停下来，亲切地问我们。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让我们都感到很亲切。“我们是上级干部队的，担负收容任务，等队伍过后我们就走。”我这样回答毛主席。“太阳快出来了，敌人的飞机会来，这里容易暴露，转到那边去。”毛主席一面对我们说，一面用手指着前面山坳。“是!”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毛主席。我们紧跟在毛主席的后面，转到山坳里。太阳出来了。毛主席才走三四百米，突然前头吹起了“飞机来了”的号音，大家都立即隐蔽起来。说来也怪!往日，敌人飞机来后，总得先转个圈，发现了目标后，才投弹或扫射，今天，我们的队伍走在树林中，敌机从我们的前进方向飞来，没有转圈，一口气就投下了七个炸弹，其中一颗炸弹就在我们刚才停留的那个山嘴爆炸了。好险啊!假如不是毛主席，我们这班人谁还能活着就很难预料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我们渴望已久的时刻来到了，在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了。我们每个人都因这一胜利而欢欣鼓舞，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当时我们内心的喜悦也不会过分，两个方面军的同志彼此都比会见久别的亲人还要亲，人人满怀信心和希望：现在我们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合了，又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直接指挥，我们一定能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打出一片新天地!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利用两大主力红军会合的有利时机，趁敌人还没有完成堵截部署前，迅速地北上，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发展。党中央、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在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下，将一、四方面军建制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穿过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水草地，进军甘南。
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率领下，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战胜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走进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按预定计划进到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后，一面加紧继续北上的准备，筹集粮食、打草鞋等，一面等待左路军靠拢，一起北上。
为培养训练中、上层干部而重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和训练特种兵(工兵、迫击炮兵、骑兵和机关枪兵)基层干部的特科团，一边在此等候一边开始了教学。一天凌晨，我们特科团司令部参谋处的几个人，在熟睡中被紧急集合惊醒。这是怎么回事?今晚没有紧急集合的训练课目啊!也许是有敌情?我们没有犹豫，很快都起来了，收拾好行装，整理好文件，我去向团首长(团长韦国清、政治委员宋任穷)请示，刘少奇同志(当时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正在同团首长谈话，毕士悌参谋长对我说：“不是演习，是紧急集合，情况变了，立即行动。”
遵照团首长的指示，我们立即赶到紧急集合场去，整理部队，红军大学的各单位都在那里集合了。何畏(张国焘的亲信，原四方面军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一九三八年叛变)坐着担架，带着他的交通队，匆匆地去找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我们特科团随红军大学后开进，团首长要我在前面带着队伍走，他们都在队伍后面，并交代说：没有命令不要停止。
走了一段路，天刚破晓，前面的队伍在一个小村子边停止了前进，我们也只好就地停止下来。团首长赶到前面来了，问我：“为什么停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走。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继续前进，红军大学本科的学员(绝大部分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已经走过了村庄。
这时，从后面赶来三个骑马的，直往前冲去，其中一个是干部，把何畏的信交给李特(原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副校长，当时是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看了信后，就大声地叫嚷起来：“四方面军的干部回来啊，张主席要我们南下，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右倾机会主义走，不要跟高鼻子(指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跟随红军长征的李德)跑到苏联去!”已经上了路的四方面军干部当时不明真相，听了李特的叫嚷，纷纷往回走。就在这个时候，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率领留在班佑接应左路军的三军团第十团来到了。
听到李特歇斯底里的叫喊，彭德怀同志气愤极了，当即给予严厉斥责：“李特，你这个家伙，苏联的面包给你吃(李特曾留学苏联)，不如喂狗……”当时的气氛很紧张。这时，毛主席从路旁的房子里走出来，他镇定自若、从容而坚定地对着大家高声地说：“党中央决定的北进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我们坚持这个方针，坚决北上。南下是十分不利的，是错误的，行不通的，他们一定要南下，就让他们去试一试，将来他们自然会回来的!”然后，毛主席对彭德怀同志说：“老彭，你带着队伍走，我在这里，我来处理。”我正走到毛主席跟前停下，毛主席的话听得清清楚楚。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疑团解开了，我们的心里豁然开朗，我们都坚信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毫不犹豫地跟着毛主席走，继续北进。同我们一起北进的也有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干部。
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了危险区。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任政治委员，继续北上，渡过包座河，过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突破了敌人的?胃河防线和层层封锁，击溃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翻越六盘山，于十月胜利抵达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在吴起镇，打了长征的最后一仗，把追击我们的敌人打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门外，作为我们同红十五军团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会合的见面礼!
仅仅一年后，毛主席关于“将来他们自然会回来的”预言便变成了现实。一九三六年十月，会合后的二、四方面军一起来到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会师了，共同担负起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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