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傅钟同志把我叫去，先是介绍我同红三十一军的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见了面，然后对我说：“中权同志，组织上决定叫你去大金川的独二师任政委。”我很激动，深感责任的重大。傅钟同志接着把情况向我简单说了一下：当时，我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九军、三十军等部队已越过了党岭山，眼下正向着西康的理塘、巴塘、甘孜县前进，准备迎接红二、六军团，然后一起北上，会合党中央。位于川西的我红三十一军等部队为殿后，正与四川军阀部队和蒋介石的李抱冰部形成对峙，以保障前方部队的胜利进军。我听到目前北上的形势这么好，真是说不出的高兴。身旁的王军长和朱主任见我兴奋不已，笑着说：“年轻人，要沉住气。”我们都会心地笑了，不过，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真有些不好意思。
一九三五年夏，在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大会师的影响下，散居在川西的各少数民族先进分子，纷纷响应党的号召，武装起来反抗国民党的军阀统治。在我地方党的领导和主力红军的帮助下，川西大金川丹巴一带的藏族头人马骏，于一九三六年春拉起了一支队伍，被总部授予金川省军区红军独立第二师的番号，并任命了马骏为该师师长，金世柏为副师长。为了巩固、提高这支武装力量，又从一、四方面军抽调了一百多名红军干部到该师任职。眼下，这个师共有两个团，两千多人，多数同志是藏族同胞，一半是骑兵，装备了三百多支步枪，其余是长矛大刀。他们强壮剽悍，能骑善射，作战非常勇敢。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们派去的汉族同志，也都一律着藏族服装。
当时，上级交给独二师的任务是担负丹巴地区西起绥靖、东至党岭山的约三百公里交通线的警戒任务。具体分工是：一团负责丹巴至党岭山一线，二团负责八旺至绥靖一线。接受任务后，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既为我党有了第一支藏族武装而高兴，又为自己将在新环境中担任的角色而担忧。此次之行，肩上的担子非同一般呀!在回去的路上，我一会儿欢乐地跳起来，一会儿又沉思呆视着前方，想象着藏族兄弟的特征、习性……
四月初的一天，在部队的护送下，我沿大金川北上，到达了独二师师部所在地一巴旺。前来迎接我的是一位非常英俊的藏族汉子，那人身材魁梧，体格匀称，英姿勃勃地站在我面前。他穿一领半旧的青缎袍，腰问系着藏蓝色的绸带，袍边和袖口上都镶着宽宽的滚条锦边，在阳光下闪闪照人。看上去，他不过三十多岁，脸庞微黑而细润，淡蓝色的大眼睛，透出和蔼诚恳的目光。他看完军部的介绍信，乐滋滋地望着我。然后腰身一躬，深深地给我行了一个藏族礼。我赶忙照他的样子还了一个藏族礼。“可把政委盼来了!欢迎你，中权同志，我是马骏。”他操一口熟稔的汉语，显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一面迎我进屋，一面吩咐置备酒宴。接着，我们相互介绍了各自的简况。马师长说：“民族有别不是冤家，敌我之分才是对头。”他那直爽的性格，开朗的胸怀，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感到，民族问题的历史隔阂是可以通过共同的理想、信念而消除的，我为自己有一个满意的共事者而高兴。“我父亲是头人，又是郎中，今年六十出头了，正天天忙着为我们筹粮……”马师长继续说着。我临行之前，就听王军长说过，马师长的父亲为我们红军筹集了十多万斤粮食，为人开朗，向往革命，是个难得的好人。我赶紧对马师长说：“请马师长向令尊大人转达我的问候，祝他老人家长寿安康。”马师长又以藏礼相待。
不一会儿，马师长叫人送来一套崭新的藏服，并亲自帮我穿戴好。酒宴过后，马师长叫来几个藏族骑手，给我做骑马表演。有的骑手带两匹马，坐骑不用鞍子，可以从这只马上跳到另一只马上，枪也打得很准，我惊叹不已。第二天，马师长陪我到部队去，每到一处，他都对部队做一次简短的讲话，先说一段藏语，再用汉语重复一次，他说：“要听党的话，党知道的东西多，了解全局，党的指示最正确，我们都要遵守这个道理。”他讲话的时候，部队精力非常集中，一双双神采飞扬的眼睛，不时地跟着他的手势转动。看得出，他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望。也说明了党的政策在少数民族中扎下了根。．晚上，马师长又与我欢快地聊起来。他说我穿上藏袍，很像藏族人，不过，有些动作还不够自然。接着，就给我做开了示范动作。我问他：“藏族的袍子为什么那么长呢?”马师长笑了：“汉人衣服有口袋，藏袍没有口袋，可装的东西比口袋还多。”我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摸了摸腰问扎的宽布带，“这腰袋一扎，上半身的袍衣就成了一个大口袋，里边可以放衣服、糌粑、盐巴、茶、木碗等。”“那……下边为什么还拖那么长?”他又滑稽地朝我笑笑，说了声“看着”，便站起身来，像跳舞一样，身子反时针转圈，藏袍也摆了起来，然后就向地上一倒，长长的藏袍将他的身子全盖上了。“这叫有铺有盖，起卧动作最快。”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也动了。照他的样子做了几次，的确是如此，不用脱衣和穿衣，不用铺褥和盖被，说走就走，真是太方便实用了。他还给我讲起了藏人的习俗、历史及心理。他说如果藏族姑娘骑马在前，你可不能与姑娘赛马，否则就是求爱了。他玩笑似的说：“李政委，你可要小心哟。”
我们会心地笑了。他又说：“我们少数民族只有投入祖国的怀抱，才能进步，才能幸福；而这个祖国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走向光明。”他列举了许多事实，听得出，他的信仰是经过长久思考的，否则，不会这么肯定和坚定。后来，我曾问他：“你对令尊大人当头人怎么看昵?”他笑笑说：“眼下还得这样，他老人家要是不当头人了，怎么能筹集到那么多粮食昵?红军的事业需要他这么做。”他边说边向我投来征询的目光，我赶忙点点头。他接着又说：“不过，老人绝对听我指挥，只要革命胜利了，他就不做头人了，情愿去做郎中。”“到那时，人民知道了这一切，要是还选你父亲当苏维埃的主席呢?”“那一他就听人民的指挥呗!”我听着他的回答，感到心里甜甜的。这是多么好的一对父子呀!我深感肩负的重任，一定要建设好这支少数民族为主的武装。马师长对金副师长很佩服，他曾对我说：“金副师长不愧是鄂豫皖根据地出来的战将，战斗勇敢，组织指挥精明细巧，红军里边人才多呀!”
他又赞扬了桑吉悦希同志 (后改名天宝)，说桑吉悦希同志年轻英俊，精明强悍，对桑吉悦希很感兴趣。他还赞扬了我军派去的两个团政委，一个姓杜，一个卜，都是文武双全的好手。独二师，就是在这样一位有知识、有气魄、有能力、有教养的师长带领下，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任务，我和马师长也相处得像一个人一样，欢快而又舒畅。马骏同志不但处处理解我，而且时时将自己“亮”出来，让别人来了解他。的确，人与人相处，再也没有比相互理解更崇高的了。四月中旬，在一次剿匪战斗中，我的左腿中弹负伤，被送到了红九十一师的医院治疗，马骏同志闻讯赶来看望我，这使我们的情谊更加深了。我对这支部队，对马骏同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这种亲密关系才开始不久，就被张国焘的毒计割断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地区，同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合后，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加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错误的坚决抵制，张国焘只能被迫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同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但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及思想方法依然侵害着红四方面军的肌体。七月的一天，红九十一师骑兵班突然送来了一份只准我亲收的信件，这使我感到诧异。当时，我们作战隶属于九十一师指挥，我猜测可能是新的战斗行动，但又为什么不准给马师长看呢?我打开一看，是叫我去九十一师面谈，顿时，疑虑袭上心头。
我到了九十一师师部，师长和政委把我带到一间静悄悄的小屋里，他们脸色沉重地取出了一份张国焘发给九十一师的绝密电报，说：“你看看吧!”电报的内容是：红军即将长征北上，估计独二师师长马骏不会随红军长征……现特令设法将其处决，不得有误。看完电报，我眼前一黑，头脑里嗡嗡作响，全身好像遭了雷击似的，心口仿佛在惨痛地流血……我下意识地背过身子，眼眶被股股热流冲动着。我再三命令自己：不能激动，不能流泪，这是军令，这是军令啊……马骏师长的音容笑貌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眼前。我记得第一次下部队的时候，在伤员中见到过马师长的老父亲，他是一个精明干练的老人，正给伤员们医治伤口，他老人家听说我和他儿子共事，笑呵呵地说：“李政委，我的儿子性情不好，不大懂事，你可要好好地帮助他哟。”不久，他老人家将筹集到的一百多万斤粮食，全都交给了红军。他们父子是真心实意拥护红军、倾尽全力为红军服务的，看不出任何动摇叛变的迹象，怎么能这样无端怀疑、乱施淫威呢?难道上级掌握了其他的情况，而我没有察觉?师长和政委好像看出了我的疑虑，深深地叹了口气，问：“马骏有什么反常的现象?”我说：“没有，我认为他很正常。”听了我的回答，他们都非常惋惜，可是，这是张国焘的命令，不执行不行呵!就这样，马骏师长惨遭了张国焘的毒害。这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悲痛和遗憾。后来，又传达了张国焘对独二师的处理意见：原则上取消独二师番号，愿意长征者可以留下，编人红军主力，不愿北上的可回家。独二师一夜间化为乌有。广大的藏族青年是热爱红军、向往革命的，
当动员可以回家的时候，他们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主力去北上长征。除少数人回家外，大多数同志都被编入了红军主力，他们后来表现得都很好，有的被选送到中央党校学习，有的成长为我党我军优秀的少数民族负责干部，天宝同志就是其中的～个。别了，巴旺。别了，独二师一红军第一支藏族武装。面对着马骏师长的亡灵，我是无法告慰的。我哭马骏，也哭自己。一想到马骏师长的妻子家室和老父，我就痛心疾首，仿佛将自己的良心都出售给了魔鬼。多么凄惨可悲呀!由马骏同志的被害，我不得不对自己发出责问：为什么对张国焘的那一套不起来斗争，不坚持正义呢?可是，我的耳边又响起许多人的话语：“当心哪!张国焘见你脸色不好，都可能把你杀了的。”对马骏师长的追思伴随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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