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江西省兴国县。一九二九年四月，我在家乡参加了红军，而后奉命转到地方工作。一九三四年十月，我从江西瑞金又重新参加了红军队伍，不久，我所在的八军团奉命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前，增加了许多新战士，无法赶制军装，我就穿着那套老百姓的衣裳踏上了长征路。我们进入湖南后不久，八军团解散，我又被分到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机枪连当战士，那时背着背包，扛着机枪，一天走几十里路，汗水湿透了衣裳，太阳出来很快又被晒干了。这样，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衣服上结了一层白霜(我们称之为“汗花”)，因为我扛机枪，上衣的两肩磨出了洞，常找些破布胡乱补上一块，就这样补了又破，破了又补，两个肩补丁摞补丁，像两块肩章。到了宿营地，因为累了一天，很想休息一下，躺下就能睡着。可是，一看到自己这一身散发着酸臭味的湿衣裳，也就顾不上休息了，赶紧找小河沟或到井边弄些水，把吸满汗水的衣服洗涮一下。衣服晾在树上，人的活动可就不自由了，穿着短裤，赤着身子就不好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有时紧急集合，只好穿着湿衣服去站队。宿营后遇到派勤务或站哨，衣服就洗不成，只好在睡觉前把衣服晾开，第二天穿着那像浆过一样的硬邦邦的衣服继续行军。这时，我是多么盼望有一套换洗的军装啊!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后，部队进行了轻装、缩编，我们的机枪连缩编成机枪排，开进遵义城住了两天。有一天，连长把我叫去，把一块面子不怎么宽的蓝布交给我说：“你的衣服实在叫人看不下去了，把这块布料拿去，自己想办法找人做一套军装吧。”我接过这块布，既高兴又激动，从心眼里感谢组织的关怀。
可是谁想接着又是紧张的行军、打仗，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衣服。我虽然穿的还是原来那套破衣裳，可一想到背包里那块蓝布衣料，心里就踏实多了，走起路来也分外有劲。就这样，我背着这块蓝布，跟着队伍在贵州、云南、四川三个省转了近两个多月。因为行军紧张，宿营晚，起得又早，勤务也多，衣服一直没有做成。
三月的一天，部队稍早一些到一个小镇宿营，有人说，看样子可能会住上几天，休整一下。这天放下背包，我就请假带上那块蓝布去找裁缝。因为镇子不大，很顺利便打听到了一个做手工的老乡。我讲明来意，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看我这身穿着，他似乎也很感动，答应给我快做，放下手中的活，马上为我量尺码，接着就动手剪裁。因为天已经黑了，这里没有明亮的灯，他说要做只好等明天了。见他这么肯帮忙，我讲了一些感谢的话之后，带着小跑回到驻地。眼见穿新衣服有希望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一天行军的疲劳都不知哪里去了，晚上我竟然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总想着那块剪开的蓝布，想着一身崭新的衣裳。
突然，一阵急促的号音把我惊醒。“马上吃饭，四点钟出发!”排长大声地喊着。我哪里顾上吃饭，穿上衣服便直往那家裁缝店跑，敲开门告诉那位老乡衣服不能做了，我们马上要出发。老乡听说，急忙找出昨晚裁好的衣料，连同剩下的一些边边角角碎布包好交给我，我说了两旬道谢的话，转身就走。刚出门，忽然想起得给人家报酬，又忙着转回来，从衣服的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纸包，这里装的是几两烟土，我拿出一块给他，并且解释说：“收下吧，我们红军没有现钱，这是上级发给我的草鞋费，给你作为报酬。”老乡开始坚决不肯收，叫我留着换草鞋。后来我讲明了红军的纪律，他才勉强收下了。
离开这个小镇，又是紧张行军。我们在贵州和敌人兜圈子，钻山沟，走小路，晚上多住在一些人烟稀少的村镇，有时还在野外露宿，衣服自然没有工夫做。第三次过赤水之后，有一天到一个小村里宿营，上级传下话来，要求把住处搞得好一点，要在这里休整几天。我想，这正是做衣服的机会，赶忙去打听这村里有没有做手工的人家，一位老乡告诉我，村头有一家过去给人做过手工，听说现在不做了。我抱着一线希望夹着这块裁好的衣料到了这家。主人很热情，说他们虽早已不再收活了，但这套衣服一定帮忙做，而且一定尽快做好。我把衣料放在那里，回到住处。第二天果然没有出发，上午我在开会之余，又跑到那家看看，只见那家婆娘正在床上为我一针一针地缝制呢，我也不好更多地打扰她，讲了几句客气话就离开了，临走时她说，一定快赶，叫我晚饭后来取。眼看这套衣服就要穿到身上了，我的心里有多高兴啊!
可是快到中午的时候，通信员来通知，马上打背包，午饭后出发。我慌了，快步跑到村头那家，一进屋，看到老乡和他的婆娘两人都上手了，正在为我赶制那套衣服，见此情景，我感动极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衣服已经陕做成了，只差衣袖、衣领、裤腰没有上，扣眼没有锁，然而时间不等人，我只好拿着这套“半成品”离开了这真心实意支持红军的一家人。临走时，我还是从衣袋里掏出纸包，硬交给他们一块烟土，讲明原因，待他们追出门来，我已经跑远了。我背着这套“半成品”，随着部队出贵州，入云南，渡过金沙江，一直到了四川。
一天，在四川会理附近一个村镇宿营，因为到达宿营地的时间比往常早些，再加上我身上这套衣服已经破烂得太不成样子，我又拿起这“半成品”出去求人。一个五十多岁的四川老大娘听我讲完这套衣服不寻常的经历，当即表示：“剩下这些活，今天晚上一定做完，明天你穿新衣服走路好喽。”可是谁能想到第二天出发时，我不但没有穿上新衣服，连这套一直成为我精神安慰的“半成品”也永远离开了我。原来，这位大娘的儿子家住在离这两里多地的村上，大娘昨天晚上把衣服送去给她儿媳，让她连夜做，天亮前去取。谁知因为敌情有变，我们凌晨三点半紧急集合，当我赶到这位老大娘家时，她也起床了，准备去取衣服，但时间怎么也来不及了，她拍着大腿说：“糟了，这么早出发，哪个鬼晓得哟。”她又说：“你等等，我跑去拿。”听说敌人的先头部队离这里已经很近了，不允许我久留。我告诉她，不要急了，这套衣服送给你了，她急得跺着脚说：“这怎么使得哟，这怎么使得哟!”最后，大娘打开箱子摸了半天，拿出了两块银圆要我收下，我自然执意不肯。这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始出发了，大娘一直把我送到队伍里，紧紧拉住我的手连声地说：“伢子，对不起你，你们可一定要回来呀!”我看她的眼圈都红了。这一回倒也彻底，无牵无挂，我再也不去想做新衣服的事了。因此，只得自己想办法“整修”身上的衣服。
我抓紧行军打仗的空闲时间，利用那几块裁剪剩下来的边角碎布，把穿的这件破衣服好好补了一下，就准备无限期地穿下去。有一天团长把我叫去，十分正经地对我说：“听说你把新衣服送给四川老乡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纪律，可不经报告把‘军需品’随便送人，这也是纪律所不允许的。”我赶忙解释，团长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都知道了，都知道了。我这里有一条裤子，你拿去穿吧，可不要随便再‘送’人哟。”这是一条灰色的旧呢子裤，虽然屁股后面已经补了两块，但看样子还能穿一阵子。我接过裤子，给团长敬了个军礼说：“报告团长，这条裤子我保证天天穿在身，谁也扒不去!”这条呢子裤成了我的“礼服”，行军的时候合不得穿，宿营、开会换洗衣服时，我才把它拿出来穿上。在我们连里谁都知道我有一条呢子裤，每逢开会前，大家总不免要以它为话题，逗笑一番。“呢子首长来了，起立!”“看，还有两道裤线呢!”听到这些话，我总是和大家一起放声大笑。裤子解决了，上衣又“告急”。有一次不小心，机枪腿把右肩刮了一个大口子，肩膀露出来了。因为布已糟了，缝了一下也挂不住线，我为此事很苦恼。一次打土豪时，连长向上级要来一件黑色的夹长袍给我。连长当着我的面把这件长袍齐腰剪开，把上半截送给了我，并且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换换装吧，咱们也该注意点军容风纪呀，总露着半拉膀子就太不像话了!”我原来那条裤子也已经“百孔千疮”，再也穿不出去了，也只好在长征途中“退役”。从此，我就穿着那条灰色呢子裤和这件剪成半截的大褂，继续走这艰苦的长征路。天气已经很热了，呢子裤不透风，裤子里好像有个火炉，一走起来浑身上下都冒汗；遇到下雨，这条裤子又特别能吸水，裹着腿叫人迈不开步。
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们来到了夹金山脚下。这里气候多变，气温很低。过山前，部队开始筹集粮食，衣服，准备姜、蒜、辣椒等驱寒物资。我没有分到衣服，就穿着那件呢子裤和单衣跟着队伍翻越了这座大雪山。八月，过草地前上级要求凡是有两件单衣的，都要缝起来，中间加些羊毛，只有一件单衣的，发给两张生羊皮。就这样，我背上披着两块生羊皮，忍着饥饿，口渴，经过七天的艰难跋涉，走出了一望无垠的荒芜草地。从这以后，这两块生羊皮前一块后一块做坎肩，就一直不离身了。行军时披着，睡觉时铺着，一直穿到陕北。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们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我们在直罗镇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了蒋介石的一O九师。在这次战斗中，我负了伤，到清泉沟住了几个月医院。
一九三六年二月，我被派到陕北瓦窑堡附近安定县的一个补充师去当副排长，负责训练新兵，这时，上级发给我一套崭新的蓝布棉军衣。这是我当兵以来，第一次得到军装。看着这套棉衣，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当我第一次把这套蓝布棉军装穿在身上的时候，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使我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激动。那块蓝衣料、那件掉了袖子的破小褂、还有那条灰呢子裤、半截黑长袍、老羊皮坎肩，一件一件浮现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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