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一月，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与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合编，改称第五军，军长就是董振堂同志。我以前没见过董军长，合编以后，在董军长率领下战斗，非常想亲眼见见这位宁都暴动的领导人，见见这位威震敌胆、大名鼎鼎的将军。当时我任四十三团政委，我团的任务是负责巩固方面军的后卫和保卫川康苏维埃政府。部队驻地距军部较远，很少有机会见到军部领导。
一九三六年六月，军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传达中央指示，布置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任务，我终于见到了敬爱的董振堂同志。他当时正当壮年，身材结实魁伟，方圆的脸上总挂着笑容，使人感到亲切、和蔼。会上，董军长详细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北上团结抗日的英明决定，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要求全军坚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北上抗日。董军长说：“一切违背中央精神的行动都是不能允许的。”
由于当时张国焘还在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上，董军长的一些话没有深讲，我们也没有完全理解这些话的含义，直到后来长征到达陕北，张国焘反党分裂的罪行被公开批判后，我们才知道董军长为执行中央决定，坚决北上，反对分裂，曾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了坚决斗争，为率领部队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次会议结束后，军部工作人员通知我，军长要找我单独谈话。当时我怀着兴奋而又紧张的心情来到董军长的住处，董军长、黄超政委、罗南辉副军长都在那里。董军长和我亲切地握过手后，首先关切地询问我部队的生活情况，能不能吃上饭，病号多不多?我说：“病号不算多。”军长说：“那好，主要是把伤员同志都安置好。”还问有什么困难?我一一地回答了他的问话。不知不觉中，我那拘谨的心情松弛了，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今年多大”董军长问我。
“河南商城县的，今年二十三岁……”
“我是河北人，新河县的”军长没等我回答完就说。
接着军长又说：“你要河南，我在河北，参加红军后，我在江西，你们在鄂豫皖，是革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那时虽然我们相隔很远，但也是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今天由于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把我们汇合在一起，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我们几个方面军的同志要团结，只有团结一致，我们才有力量，你说对吗?” “对。”我回答。
“搞好团结，首先要处理好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还要加强军民团结，我们北上路途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要教育部队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搞好关系非常重要。”接着他加重语气说，“北上任务是艰巨的，困难是很大的。
过草地，没有粮食，这样就需要我们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他特别强调了要加强纪律性，提出“三不准”：一是不准打红嘴老鸹(乌鸦)；二是不准进喇嘛寺；三是不准拿喇嘛寺旗杆上的幡。军长说到这里问我：“我写过一本《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的小册子，你看过吗?”“看过了。”我回答说。董军长写的这本小册子，我们领导干部当时手头都有一本，是用三十二开纸油印的，有三四十页厚，有些内容与现在的管理教育条令相似，这本书对当时的部队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可惜后来由于处在游动的战争环境中，我的这本书还是没能保存下来。董军长接着对我说：“我是旧军队过来的。国民党的军队把枪口对准人民，把士兵当成扛枪的工具，动不动就打骂、枪毙，这样的士兵是不会真心实意为他们卖力气打仗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当官的要爱护战士，不能打骂战士和下级干部，但管理教育要严格，还要讲究方法，要克服军阀残余。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当然，搞好团结，最重要的是一切按照党的指示办。要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决执行党的北上抗H的决定。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北上途中要经过草地，要通过腊子口，那里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地上有敌人围追堵截，空中有敌机轰炸扫射，沿途还有反动武装的袭扰。困难是很多的，你们团是方面军的后卫，要掩护总医院伤病号前进，困难会更多，任务会更重，你们要尽一切努力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谈着谈着，吃饭的时间到了，军长热情地留我和他一同吃饭。在当时粮食奇缺的情况下，他把平时节省下来的糌粑面、牛肉干和酥油都拿出来给我吃。我那时年轻，胃H又好，加上军长那样的热情，所以，就不客气地吃了很多。吃饭中间，我问军长：“听说附近这条河拐弯处的深水里有大鱼，部队粮食不够，怎么不打鱼吃呢?”军长认真地说：“不能打呀!老百姓说那是神鱼，我们要尊重当地的风俗、规矩。”谈话中我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你们军部手枪队的枪真好。”“那好，送给你一支!”军长爽快地说。刚吃完晚饭，一支崭新的德国造“多西”式驳壳枪就送到我手里了，这是一种长枪管快慢机驳壳枪(带枪托)。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一般指挥员，一个战士，能得到一支得心应手的杀敌武器是最值得高兴的事，然而更使我感动的是军长对下级的关心和体谅，他对一个下级指挥员一句不经意的话都那么在意，重视。这支枪，后来伴随我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翻越了万水千山，直到后来到达陕北后，我被调到红大学习时才恋恋不合地上交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方面军主力胜利通过草地，大部分部队已过腊子口进入甘肃。这时红五军在方面军的后尾，我所在的四十三团是全方面军的后卫，当时还在崇化地区与追击我的敌炮兵薛岳部血战。董军长得知这一情况，急电令我不要与敌恋战，立即将部队撤出，H夜兼程北上，并说亲自在毛儿盖等我到来。我到达毛儿盖后，立即到军部领受新的战斗任务，在这里，我又一次见到了董军长。一进军部，军长立即迎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问道：“你们辛苦了……部队怎么样?伤亡大吗?”我回答道：“请军长放心，部队虽然有伤亡，但战士们情绪很高，部队还是三个营的建制，没有问题，请首长给我们新的任务。”军长叫我坐了下来，说道：“你们打得很好，要抓紧时间休整，随军主力北上，你们团仍然担任后卫，边走边打，途中还要过草地，任务是艰巨的，你要想尽办法克服一切困难掩护主力北上，并把全团带过草地去。”
接着，军长把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过草地的情况通电念给我听，然后结合电报精神，具体地告诉我在途中遇到各种情况时应如何处置，与军部、方面军直至中央的电台联络如何沟通，还向我详细地介绍了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通过草地的经验，甚至把草地中可以食用的十几种野菜的名称形状都一一介绍了一遍。最后，他特别仔细地给我介绍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关——腊子口的情况。
董军长说：“腊子口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我们先头部队通过时都曾经过一番苦战。你们团最后通过那里，要准备打一场恶仗，事先要把一切不必要的辎重物资丢掉，对重伤员做好妥善安排。只要你们轻装前进，动作迅速，是有可能争取先敌通过腊子口的，这样将避免增加部队伤亡。如果让敌人先占了那里，我们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军长的指示是那么具体、清晰，每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到，这使我们对下一步行动提前做到了心中有数。
当我团最后通过腊子口时，由于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提前安置好了伤员，丢掉了大部分辎重，终于抢到了敌人前面。当我们胜利登上山顶时，国民党李家钰部的一个排才赶到半山腰，被我团前卫一个连将该排三十余人全部解决了，俘敌十五名，后来经过我们做工作，有五人还参加了红军。在我团准备通过腊子口时，军长又从甘肃给我发来电报，要我们注意新的敌情，并告诉我们，我军先头部队已消灭了甘肃军阀鲁大仓部，为后继部队打开了通路。这封电报鼓舞了我团全体指战员一鼓作气，顺利地通过长征路上最后一道天险——腊子口，实现了与军主力胜利会合!
回想起跟随董振堂军长长征时所经历的一场又一场战斗，回想起军长和我们下级指挥员的每一次谈话，军长那为革命忠心耿耿、浴血奋战以及对待同志的关心爱护，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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