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命令传到我们一师三团：“明天早上七点出发，通过水草地。”早在两三天前，我们已按上级意图开始准备给养，可因为先头部队已过去，筹集了一些粮食，所以给养来源将近枯竭，我们虽四处寻找，收获却很小，末了只得割下山坡上的青稞麦，给主人留下银圆。就是这样，每人也不过凑了三四斤。
那时我在三团当俱乐部主任，带着三个宣传员做宣传鼓动工作。对于过草地的艰难程度，我们已有所认识，前几天二师六团首先进入草地，因准备不足，加上胡宗南骑兵的袭击，被迫退了回来。天黑，炊事班长老王找到我，神秘地说：“我弄到一只山羊子。”晚上，我们找到了老王，他正用大铜锅煮山羊子肉。山羊子煮熟了，大家蜂拥而上，你抻一块，我拽一条……老王把手往围裙上抹着，两眼乐得眯成一条缝，像哄小孩子似的：“慢点，慢点，少吃点，别闹肚子……”我们这些馋鬼哪顾这些，只是拼命地吃，自强渡大渡河之后，哪天吃过一顿饱饭?
天天是行军打仗，到了毛儿盖之后，还是经常吃野菜充饥。不一会儿，山羊子吃完了，只剩下一点汤。没想到，我刚回到阁楼一会儿，就开始剧烈腹痛，不大会儿工夫就又吐又泻。另外几个宣传员吓坏了，赶紧叫来卫生队长张杰，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军医，无论是在以前的战斗中，或在长征途中，曾抢救过许多伤病员。他仔细地给我诊断之后，问道：“你吃什么东西了吗?”我只得说实话：“刚才吃了山羊子肉。”他说：“这是急性肠炎。”接着又安慰道：“你等着，我去拿药。”不大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两支注射液，他十分珍惜地抚摸着这两支药，和蔼而又不安地说：“咱们的药挑子都空了，自打瑞金出发就没补充过。现在，我手里还有三支，给你用两支，现在打一支，一小时后再打一支，好得了是这两支药，好不了也是这两支药。剩下的一支，还要等紧急时给团长用。”打完针，又宽慰我说：“我估计打这两针，明天大概能行军。”
第二天清晨，大家背着背包、枪支和仅有的三四斤青稞麦出发了，离开毛儿盖，进入水草地，我被收容队抬在担架上。快到中午，突然响起重机枪枪声，大家以为敌人骑兵又来袭击，紧张地做着战斗准备，放下棍子拿起枪，准备抵抗。很快，枪声又停止了，我们正纳闷，从前面传来话，重机枪连发现一只鹿，架上机枪扫射，结果鹿跑了。团长来了，骂了他们一顿，大家都笑了。近几个月来，历尽千辛万苦，不但吃不饱，也很少见油盐，所以大家都想开开荤。就在这时，一团乌云向头顶飞来，紧接着倾盆大雨哗哗而下。张杰同志招呼着大家不要掉队，不要掉入水里，又帮我用桐油布盖在了头上。雨水湿透了我们的衣服，又顺着衣角流下，担架队员的脚下不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这是在蹬水，我冻得直哆嗦，肚子又开始痛起来，身子缩成一团。张杰同志跑到我身边，问明了情况，一边抹着脸上的水，一边把一个大烟泡递给我，说：“吞下去就好了，能止痛。”我看了看又黑又脏的大烟泡，不想吃。但看他执拗的神情，只得吞下，还真灵，几分钟后肚痛就减轻了。
下午，由于饥饿和劳累，速度放慢了。担架队员们费力地抬着我和另外两个重病号，张杰的大骡子让给了一个伤员骑，其他伤病员同志则是能走自己走，不能走就由一两个人搀着走。好多人的枪支、行李都上了哑巴挑夫的挑子，将扁担压成了月牙形。哑巴挑夫是从中央苏区来的红军老战士，虽是哑巴，心里却清楚，也异常能吃苦，长征一开始，他就在卫生队挑药挑子，后来，药越来越少，四副药挑子并成了三副，三副又并成了两副，空药箱、空药瓶、医疗器械等东西都上了他的挑子，再加上大家的背包枪支，真像挑着两座小山。过雪山后，有人要把空药瓶扔掉，他不肯，硬塞回箱子挑起来。他固执地认为，将来我们会有很多药的。大家互相帮助，共同向前走，不让一个人掉队。
就这样，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到了宿营地。收容队一就乐呵呵地跑来找我们。他已烧开了水，我们跟他来到大手烤火，一边将自己的青稞麦倒进去一点。老王一边用根还念叨着：“你们怎么上来这么慢，我正在着急……”青稞麦煮好了，凉湿的空气中弥漫着饭香，我们不子、碗盛饭吃饭。吃完饭，用毡子或者油布一裹，挤在一辗转入睡。蒙咙中，看到老王、哑巴挑夫还在忙着拾柴火饭的同志煮饭。张杰同志则和黄医生、孙医生挨个检查伤的病情，为他们洗伤口、换绷带。第二天清晨，军号声将我们唤醒，各单位清点了一西，继续向前走。我仍和收容队一起走，因为病轻了点，我执意不再上担架，张杰同志就让我和其他伤病员一起换着骑他那匹骡子。
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第四天过去了，这时粮食已相当紧张，大家的干粮袋都快干瘪，煮饭的时候，锅里出现了野菜、草根。各单位陆续出现了吃野菜中毒和浮肿、虚脱等现象。再加上每天遭到雨、雪、冰雹的袭击，有的同志走着走着，一斜身栽倒在地上，就再没有爬起来；还有的同志陷进了泥水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次，我正扶着拐棍往前走，一只腿“扑嗤”一下陷进了泥水里，多亏同志们的帮忙，才拔了出来，过了一会儿，腿肚上就开始裂口子，原来水是有毒的。
这天晚上，老王突然一挥手：“我给你们讲讲咱们兴国县打土豪吧……”大家围了过去，互相靠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老王讲那轰轰烈烈而又激动人心的场面。这熟悉而又遥远的情景，又重新出现在大家脑海里，苏区的红旗，八月的桂花，使大家感到无比温暖，在这回忆和憧憬中，大家提高了士气，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从这夜起，我们就开始了讲故事的活动，无论是宿营后和行军中，老王是主讲，特别是在艰难的行军中，他附近经常出现笑声。但他的脸更黄更瘦，颧骨高高地突起，嘴唇上裂了一道一道的口子。渐渐地，讲故事的活动波及了全团，在艰苦的行军当中，在寒冷的夜里，大家经常三五成群地走在一起，围在一起，听故事讲故事。我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以这种新的形式发挥着作用，鼓舞着大家奋力前进。减员越来越厉害。
晚上，有些身体弱的同志围成一圈烤火。后半夜，火熄了，他们就挤睡在一起。早上吹号后还不动，看人去拉，才发现都已牺牲，大家拔些野草，掩盖住他们的遗体，继续前进。大概是第四天的早上，我发现我干粮袋里空了。现在，青稞就是生命，我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哭着对老王说：“老王啊，我过不去草地了。”老王和另外几个同志围过来问道：“怎么啦?”我举起了干瘪的干粮袋：“我的干粮袋空了。”老王愣了一下，粗糙的大手不停地摸着下巴，半晌他才说：“一点也没有啦?”说到这里，他突然提高了声音：“同志们，咱们一人给他凑一点。”说着，从自己干瘪的干粮袋里抓出一点给我。于是，同志们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每人捏一点青稞放人我干粮袋，一共凑了一斤多。我把干粮袋贴在胸前，泪止不住地流。我还看到一件事，使我终身难以忘怀，也是在那最困难的日子里，张杰同志将受了伤挎着胳臂的朱指导员带到了自己的骡子前，对公务员小沈说：“咱们还有多少青稞?给朱指导员一点。”小沈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望着他。这小鬼才十四五岁，还是个孩子。
“打开驮子。”张杰同志命令。他已经瘦得皮包骨了，由于每天采甘草、黄麻等草药为伤病员治病，眼睛也熬得通红，看上去有些吓人。小沈打开驮子，拿出青稞麦，两个人的口粮只有两三碗。小沈看着手里的青稞麦哭了。张杰同志说道：“给朱指导员一碗，他一点干粮也没有了。”小沈给了他一碗，三个人面对面流下了眼泪。饥饿威胁着红军战士的生命。大家饿得眼发黑，一脚轻，一脚重，但仍咬着牙向前走。
师和军团首长把自己的马和骡子杀掉，把一些肉送给收容队的病号，大家喝着清水似的青稞、野菜汤，晚上点起火堆，讲苏区的斗争，憧憬革命的胜利，决心走出草地。大概是第七天的晚上，我们收容队到了宿营地，这里出现了一座座荆条编的、用牛粪糊着墙壁的简易房屋，刚住下，不知谁嚷了一声：“出草地了。”伤病员们惊喜地站了起来，赶紧打听，当知道确实是走出草地了，一哄而散，瘸着、拐着地向自己连队跑去。原来，这儿就是班佑。
我们终于走出了草地，以卫生队为主组成的收容队，加上伤病员共有四五十人，其中十几名同志牺牲在草地上。炊事班长老王和哑巴挑夫也牺牲了，他们是坚持走出草地后才牺牲的。过度的饥饿和疲劳损坏了他们的身体，耗尽了他们的生命。
到了哈达铺，我还经常久久地向后眺望着。茫茫草地，那红红的篝火，不屈的革命精神，永远在我们心头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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