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脸在发烧，心脏也在急促地跳动，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一个贫苦家庭的儿子、一个普通的红军医务工作者能够跟随在毛主席身边的光荣感呢，还是因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怕担不起重大的任务而惶恐?总之，我是怀着又高兴又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毛主席的房间。
当时主席住在瑞金东南三四十里远的一个村庄里，屋里有一张老百姓吃饭用的小桌子，上面放着一把小茶壶和几个土碗，几把高矮不齐的竹椅摆放在墙边。介绍过后，毛主席亲热地给我让座，并递给我一碗茶——其实是白开水，又拿出些糖果饼干(战利品)来。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毛孩子，能够受到主席亲自的招待，我当时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两手不时地在裤子上擦掉手心里的汗水。我拘束地拣了把椅子坐下，摆在眼前的那些用花纸包着的糖果，虽不是什么稀奇珍贵的东西，但对我来讲，以前确实还没有见过，虽然没有使我流出口水，可也确实想吃，只是手怎么也伸不出去，心想：这是别人送给主席的礼品，一个担负护理工作的医务人员，怎能分吃他的东西呢!于是想吃的念头就打消了。
主席亲切地问我有多大年纪，家里多少人，是什么文化程度，并说：“这里工作不多，除了给我看看有时发生的小毛病，还要搞些卫生工作和照顾警卫人员。”这些问话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或许是我回答得简单，不然就可能是看我年轻，主席又笑着问我：“我要时常到部队里去，也可能参加打仗，你怕不怕?有什么意见吗?”老实说，和主席谈话之前，我就怕回答不上，可是，这句问话我却用不着考虑，我说：“我就是为了消灭反动派参加红军的，你到哪儿我就去哪儿!一定完成任务!”可能主席觉得我说得很天真，也很坚决，便满意地笑着说：“好呵!那么你就准备一下吧!”当我走出主席的房间，心情就完全平静了，主席那和蔼亲切的面孔和那温和欢快的声调，还在我脑子里清晰地浮动着，我觉得这不像是一个大人物在和我谈话，倒好像慈祥的父亲在嘱咐将要出门的孩子。
次日，随主席去雩都(今于都)，住在县城东南角上的一个老百姓家里，他们天天开会研究问题。这时主席正发疟疾，高烧到四十度。我把能治疟疾的药都用过了，还不见好。主席的面孔消瘦得怕人，可还是照常地写东西。当他发烧的时候，就叫人打盆凉水放在跟前，供他做冷敷，他把左臂支在桌子上，手扶着头上蘸过凉水的毛巾，还是继续地写作。
一天下午，可能是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在床上躺了片刻，然后又起来写。这情景使我难过得快要哭出来了，本来我就只做过卫生员、司药，一般的护理工作我并不在行，何况主席现在有病又不肯休息呢!真使我感到又害怕又为难，同时我也非常奇怪，不知主席为什么这样不顾惜身体拼命地写作，于是我偷偷地问主席的秘书黄祖炎同志：“主席总在写什么呀?”“写游击战……”“为什么主席有病还不肯休息呢?”“你知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句话什么意思IE?”“知道!”“这就是了，因为他肩上担着革命的重担哩!”从此，我才真正地感到自己的责任是怎样的重大了。
长征开始了。随主席一起走的只有二十几个人，开始的一段行程还不觉得怎样，主席虽还是常发疟疾，却还能得到适当的休息。遵义会议之后，我不知道主席已经在负责全党的工作，只见到他的工作忙得更厉害了；他失眠很严重，但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电话机子放在床头上。这时我又不安起来了，我们随行的人们，虽然都知道在革命艰难的时候，领袖需要多做点工作，可越是这样越不能不为他的健康而担心!因此，我和警卫员们都尽力想办法使他吃好、睡好。
宿营之后，我们就用竹筒子把糙米舂白。那时每人每天只有一角五分钱的伙食费，主席也一样，吃饭的时候我们只随便地咽下几口饭，就分头想办法去买腊肉、鸡蛋、辣子或者酒酿，因为主席爱吃这些东西。可是每当把饭菜送到他眼前时，只要发觉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就要严肃地问从哪里来的?是不是违犯了纪律?我们总是用那句老话回答他：“一军团送来的(一军团确实也常送来些战利品)。”不然他是不肯吃的。
主席习惯晚上做事，工作起来不能早睡，走路时又不肯多坐担架。谁都知道在长途行军中，睡不好觉是怎样的消耗体力，所以在他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尽量悄悄地做事情。说真的，哪怕不小心发出了一点声音，都像针刺进我们心脏似的难过；在他迟迟不睡的时候，我也常去督促他，而每次都期望他能听我的话。
在进入贵州境内板桥的那天，主席走了九十来里路，到宿营地已经天黑一大会儿了，再过四五个钟头还要继续行军，因为敌人紧跟在后面，而我们的后面只有陈赓同志带的红大干部团，假若被敌人切断通路，就有跟不上部队的危险，可是主席还是和往常一样，在一盏马灯前面安静地看着厚厚的一叠电报，又不时地凝望跳动着的灯火在考虑什么，却没有一点睡意。
我轻轻地走到他跟前，犹豫地说：“主席，早点睡吧!再过三个小时就要出发了!”他笑着向我说：“钟福昌同志(我当时叫钟福昌)，你看仗打得这么紧，我怎能睡呢!”然后，就和我商量着说：“等我做些工作再睡吧!”正当我不知再说啥是好的时候，陈赓和宋任穷同志来了，一进门就批评我们没有好好照顾主席休息。主席在他两人的劝说之下，总算是躺上床了，然而还是在看电报，思考问题，只是把灯芯捻小了一点，结果还是没睡。看到主席这样忘我地为革命操劳，我常常激动得在夜间不能入睡，常常会想：为主席的健康，有谁还会吝惜自己的生命!相信这是我们所有警卫、医务人员的想法。我们竭尽所能地照护主席，可后来我们发现，常常不是我们在照护主席，倒是他经常照护我们。
有一天从茅台出发，当夜要渡过赤水河，还要走一百二十多里的山路。警卫员黄泽九因肚子痛不能走路。黄昏出发的时候，他偷偷地要求警卫班长胡长宝允许他在后面走，因为那种时候谁也不愿让主席知道自己有病，不然他一定会把自己的担架或马让出来，把营养价值高一点的食物给你吃。到赤水河边等候渡船的时候，主席照例要查问一遍人数，他一个个地点着问着，真好像我们不是照护他的，而他却像是我们的管理员，任何一点事情他都要仔细地过问。当他发现黄泽九不见了，便问班长：“小黄哪去了?”班长胡长宝回答说：“黄泽九肚子痛走在后面，马上就能赶上来。”胡长宝是说了谎话，他以为天黑主席看不出他的神色，但主席好像根本就没听到他说啥似的，转身吩咐把担架留在河边。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和主席讲价钱是没有用的。一个跟随毛主席的人，只要体力坚持得住，谁肯离开自己的岗位昵!主席一定也明白这点，因此毫不犹豫地留下了自己的担架。班长央求说：“担架还是留给您坐吧，把马给他就行了!”主席说：“肚子痛怎能骑马呢?让他坐担架好好休息休息吧!”随后，没等我们说话就命令上船。夜里，主席连马也不肯骑，和我们一起足足走了一百里的山路，我们为他担心，埋怨他不该留下担架，他倒好，尽管很疲劳，却不断地给我们讲笑话。
在进入草地距班佑还有四天路程的那天，我们在一条小河边上宿营。附近没有村庄，只有几棵小树。这天风雨交加，我们浑身上下都淋得透湿，虽然到了宿营地，我们却发起愁来了，明知道一条被单挡不住风雨，我们还是试着把它绑在树上，试来试去直到确实不行时，才不想再试了。正在转来转去为睡觉发愁的时候，主席要我们把他担架上遮风雨的油布拿下支起来。为了让主席少淋一会儿雨，有个较好的地方休息，我们忙手忙脚地支起油布，支起来后，他走进里面看了看，便笑着说：“来，咱们挤在一起睡吧!”这时，我们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原来主席要支起油布是为了我们大家。
在草地里，只要有块较干燥的地面和几棵较大一点的树木供我们宿营，就觉得很幸福了，其实，就是在泥泞的地上，我们也能睡得很香甜，谁肯和主席睡在一起呢!主席看我们你瞅我我瞅你的不讲话，就亲切地问：“是怕影响我睡觉吗?”我们说：“是!”他指着有病的陈昌奉同志说：“假如让他淋在雨里，让我睡在油布帐篷下，我能睡得着觉吗?你们想，是大家好好的一起到陕北好呢，还是影响我一晚上的睡觉好?”这时，我想说：“哪怕我们几天不睡觉，也不愿影响您一夜的睡眠!”但我却说不出来，也无力坚持我们的意见了。
毛主席又让闹痢疾的陈昌奉同志和他睡在一个担架上，陈昌奉听主席这么一说，满脸立刻涨得通红，激动地说：“不能因为我，使你传染上……”下面的话音低得使人听不清楚，因为几近呜咽了，他看着主席的脸，霎时，从眼眶里涌出了感动的泪花，又慢慢地将眼光移向脚面，迟缓地走近担架。于是，那晚我们就都挤在主席的周围睡下了。
雨还在不停地下，一块小小的油布怎么可能挡得住这么多人?我们身上的衣服被淋得透湿，可是有主席的这种温暖的心意，我们都香甜地睡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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