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珠瑞讲述跟随董必武同志长征

Admin 发表于2015-12-19 13:41:09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旬,我军连续突破敌人两道封锁线后,来到衡(阳)韶(关)公路的宜章至乐昌段东侧。当时,我在红独立二十二师卫生队当看护,我们师卫生队的同志正在忙忙碌碌地收拾东西,准备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这时,只见师直属队协理员腰插驳壳枪,袖子撸得老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大声说:“组织决定,调你到‘红星纵队’干部休养连,给董必武同志当勤务员。马上就去!”
我一听,吓了一跳:“红星纵队”是中央机关及直属队的代号,而董必武同志是我党创始人之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啊!我又小又没文化,工作能搞好吗?正犹豫不决,协理员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拎起我的背包,跑到大路边,等候红星纵队过来。
协理员焦急地张望,并翻来覆去地说:“小鬼,要好好干哪!照顾好董老!”我连连点头,一会儿,就看见一支队伍开过来了,足足有好几百人,有男有女,有骡马有担架。队伍走到我们附近,听见有人高喊“快速前进”,队伍走得更急了。我正好奇地瞧着这支队伍,猛地被协理员拉着向队伍里一位身材颀长、头发斑白、留着八字胡的老首长迎去。
协理员向首长敬礼后说:“报告首长,这是钟珠瑞同志。”我立刻明白了这位首长就是董老,上前一步敬礼。董老手拄拐棍,喘着气,对我笑笑,点点头,大手一挥,说:“好,跟着走,跑步!”我二话没说,紧紧地跟着董老向前跑去。就这样,在敌人疯狂的炮火下,在紧张的急行军中,我来到董老身边,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红军攻占宜章后,坚持游击战争的地方党的同志和人民群众,听说朱德总司令带着部队打回来了,欢喜若狂,特地操办酒席,要为总司令“接风”。干部休养连几位德高望重的首长,如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和成仿吾同志,以及我们这些在首长身边工作的警卫员、勤务员,都被请到一个大祠堂里。祠堂内摆了十来张大方桌,每桌都有地方党的同志和群众代表陪坐。大家有说有笑,互致问候。我悄悄地问同席的一位地方同志:“总司令他们在哪里吃饭?”他指了一下,说:“不远,就在那边。这里太小了,坐不下。”
席间,董老谈笑风生,频频向大家敬酒,末了,董老再次高擎酒杯,一字一顿地说:“让我们为革命胜利,干一杯!”席上的菜,很合董老他们的口味:无论是回锅肉、红烧肉、炒肉片,都放了大量湖南红辣椒,吃一口,辣气逼人,多吃几口,就满头大汗了。在这个祠堂一百来米远处,还有一座小一些的祠堂。我们吃完经过这里,看见中央临时政府毛泽东主席和几位军政首长站在门口,正说着什么。
一位同志走过来问:“主席,总司令还来不了,你们先吃hE?”毛主席摆摆手,说:“不要吃,再等等朱老总。他是真正的客人,我们都是作陪的,岂有先吃之理?”我们继续朝前走。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不一会儿,只见朱总司令全副武装,策马扬鞭,带着几个同志,从我们旁边疾驰而过。董老望着总司令远去的身影,感慨地说:“战事紧张,总司令忙啊!”
一九三四年底,红军进入贵州省界内。这里流传着几句民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三句话说得真不假。一进贵州,几乎天天下雨。山连着山,无边无沿。被雨水浸透了的山路,陡且不说,滑得像抹了一层油,这可苦了我们干部休养连的老首长了。军中常说“上山骡子下山马”,指的是骡子在上山时、马在下山时走得稳当,可现在话不灵了,骡和马都不能骑。董老有两块油布,一块搭在马背上,遮着书籍和行李,另一块披在身上,右手拄着四尺来长的竹竿拐杖,一步一滑地跟着队伍。上陡坡时,还可以用左手拽住马尾巴,助一把力,下陡坡时就只能用拐杖支撑着往下挪了。为防敌空袭,部队都尽量夜行昼伏,更增加了行军的难度。说起老百姓,真比民谣中说得还要穷。
一路上我们看到,有家的,破草房在寒风中摇摇晃晃;没家的,四处流浪,以乞讨为生,老百姓穿得褴褛不堪,有的甚至一丝不挂,钻在稻草堆里御寒。见此情景,董老情不自禁地说:“贵州老百姓苦哇!”.一天黄昏,我们走到一个山洼处,遇见五六个乞讨的老百姓,他们尽管脸色憔悴,也还看得出年纪都在二三十岁。他们见我们这支队伍里有男女老少,有骡马担架,以为是来了“大官”,便畏畏缩缩地围上来,口口声声哀求:“官老爷,可怜可怜,救救我们吧!”见董老面目慈祥,且是长者,缠得更紧。
董老没办法,只得停下来,同情地打量着这群在淫雨冷风中瑟瑟发抖的年轻人,说:“我们不是官老爷,我们也是穷人啊。”又问他们,“你们年轻力壮,为什么讨饭?”那几个汉子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叹道:“唉!我们命不好,没法子。”“不是命不好!”董老放大声音说,“我们也是穷人,我们就不认命。大家为什么受穷呢?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剥削的,是他们榨干了我们的血汗;怎样才能不穷呢?要起来革命,像我们红军一样,拿起刀枪,打倒土豪劣绅,让穷人当家做主。”董老望了一眼走了不远的队伍,摸遍了浑身上下的衣袋,总共找出十几枚铜板,分给了这些自叹“命”不好的人。并说:“要想不穷,不能认‘命’,要起来革命,拔掉穷根!”说罢,就带着我追赶队伍。后来,我听说那几个穷汉受董老开导后,都参加了红军,有的作战奋不顾身,英勇地牺牲了。红军攻占遵义城不久,随即北上直取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巢一桐梓,我们干部休养连也移驻这里。
王家烈在此惨淡经营多年,用搜刮来的民财大兴土木,山上山下盖满了楼房别墅,而且马路齐整,路灯通明,和遵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董老被安排住在一幢造型别致的小洋楼,里面设备令人咋舌:有电灯、电话不说,还有装潢考究的客厅、卧室、浴室,为了随时洗热水澡,还有专门的小锅炉。我长了十六岁,从来没见过、更没住过如此富丽堂皇的楼房,猜想这座房子的“主人”一定是个大军阀、大官僚吧?董老告诉我:住此房的是王家烈的一个远房亲戚,论职务才是个连长。由此可见,军阀搜刮民脂民膏残酷到什么程度。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桐梓从容休整了五六天。我把董老里里外外的衣服烫洗一遍,消灭了虱子。董老他们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又请连里雇来的理发匠给剪了发、修了面,仿佛年轻了十几岁,也精神了许多。董老在长征途中,一直坚持读书学习,但因战争紧张,天天行军,有时连个菜油灯都找不到,看不了书,可把他憋坏了。记得有个无灯的夜晚,我已困得受不了,他还在轻声背诵书本。现在住进条件这么好的地方,又不受敌人干扰,董老高兴得像个小伙子,动作轻盈,喜笑颜开,他除去早上、傍晚同林老、徐老、谢老一起散散步、议论议论形势外,其他时间几乎全用来读书、练书法。董老的俄语水平很高,一本像砖一样厚的俄文版马列著作,他三两天就读完了。他的学习方法是用俄语诵读,读一阵,用毛笔写一些什么,接着又读。读累了,便端坐案前,屏息静气,悬握毛笔,写上百把个正楷小字,从早到晚,天天如此。我觉得董老这样实在太辛苦了,就借倒茶的工夫劝他休息一会儿,千万别累坏了。董老听了,呵呵地笑着,放下书,仰靠在椅背上,手抚八字胡说:“路上极想读书而时不可得,于今时间如此充裕,白白过去岂不可惜!小鬼你放心,我不但累不坏,精神还会更好。以后,你有了文化,就知道没书读是个什么滋味了。”他又意味深长地像对我、又像对自己说道,“学习非得抓紧不可。一放松,就会下坡。”
遵义会议后,我们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进人冕宁彝族区。在山下待命时,上级指示:为了团结彝族群众,搞好民族关系,使我军安全顺利地通过这一区域,要求干部战士每人至少准备一件礼物,送给彝族同胞。东西不限,像衬衣、毛巾、牙刷、烟斗等等都可以。董老按上级指示,和我们一起做了认真的准备。可是有很多同志,除了步枪大刀之外,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了。
董老将这一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很快地下发一部分打土豪得来的衣物,分给了没有礼物的同志。一进山寨,只见大道两边站满了彝族男女老少。他们身穿大红大绿的破旧长袍,头插色彩缤纷的禽翎,肩背鸟枪,腰挎弯刀。他们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嘁嘁喳喳,热闹得像过年一样,大概已经收了前面部队送的礼物,又满怀希望地围在我们队伍两侧。彝族同胞很穷,给他们什么东西都会欢喜,有些人还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我问董老他们说的是什么?董老苦笑着摇摇头。我心想,首长连外国话都懂,可是在彝民面前,耳朵也和我的一样了。我们把礼物分送给彝胞后,他们竟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队伍迅速地通过了这个山寨。谁知行不多时,又要经过一个寨子。这可麻烦了,我们没经验,礼物全送完了,再送什么呢?解释吧,他们听不懂,我们又没带翻译。这时连董老都发愁了。
进了寨子,彝胞起劲地围着我们,正在为难,人群突然散开了,闪出一个在保镖护卫下的又黑又胖的彝人来,看样子是个头领。他大摇大摆地向董老走来,我看这阵势,觉得他不友善,不由得想拔枪上前。董老看出了我的心思,严厉地小声喝道:“别动武!我来。”说着,翻身下马,面向头领站定。
头领走过来,面带笑容说了一番彝语,董老听罢笑着点点头,转身从马背上解下了他用的搪瓷茶缸,并向我使了个眼色,我赶快把一条自己平时合不得用的新毛巾从挎包里掏出来,递给董老。董老庄重地把这两件礼物送给他。他“嘿嘿”地笑着,弯腰双手接过,转身一挥手,彝民们便远远地离开了我们的队伍,他又做了个“请”的姿势,董老上马,向彝胞们点头微笑,招手致意。我可笑不出来,心想,董老把随身多年的茶缸送了人,以后喝水怎么办?晚上,董老对我说:“我们搞革命,要动员全国人民,当然包括彝族群众。他们对红军不了解,有隔阂,这是敌人挑拨的。我们送些东西,既融洽了民族感情,又能使我1'fINN地通过几十里山区。这样做是对革命有利啊。”我点头说:“我明白了。”又说出自己的担心,“要是那个头领对您动手就糟了,您还不让我保护。”“咳!说了这么多,你还是没明白。”董老摆摆手说,“革命是个整体,不能因小失大。为民族团结牺牲也在所不惜,何况那个头领并无恶意呢。你要是真动了武那才糟了!”我又说起那个茶缸,董老笑了:“没了茶缸,可以用碗嘛!你这小鬼!”
六月间,我们大部队就要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了。按照上级指示,我们都在做准备工作,主要是向老乡采购白酒、辣椒和生姜。闲着没事时,我们几个年轻战士凑到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你知道不,为啥让多准备烧酒、辣椒、生姜?”“唔一,大概山神爱吃吧。”’“哈哈哈哈!”一阵笑声把我们的议论打断了。抬头一看,是董老!我们都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董老说:“你们说,山神住在哪里?长得什么样?有哪个见过它?”我们面面相觑。见我们的窘样,董老宽厚地笑了:“来,大家坐下,听我说说雪山的根底。”我们马上围坐在他的身旁。“雪山一点也不神秘,掌握好三个要领就能过去。一是少说话,二是不停留,三是多备御寒物。雪山上的积雪是多年来形成的,如果大声说话,可能会因为声波的振动引起积雪共鸣,而导致雪崩;雪山海拔很高,越高空气中的含氧量就越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尽量快走不要在山上停留;至于为什么要准备烧酒、辣椒,是因为我们搞不到大量的皮袄棉衣,只能用这些东西促进血液循环,增加体内热量……”
我们听得人了神,个个睁大了眼睛望着董老。“你们说,有‘山神’吗?”董老问。“没有!”我们伸直了脖子,齐声回答。“对。什么‘山神’、‘河神’,全是假的。我们红军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我们是雪山的主人!”董老的话,激起了我们的勇气,打消了对雪山的恐惧心理。登山了,我们顺着峡谷,走出原始森林,踏着融化了的雪水,绕过一簇簇绊腿的灌木丛,沿着陡坡一步一步攀登。
到了山口,坡度更陡了,温度也越来越低,绿色的东西只剩下青苔,而且越来越稀。再往上爬是齐崭崭的雪线,越过它便进入永久的积雪区了。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望不到边,看不见头,这里连青苔都消失了。我觉得越走越冷,越走越喘不过气来。战马也张着大嘴,吐着白沫,浑身打战,伸直脖子不肯迈步,走着走着,它突然往下一卧,拼命拉它,似乎在哀求。我找了几个人帮忙,起来,然后又拖又推地哄着它走。拄着竹杖,弯着腰,顽强地前进。它纹丝不动,只是两眼无神地看着我,卸下它身上的东西,才好不容易把它拉董老既不拉马尾巴,也不要别人搀扶,也不知爬了多久,走了多远,反正在大家都觉得身上的骨头散了架、再走几步就会倒下去的时候,终于到了山顶附近,这里的天气变化比刚才剧烈得多,一阵鹅毛大雪下过,忽而露出不耀眼也不温暖的太阳,不一会儿又乌云蔽日,接着是狂风卷着大如鸡蛋小如黄豆的冰雹劈头砸来。我向左右一看,乖乖!夹金山只不过是个“小弟弟”,比它高比它大的雪山多的是!有的仰着脖子才能见顶,有的被云雾拦腰盖住,看不见真面目。
董老领着我们,一步不停地越过山顶。顿时,散了架的身体像是注入了活力,抖起精神,加快速度,连乖巧的马也知道要下山了,绷足劲,走得又快又稳。就这样,我们把凶险的雪山甩到了背后,工农红军确实是雪山的主人!
下了夹金山,我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了师。两支方面军联合成立了红军大学,培训各级干部。学员以来自四方面军的为多,约占了三分之二。红大设上干队(即高干学员队。当时规定营以上干部为高干),董老被任命为该队主任,我也随董老离开干部休养连到了红大。由于张国焘不愿北上,部队便在毛儿盖进行休整,做过草地的准备。中央则在此开会,做张国焘的工作,等待他的觉悟。
之后,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各取道北上。红星纵队和红大随右路军行动。我们在大草地艰难地行走了五天四夜。草地实际上是一大片开阔平坦的沼泽地,到处是稀泥污水,布满了深不可测的泥潭。这里好像没有生命,很少见到飞禽走兽,寂静得出奇。淤积着的黑褐的水是有毒的,人和牲畜喝了,就会中毒;如果腿脚上有伤口,沾了水就会红肿溃烂。刚刚走出草地,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就听到命令:包座一带有敌人堵截,快速通过危险地带。我猛地想起休整时首长做的战斗动员,说这一带反动武装基本都是骑兵,对我军威胁很大。听到命令,我们都以为遇到了敌人的骑兵,加快了步伐,还边走边整理武器。正走着,看见右前方小山脚下有座小房,里面坚着好几副担架,门内外站着不少人,离房子几丈远的地方还有几个人,他们见我们红大队伍开过来,便用四川话向我们狂呼乱叫:
“四方面军的人回来,四方面的人快回来”
“不要跟毛泽东走”
还有大声争论的声音,隐隐约约从房子那边传来,听不大清楚。
董老表情严峻,看我东张西望,迷茫疑感的样子,严肃地小声说:“张国焘相分裂中央,快走,别理睬他们!”这时我才明白上边所说的“危险地带”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们上了山,看见毛主席和彭德怀军团长走出小屋,骑着马从
小路斜对着我们奔来,在和我们擦身而过的一瞬间,毛主席认出了董老,点了一下头,彭军团长则目不斜视。他俩沉着脸,皱着眉,满脸通红,看来是刚同张国焘发生过争论。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仍留在小屋里,继续同分裂主义者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红大的四方面军学员听到呼叫,不少人顺从地停下脚步。上干队也有人要回去。董老拉着一位学员的手,亲切地说:“走吧同志,继续向前走,跟中央、跟毛主席北上没有错!”“我们要跟张主席(即张国焘)走!”一位络腮胡子学员说。“同志,北上是中央决定的。”董老说,“你们要南下,这不是违反中央决定吗?再说爬雪山过草地吃了多少苦,牺牲了多少同志,难道还要去吃冤枉苦,做无谓的牺牲吗?”……大胡子听着,露出犹豫不决的神色。“跟着中央没错,走吧!”大胡子一跺脚,下了决心:“好,听董主任的,我跟毛主席走!”
有人带了头,就又有几位同志也表示要北上,其中还有伤员,可是一部分四方面军的同志还是跟张国焘南下了。至此,红大自然解体。我随董老又回到干部休养连。
红一、三军团和红星纵队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继续向北挺进。看着才联合起来的红军又分开,想到南下的同志不仅要与强敌作战,还要重受雪山草地之苦,我们心里像压上了铅。董老的心情格外沉重,常常是走了很远一段路才说一两句话。
过了天险腊子口,我们到达甘肃南部地区。这一带老百姓多数是回族,他们住在山上,庄稼也种在山上,山下却是乱石滩、干河沟。人口稠密,牛羊成群,算是富庶地区,可就是缺水。虽然有条小河,细看一眼,岸边乱石上结着白花花的硝盐;捧口水尝尝,又苦又咸,一入口就得赶紧吐出来。人们吃储存的雨水,为储雨水修了水窖。水窖一般有一间房子大小,深一丈左右,上留一个小口,再挖几条水渠,把雨水汇拢进去,窖内的水稠得像米汤,并有一股浓重的腥臭味,乍一闻直反胃。在这里筹粮买肉都好办,可要乱动水,他们是敢拼命的。要想了解谁是穷是富,不用看土地问牛羊,只要数数他有几口水窖就行了,水窖越多就越富裕。
宿营时,我和董老的马夫住在一户回族群众的粮仓里。粮堆上盖着厚厚的麦秸,我们钻到里面睡觉,又柔软又暖和。老马夫是北方人,四十多岁,身体不大好,经常掉队,可惜记不住他的名字了。他惬意地仰卧在麦秸里,拿过烟袋过烟瘾,一不小心,火星溅到干燥的麦秸里,顿时燃了起来。我俩猛跳出来,手忙脚乱地扑打跺踩。不料火势越扑打越猛,浓烟夹着烈焰“呼呼”地蹿起来。实在救不了啦,我们惊惶地逃出来。不大会儿工夫,房东的粮食便烧得一干二净。“你们的责任心哪里去了!”董老气得胡子在抖动,“我们是红军,关心人民爱护群众是我们的责任!你们忘了吗?”“没忘……”跟随董老以来,我头一次见他发火,心里又乱又怕,嗫嚅着。“没忘?那好。我问你们,人甘前上级是怎样要求的?”我认真地回忆着民族政策教育的要点,小声地回答:“尊重回民群众的风俗习惯……”一向沉默寡言的老马夫,低着头接上说:“爱护回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都记得,还烧人家的粮仓?”“首长,”马夫老老实实地说,“是我烧的,我犯了纪律,处分我吧。”“我也不对。”我也说了一句。董老背着手,踱了几步,停下,说:“你们知道错误的严重性吗?想想房东吧,没了粮食,一家老小的日子怎么过?可能要离家要饭,也可能被逼得去寻短见……”叹了一口气,董老果断地说,“为严肃军纪,你们二人必须禁闭三天。有意见吗?”“没有一”我和老马夫垂着头规规矩矩地回答。
董老看了我们一阵,口气缓和了许多:“你们都是参军好几年的老战士了,要为红军争气。你们可要记住这次教训,今后不能重犯。要记住: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之后,董老亲自向房东赔礼道歉。休养连将连夜买的几百斤粮食和部分银圆送给房东。善良的房东带着哭腔,连声说:“仁义之师,仁义之师!”他见人就说起这件事,全村群众很快就知道了天下竟有纪律这么严、对老百姓这么好的军队。一位老大爷拉着董老到自家的水窖跟前,把盖子一揭,指着满满的一窖水说:“这水你们随便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行军作战,我们中央红军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来到陕北保安县的吴起镇附近。队伍刚走上一个山口,就发现左前方傍山的远处腾起一股黄色的烟尘。我们都清楚,这是敌人的骑兵部队赶来了。右侧是我军的指挥所,里面人影晃动,气氛显得很紧张,还可看到穿黑色军服,头扎白毛巾的陕北红军首长也在里面忙碌。形势危急!指挥员下达了跑步前进的命令。董老精神抖擞,迈开大步,跑得又快又稳,我在后面追得很吃力,心里挺奇怪:首长怎么越走倒越精神了?
通过指挥所时,周恩来副主席一眼就认出了董老,挥着手,热情地打招呼:“董老!队伍都来了?”董老边跑边招手回答:“来了,都来了!”“那好,到家了,快到后头休息!”“是啊,我们到家了!”他们对话的语气亲切、急促,而且神采飞扬。我很纳闷,战斗就在眼前,首长们怎么却说“到家了”呢?敌骑兵飞蝗般地压了过来,干部休养连已脱离正面敌人,战斗部队做好了阻击的准备,周副主席高亢有力的指挥声不时传来,十分清晰:“机枪快打!”“机枪为什么不发火?”原来机枪阵地设在山的弧形处,视界不宽,看不见敌人。
周副主席又下令:“炮要赶快拉上去!”敌人冲上来了,完全暴露在我机枪火力之下。瞬间,轻、重机枪猛烈地吼叫起来,敌人一片一片地栽下马来。接着,一发发迫击炮弹呼啸着落入敌阵,炸得人仰马翻。敌指挥官见硬冲不行,下令向侧方山上转移,想占领制高点。周副主席察觉了敌人的企图,立即命令:“不能让敌人抢占山头,我们也要上去!”“把敌人赶下去!”山很陡,敌兵费力地拉扯着伸长了脖子的马慢腾腾地往上爬。我军一支部队从山的另一侧发起冲锋,先敌登上山头,一阵手榴弹把敌人轰了下去,山坡上倒下了一片人马。我们看着这场战斗,都为战友们叫好!
战斗胜利了。我们继续前进。渡过一条小河,进了吴起镇,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经过一年时间的枪林弹雨、长途跋涉,我们中央红军终于来到陕北根据地,从而结束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直到这时,我才省悟周副主席和董老说“到家了”的意思。是啊,我们本来有“家”,可惜被错误路线断送了,我们被迫离“家”出走,过十一个省,行二万五千里路,先后攻占六十几座县城,经历无数次鏖战,现在到了陕北,终于到了“家”了!
浏览:724次

评论回复
最新来访
  • 漂流者
    漂流者
同乡纪念文章
同城纪念文章
人物名单
首页
检索
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