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同志见我不愿意，第二天也变了主意，叫我去毛儿盖的苏维埃工作。
他再三说：“到苏维埃去也是革命，那里也有部队，也打仗。”我当成是一回事，拿上介绍信就走了。在离毛儿盖还有二三里的路上，遇到一个骑马的首长，我就跑上前去敬了个礼。“小同志，你去哪里啊?”他很和气地问我。“去毛儿盖，找苏维埃。”“啊，我也要路过那里，咱们一道走吧!”他下了马，好奇地瞧了瞧我，“你到苏维埃去干什么?”“去工作!”我有点神气的样子。他笑了。准是看我个子小，怪老里老气的，有些半信半疑地问：“谁叫你去的?”“组织决定，这可得服从。”我严肃认真地回答。他笑得更来劲了，又问：“你多大了?”，
我脑袋一扬挺着胸踮起脚说：“不小了，十好几的小伙子了!”我看他带好几个警卫员，准是个大首长，就一边跟他走，一边对他说：“首长，你能不能把我留下?”他嘿嘿地一笑，说：“咦，刚才你不是说服从组织分配吗?”“我……”我脸红了，害羞地低下了头。我悄悄将他打量了一下，穿的是一身灰色制服，哦!原来他是一方面军的。我们四方面军穿的都是黑色制服。“这可不行呵!小同志，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从组织，这是个原则。”哎!他也不理解我，我失望了。泪水刷刷地往外流，我哽咽着说：、“你就留下我吧!我就想当红军，苏维埃不如红军，你……”“唉，小同志，怎么能这样说呢?都是干革命，是一回事。”“一回事，那你就把我留下呗!”“哈哈，你又忘了组织怎么分配你的?”他笑着说，“去吧，我领你到苏维埃政府去。”到了毛儿盖苏维埃，通司接过我的介绍信看了看，自语了一声：“哦，是这么一回事。”就和我简单地谈了谈情况，问我愿不愿在这个地区，愿不愿脱军装，我说都不愿，只想当红军，通司听了露出很为难的样子。
我就很快走出苏维埃，赶紧去追刚才的那位首长。“你怎么没留下?”他下了马，关切地问。“那……只有……赤卫队……没……几个汉人。”我气喘吁吁地说了情况。“那你怎么办呢?”“我跟你走，首长，你就行行好，把我带走吧!”“那怎么行呢?”“我也没家了，叫我……”我大哭起来。他一边哄我，一边问：怕不怕苦?能不能跑路?我回答“行”。可他还是叹道：“这个事不好办哪!你们首长讲得对，红军要走很远的路，随时要打仗，你年纪太小，还是留下来好。”看样子他也有些为难。我一听又凉了，哭得更厉害。他说：“唉，革命战士哪兴哭的?挂了彩都不哭，总这样，那还怎么当红军?”“嗯!不哭?你们没人要我么!”他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叫我回苏维埃去，说如果那里不接收，叫我再去找他：我说：“你叫我到哪里去找你?”他用手指指不远的前方，“那不，你就到少共中央找凯丰，就是我。”他说完就上马走了。我眼看远去的人马，又一阵伤心，就边哭边追了上去。他下了马，带些责备的口气说：“哎呀，你怎么又来了，这么不守纪律?”我哭着哀求道：“首长，你就把我留下吧!我爸爸被白军杀了，二哥在红九军当连长，妈妈去找他，一去没了消息(后来知道母亲死在路上)，我没有家了，红军就是我的家，把我留下来吧!我当红军是为了给爸爸报仇的……”他听后略顿了一顿，用手抚摸着我的两肩说：“小鬼，不要哭了，你先跟我走吧。”
这样凯丰同志带我到他的住处，这是一个藏族窑洞式的小楼。部队要继续前进了，人们都在忙着炒面，装粮袋。凯丰同志的爱人给我找来两块皮子做了双鞋，又帮我缝了衣服。第二天下午来了一位首长，远看是个大胡子老头，近看还挺年轻的，两只大眼炯炯有神，面容和蔼可亲，他走上凯丰同志住的小楼，只见凯丰同志迎上前敬礼。听他们谈话我才知道来的是周恩来副主席。凯丰同志说：“周副主席，我向你报告一件事，我收容了一个小鬼。”周副主席问：“怎么回事?”凯丰同志小声地不知又说了些什么，只听周副主席说：“收了个四方面军的同志?”语气似乎很郑重。我想：扩大红军人人有责，战士都可以扩军，何况是个首长，我本来就是个红军，这有什么……这
时，凯丰同志开了口说：“我再向毛主席报告一下吧?”周副主席说：“我替你向主席汇报吧!”凯丰同志朝楼下喊了声：“谢子德，你过来!”我应声走了过去。“恩!这小鬼怪可爱的!”从楼上传来周副主席的话声，我心里又惊又喜。我站到他跟前，周副主席微笑着问我：“小同志，你几岁了?”“十……好几了。”我支吾了一句，心更慌。周副主席脸上闪过一丝笑容，亲切地与我交谈起来：“能跑动?”“能!”“怕苦吗?”“不怕!”
“好同志，好同志!”我听了心里美滋滋地，全神贯注地望着他那亲切的面孔。周副主席摸了摸我的肩头说：“你身体不错，坚定，勇敢，很有出息嘛!”我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周副主席，眼眶渐渐涌起了泪水，目光模糊起来，他在我幼小的心里是那么清晰、高大、可敬。周副主席对凯丰同志说：“这个小同志是客人，现在参加我们这个集体，要好好地照顾他。”还说，“这是个特殊情况，我向主席报告一下，说明一下。”我听了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周副主席同意我留在红军了。但是，为什么说“这是个特殊情况”呢?我迷惑不解。
一天，我跟着凯丰同志行军，翻越一座雪山，爬到半山腰时，见一位头戴八角帽、手里拿着一根树棍、身材高大的首长，正同他身边的几个人在谈话，凯丰同志赶快上前正要向他报告，那个身材高大的首长先开了口，说：“凯丰同志，你好!”凯丰同志一个箭步上前，双手紧握对方的手，回答说：“主席好!”啊!他就是毛主席?我差点叫出声来。“好!”毛主席向凯丰同志点了点头，又问，“你身体怎么样?”“很好!”“空气稀薄，要注意身体!”毛主席接着谈起来，“我听恩来同志说，你收了一个小鬼?”“是，我没向主席报告，向周副主席报告了。”站在一旁的周副主席一眼发现了我，用手指给主席说：“这就是我向您报告的那个小同志。”凯丰同志赶忙叫我上前面来，并告诉我：“这就是你盼望见到的毛主席。”
我惊喜万分，赶忙跑上前去，给毛主席敬了个礼。毛主席问我几岁了，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当我说到二哥在红九军当连长时，毛主席说：“不错嘛，是个革命家庭。”接着，毛主席又问我累不累?跑得动吗?毛主席听了我的回答直点头，并对凯丰同志说：“你要好好照顾他，这些人，是革命的未来和希望。”接着，毛主席抻了两下我的帽檐(因我的帽子太大)，举起了手中的树棍问：“小鬼，你怎么没有这个?”“嗯……”我不知怎么回答。“没有这个不好，有个棍子，可以帮你的忙。”
此刻，我顿觉自己长大了许多，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仿佛脚下的雪山也温暖如春。晚上到了宿营地，我久久不能入睡。想到自己是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批准留在红军的，不免有些美滋滋的，但是我心中的谜老是解不开：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兵留不留在红军，为什么还要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报告?后来，我才明白：是因为张国焘要分裂党分裂红军，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表示不满，纷纷要求到一方面军来丁‘作，在此情况下，为了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正确地开展对张国焘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央规定：不准接收四方面军的同志到一方面军来工作，来的也要说服他们回去。而我，作为一个特殊情况被留下来了。当我后来明白了是这种情况后，我的心像大海的波涛，激荡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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