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七月初，红四方面军的兵站部进驻川西。七月中旬，总指挥通知我们，最近几天中央红军可能有人要经过这里，要我们好好接待。
一天下午，我们正忙着清点从藏族同胞那里筹集来的物资，突然，来了几位陌生的红军战士，其中一位向我们敬了个礼，问道：“同志，这是红四方面军的兵站部吗?”“是!”我们兵站部的一个干部回答，“你找谁?”‘‘我们是红一方面军的。”来人一面自我介绍，一面又说：‘‘有几位首长想见见你们的部长。”“好，好，快请首长们来。”回答了他们，我急忙回到兵站部，刚进到屋里，就听到一个浓重四川口音的人在发问：“同志，这里是兵站部吗?”
“是的。”我抬头一看，来的是三位四五十岁的老同志，他们一人拄着一个干巴树枝的拐棍，问话的人走在前头，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子，方方的脸盘，清瘦而健壮。“来，来，请屋里坐。”我一边答话，一边问道，“你们是一方面军的首长吧?”“对头。”又是胡子老人答了腔，“我姓朱，名字叫朱德。”“朱德，朱总司令?!”来的首长竟是总司令，这是我们不曾想到的。我和在场的同志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不知该怎么办好，痴呆呆地立在那里。“哪一位是部长同志?”还是朱总司令打破了这短暂的沉寂。“是我。”我回答以后，朱总司令招呼大家坐下，然后，他转身指着那位高个子、满头白发的老同志，介绍说，“这是林伯渠同志，我们的财神爷，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
又指着另一位老同志说，“这位是罗迈(即李维汉)同志。”“朱总司令来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飞快地传开了，兵站部的同志们和当地汉族、藏族、羌族同胞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兵站部，把小小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朱总司令站起来微笑着向大家频频招手，我做了好多解释工作，围观的群众才陆续散去。朱总司令重新坐下来亲切地问我的年龄、籍贯、参加革命的时间以及其他干部的情况。看着总司令这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刚见面时的紧张心情开始松弛下来。
接着，朱总司令又询问了兵站部的工作和任务，我都一一作了汇报。“先恩同志，有什么吃的没有?我们上一顿饭还是昨天早晨吃的呢。”总司令这么一说，才提醒了我。我暗暗埋怨自己：真糟糕，怎么忘了问首长们吃饭了没有呢?真是越忙越出岔，说了半天话，连杯水都还未倒哩，我连忙回答：“有，有，我马上就派人去做。”我刚起身往外走，被总司令拦住了：“有什么现成的，让我们先打个‘尖’吧!”我说：“在金川江我们搞了些梨，是不是请首长们先尝尝?”“有梨，好嘛，又解渴、又抗饿，这可是难得的好东西喽。”首长们边吃梨边聊天，我瞅空仔细地看了看总司令。
他，中等个子，身材魁梧，一顶旧军帽压着长长的头发，帽箍湿漉漉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布满了红红的血丝，灰布军装上补着几个补丁，有的地方还绽开了线……尽管扎得却是牢牢的，皮腰带扎得紧紧的，绑腿打得也工工整整。腰带的左边，挂着一支左轮手枪，腰带的右边，系着一个大号搪瓷茶缸，可能是做饭、吃饭、烧水、喝水都靠它，茶缸底被烟火熏得黑黝黝的，脚上的草鞋薄得快透了底。看得出，他们一路上是含辛茹苦，风尘仆仆，吃了不少苦头的。
从朱总司令和林伯渠、罗迈同志的谈话中，我们得知，过金沙江时，他们和一方面军其他领导同志的马匹全丢掉了，崎岖的路完全是靠两条腿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饭菜端来了。朱总司令十分亲切地对炊事员说：“谢谢你哕，同志!”朱总司令看了看饭菜，有牛肉、酥油和糌粑，笑着说：“呵，满丰盛嘛!”我站起来招呼说：“首长，你们先吃饭吧。”朱总司令见我们要告辞，立即阻拦说：“哎，你们是主，我们是客。哪有主人不陪客人吃饭的道理?再说，咱们一、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在这里，应当吃个团圆饭嘛!”林伯渠、罗迈同志也上前拦着不让走，我们只好又坐了下来。 们边吃边谈，朱总司令问我：“这些东西是打土豪分来的呢，还是花钱买来的?”“都是花钱买来的。”我回答，“来这里前，徐向前总指挥交代过，川西北地区是藏、汉、羌等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是新区，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随便进喇嘛寺。”“徐总指挥讲得对。”朱总司令赞许地说。他接着说，现在我们红军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是没有根据地，物质不充足，但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要克服这些困难，除了正确的路线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好团结，他说：“只要搞好团结，搞好红军内部的团结，搞好民族团结，我们的力量就大了，困难就拿我们没得办法，蒋介石拿我们没得办法，日本帝国主义也会拿我们没得办法。”
朱总司令越讲越有劲，他继续说：“不要光看到我们有困难，蒋介石的困难比我们大得多咧，他的困取繇全集难不是物质方面的，他投降卖国，打内战，全国人民都反对他，这种困难是不能克服的。”朱总司令一席话，像一丛火把，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照亮了。吃完了饭，朱总司令接着给我们谈形势，谈北上抗日的前途……
一直谈到深夜。我看天太晚了，就说：“首长们太累了，早点休息吧。”“休息?我还有个问题没得解决呢?”“有什么问题，总司令尽管提。”“喏!”朱总司令风趣地一手摸了摸头发，一手又捋了捋胡子。我会意了，立刻找来理发员，给首长们理了发，又找来了衣服换上。安排首长们休息后，我们又去忙着准备他们明天路上所需的牲口和干粮……
一九三六年七月，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又遭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他被迫同意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七月二日，兵分三路从甘孜、炉霍、绥靖(今大金)，丹巴地区开始北上。我们兵站部随朱总司令指挥的左纵队行动。经过十几天行军，部队到达了阿坝地区，前面就是最难走的水草地。
我们休整了几天，做着从思想和物资的各种准备。出发前的一天晚上总司令派人把我找去。一见面，朱总司令就开门见山地问：“吴先恩同志，你们兵站迓少伤病员?”“六百多。”“有多少担架?”“一百多。”“有多少骡马?”“二百多匹。”“有没有能坚持走的伤病员?”“绝大多数都不能走了。”“你们打算怎么办?”……我沉默了，眼看着要又一次穿过水草地，怎样才能把这批1ij!安全带过去，正是我们兵站部发愁的大问题。
朱总司令蹙着眉，倒背着双手，在屋里来回踱步。他忽然停住脚，抬起头来问我：“二百匹牲口驮的都是什么?”“全部是枪支弹药。”“能不能把驮枪支弹药的牲口腾出来驮伤病员?”“当然可以，但这么多枪支又怎么办?”“带不走，就统统毁掉!”“这……”我犹豫了一下，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按照我们四方面军的规定，枪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战士的第二生命，毁枪是要受处分的。”“嗯，这个规定好。我们红军，没有兵工厂，枪都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的确是宝贵的。”停了一下朱总司令站到我面前，用手拍着我的臂膀说，“可是同志，现在具体情况不同了，过去是人多枪少，随时都有兵员补充；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多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有了人，不愁将来没有枪。”说到这里，朱总司令以拳击掌，坚定地说：“好，就这么办：要人不要枪。把牲口上驮的枪统统毁掉!如果受处分，由我替你顶!”我心里算计着：把驮枪支的牲口全部驮伤病员，还有一百多伤病员带不走。
我把这个情况如实地向总司令作了汇报。只见朱总司令沉思了一下，就亲自向直属各单位打开了电话：“喂，我是朱德，有个困难要请大家帮忙，兵站部伤病员多，担架少，各单位要算算账，把能抽的骡马和牦牛都抽出来，负责同志有两匹牲口的要抽一匹，年轻力壮的领导干部，可以两个人轮流骑一匹，尽量多抽出一些来，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伤病员全部带走。”听着总司令这番话，我心里热乎乎的：早就听说总司令爱兵如子，今天所见果然名不虚传!总司令真是和战士心连心啊!我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总司令在关键时刻，给我们解决实际困难，担心的是，马上要过水草地，牲口是最宝贵的交通工具，怕有人执行命令打折扣。可出乎我的预料，朱总司令的一个电话，各部队都很支持。总司令让我准备接收各部队调来的牲口。紧接着对我说：“我这里有三匹牲口，也牵一匹去。”“不，不。”我又着急，又激动，连忙说：“首长岁数大了，文件又多，这匹牲口不能抽。”“怎么，我刚刚下达命令，自己就不执行了?你不收，回头我派人给你送来。”说着又把话题一转，极为亲切严肃地说：“先恩同志，这批伤病员同志一定要照顾好。部队拂晓就要出发了，你快回去检查一下，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
我也对你下个命令：一个伤员不准丢下，丢了，就是你没有阶级感情，我要处分你!”“请首长放心，我保证把伤病员全部带走!”从总司令那里回来，天已经很晚了，我向兵站部同志们传达了朱总司令的指示，大家立刻分头行动，有的处理枪支，有的到各部队领牲口，一直忙到深夜。
人们陆续回来了，从汇报中我知道，开始个别同志对调牲口有意见，但听说是朱总司令的命令，并且带头抽马给伤员，就二话没说，把牲口调出来了。经过清点，各部队抽调的骡马加牦牛，共有一百五十匹。我刚想在草铺上休息一下，一想起总司令亲切而严肃的面孔，就再也躺不下去了，又急忙朝伤病员集结地奔去。我赶到现场，遇到朱总司令派来的两位参谋，他们一见我就说：“吴部长，总司令放心不下，派我们来看看你这里还有什么困难?”我乐呵呵地说：“没啦，没啦，最大的困难首长给我们解决了。”谁骑骡马，谁坐担架，我们一个一个落实定位，看着伤病员都上了路，我和两位参谋同志一起去向总司令报告。朱总司令高兴地说：“好，一个伤员没有丢，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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