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间，云南已经和平解放。但是，在当时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中，有不愿改造接受改编的反动分子，企图乘我人民政府刚成立，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之际，与各地地主恶霸及土匪串通一气，纷纷暴动。社会治安非常严峻。当时，原国民党二十六军的一股残匪计114人，相当于一个营，有连排长以上的反动骨干10余人，持有美制自动步枪7支、德国二十响6支、美制大喇叭和加拿大左推轮枪若干支，手榴弹和各类枪弹有几麻布口袋。他们自恃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妄图从昆明穿过武定插甸区上大黑山为匪作乱，歼敌任务紧迫，杨真（当时是插甸区区长）和武定军分区留驻插甸的解放军排长李星群不畏困难，率领29人（当时区上只有区武装队员15人，分区解放军只有一个班，合计29人）星夜追赶，终于在次日拂晓于插甸区的黑羌德村一举全歼顽敌，以少胜多，分别荣获武定军分区、武定县人民政府的通令嘉奖，《云南日报》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登载了此事。9月8日下午3点左右，有3个乔装打扮的人从区公所前走过。当时值班站岗的民兵和解放军战士一眼就看出这几个人行迹可疑，立即报告情况。李星群排长马上率人把这3人追来区公所隔离审问。同志们的警惕性为什么这么高？因为在7月间区公所曾被地霸武装围攻过，同志们的战备意识是很强的。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追查盘问，终于打破了缺口，获得了敌人的全部行动计划和武器装备情况，还得知敌人当晚住宿在离区公所以北20余公里的黑羌德村。我们将敌侦探关押后，立即进行安排部署，提前开饭，于6点左右便出发，追歼顽敌。
我们的队伍只有28人（因途中抽出一人连夜赶赴发窝乡送情报给武定军分区驻发窝乡的一个连，请他们连夜赶至黑羌德，次日拂晓共同歼敌）。晚上9点左右，我们赶到离黑羌德村只有半公里的地方，那儿正好有一独家农户，我们便封锁了这家农户，切断同外部的联系，与房主叙家常，宣传党的政策，就是不谈我军的行动任务，只等过夜后就走。同志们轮流睡觉休息，等待天拂晓。凌晨4点，我们按原定计划，以小跑速度直扑黑羌德村保长晏宗富家。晏家的房院成正方形，是一楼一底土木结构的四合院。敌人全部都住在里面。我们按预定位置把院团团围住，刚包围好，就从东大门口朦胧中走出来一个人撒尿，当即被我区武装战士杜忠沛一把揪住，拖到离门口约10米远的坡地上，这里是我们的军事指挥地。被抓的这人名叫蒋开益，是敌人的排长。这敌排长被抓住就大叫“有人呀！救命呀！”。敌人听见叫喊声，枪弹雨点般地向我们横扫过来。正对大门口伏击敌人的我解放军班长郑云山不幸被子弹击中胸膛，流血不止，但他不吭一声，仍坚持还击敌人（后来在清理战场时，才发现他用了不少青草堵塞住伤口，一直坚持着，直到光荣牺牲。他的英勇顽强，感动得大家恸哭不止）。南门口的战士王继顺因过早叫喊“缴枪不杀！”被敌人子弹击中脑盖，当即光荣牺牲。这时，我们已减员至26人，但仍众志成城，决心消灭敌人，为烈士报仇。我们把俄造步枪集中起来，一间一间房子地扫射，使敌人以为有很多机关枪在向他们射击。更有效的是手榴弹的快速投掷，压得敌人不敢在楼上还击而统统躲到楼下去了手榴弹丢得最熟练的要数李星群、杨正荣和刘宏基等人，他们根本不用嘴咬火线，随手扣住盖子就丢出手榴弹。敌人被打得丧魂落魄，拼命用大锅罩住脑袋逃命。当敌人不再还击时，我们才叫被俘的敌排长向敌人喊话：“不要打了，解放军很多的，快缴枪吧！”里面回应道：“我们缴枪！”但拖了一刻钟，仍无动静。敌人是妄想摸一下我们的底。
我们立即大声命令：“三营射击！”大家一齐以步枪手榴弹猛烈攻击。在火力高压下，敌人才不得不喊叫：“别打了，我们缴枪！”敌人真的送枪出来了，火力暂时停下。但只抱出7支大枪，还是不老实。我们又再次命令：“一营射击！”大家又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见势不妙，又交出一批枪。我们大声警告：“你们的枪没有交完！”敌人又交出一批。此时天已大亮，敌人交出的枪支数量同我们掌握的大体相当，我们就猛冲进去10余人，我和李星群冲进去，命令敌人全部在天井集中。当时满院子都是俘虏。我们想：怎么才能把这些人带走呢？我们急中生智，这样办：从院内将俘虏一个个押出来，由本人报出姓名、籍贯后，再由南后门外面的战士拴上。这样，我们把俘虏全拴完了，大家才放心地去清理战场。牺牲的烈士用当地最好的棺木入殓。我们简短地向当地群众揭露了敌人的反革命罪行，并讲明敌人的活动与村民无关。群众踊跃地参加安葬烈士，帮助运送战利品等，还热情地要留我们吃饭。大家都饿了，但军事行动不能久留_只好谢绝了。我们不顾饥饿和一夜辛劳，押着百余名俘虏，浩浩荡荡，胜利回到区上。行至大山顶时，在押的敌特务连长、伪保长等3人妄图逃跑，被我们及时以予处置。中午，分区部队赶到，接运战俘去送交武定军分区处理。武定分区驻发窝的一个连次日中午赶到黑羌德时，我们已全歼敌人回到区上了。他们又赶到区上，和我们共同处理善后事宜。
这次胜利，全歼了顽敌，解决了武定地区的一大后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