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父亲下放奉贤五七干校，母亲下放黄渡禽蛋加工厂。1969年末，父亲在干校因吐血而送华东医院抢救。现将上海文革中有关奉贤干校的资料转发如下：
上海奉贤干校
作者： 发布日期：2019-12-16
“文革”期间，作为上海市的远郊县，奉贤县境内共建立市级五七干校达9所之多。
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苏联变修，毛泽东逐步形成了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想法。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结合实际，提出全国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要把参加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10月5日，《人民同报》发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材料，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批示。从此，各地纷纷开始效仿柳河，开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整个中国。
10月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奉贤县奉城镇南，五四农场境内(今五四公路2011号)建立市直机关五七干校，时称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简称市直干校)。下放劳动学习的对象为市委、市人委各直属机关参加“斗、批、改”的全体干部。校部建立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革委会，下设办公室、组织组、政工组、专案组、教研组、生产后勤组；学员按军事编制，分为兵团、连队。1972年初，华东局五七干校并入市直干校，校名改称“上海市五七干校”。
至1969年，全市工交、财贸、文化、科技等系统和各区相继在奉贤县建立五七干校。其中，上海市科技五七干校于1969年2月创办，位于奉贤县境内燎原农场(今奉干公路1号桥)，下放对象为市科技系统干部和知识分子。1969年8月，市电影、新闻、出版、文化系统各自建立五七干校，均位于奉贤县境内奉新地区；1973年2月，3所干校合并改为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下放对象除各系统机关干部和领导干部外，还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其中许多是有名望的表演艺术家以及作家、教授等。上海市工交五七干校创立于1969年11月，位于奉贤县境内五四农场(今五四公路3451号)，下放人员为市工交系统31个局级及公司以上机关工作人员。上海市财贸五七干校创立于1969年11月，位于奉贤县境内五四农场(今五四公路2761号)，东与工交干校毗邻，下放对象为市财贸系统公司以上机关工作人员。上海市教育局五七干校于1968年创立于嘉定，1969年11月迁到奉贤县塘外公社。闸北区五七干校位于塘外公社与燎原农场交界处(今燎钦公路1026号)，培训闸北区各单位的干部。此外，70年代初，市卫生局、市第一医学院在奉贤境内星火农场各自创办五七干校。
由于把下放劳动作为干部“重新学习的根本途径”，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教育方针，干校建立初期在“生产劳动”方面，特别强调劳动和生活的艰苦性，特别强调“越苦越累越能锻炼和考验人”，人为地强化劳动强度和生活的艰苦程度。1968年10月14日，市直干校首批先遣队到达后，立即投入劳动，搭建草房作住宿用，同时改造大批盐碱低洼地作为劳动基地。1969年11月，市工交干校首批先遣队到校后，冒着严寒筑公路、造校舍，在荒滩上共建造房屋3．4万平方米。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把五七干校作为打击迫害干部的场所。在他们的直接控制下，市直干校成为迫害干部的“重灾区”，其手法是以“审干”名义将矛头对准干部，先后下放干校的原华东局机关和市直机关干部共5238人无一幸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1972年，在周恩来领导的整顿中，极左思潮受到批判和遏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他们的境遇有所好转。在这样的背景下，五七干校初期的一些极端做法有所调整，环境有所宽松，更为强调学习的系统性。与此相适应，干校的组织结构增设教学组，配备了专职教学人员，学员队与专业生产队分离，生产、教学不断正规化。1972年5月开始，上海市的五七干校从“斗、批、改”为主转为以轮训干部为主，主要任务转为对在职干部分批分期进行学习教育。
1978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停办五七干校，奉贤县内各五七干校相继撤销。其中，在上海市五七干校原址改办上海市旅游专科学校；上海市工交五七干校原址现为上海敦卫青少年社会实验基地；上海市文化干校原址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上海市科技五七干校撤销后，原址划归上海市公路管理处，改为“奉城会务中心”；闸北区五七干校原址现为燎原苗圃；其余干校在撤销后将原址归还市属农场。
上海金融志关于“文革”对上海金融的严重破坏作出以下结论：
“文化大革命”给上海银行工作造成严重的破坏。首先，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名存实亡，1971年3月， 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并入上海市财政局，对外虽仍挂两块牌子，内部已成为一个机构，办理银行业 务的只有一个“银行业务组”，工作人员只剩下10余人，分行其他干部全部下放到“财贸五七干校”劳 动、学习。其次，在极“左”思潮冲击下，银行规章制度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文化大 革命”期间，上海的银行贷款又一次失控，企业资金占用大量增加，银行贷款大幅度上升，信贷资金 的使用效益大大下降，成为建国以来产值资金率最高的时期。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共增加 贷款84.2亿元，存贷借差达74.3亿元，给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增加了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