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庆路九弄朝南有一个2000平方的私家大花园。从我小时记事时起，每天清晨有一位老伯伯在花园里，时而做早操，时而打太极。之外，他最喜欢的事一定是养花。记忆中他非常喜欢种月季花，颜色绚丽多彩。再配上兰花，还有樱桃树和枇杷树及杨柳，把整个花园打扮得五彩缤纷。这位老人就是老革命、老干部、住在楼下的老邻居唐益之伯伯。
唐益之，原名唐应续 男，汉族，1913年9月出生，江苏省武进县人。1930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淮宝县粮政科科长、吕良区区长。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在团中央秘书处工作时被捕，抗日战争前夕释放出狱，抗日战争爆发后，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至均县工作，1939年调新四军，全国解放时，随军南下接管上海。1959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经理（现称行长）。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局长及市委组织部顾问等职。1984年离休。
2019年6月，我在某旧书网站上看到出售原银行干部唐益之的心得笔记，并配有扉页亲笔题词。现特转发如下：
唐伯伯有个女儿，名叫谢卫平，中学就读于原第二女中（现为第二中学），早年已定居美国。最后一次我与唐伯伯见面是在华东医院新南楼他居住的干部套房内。他座在轮椅车上，双腿上覆盖一层毯子，大腿不由自主的抖动，护工在一边照顾。唐伯伯去世后，其住所已由市计划委员会某部门接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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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转发唐益之1984年8月的回忆录
我所知道的三十年代共青团中央局
唐益之
一九三〇年八月，我由家乡常州的小学教师缪青裳（共产党员）介绍，到浙江肖山湘湖师范读书。这所学校仿效晓庄师范，校长倾向进步。恽逸群在那里任教并担任中共肖山县委书记。缪青裳将我的团的关系转给恽逸群，九月，湘湖师范团组织安排我担任肖山至杭州的地下交通。十一月杭州党组织遭到破坏，敌人要抓我，我在校长等人的帮助下，逃到上海。
到了上海，我通过在大夏大学读书的同乡冯大朋（现为上海中学退休教师）找到了我的小学教师吴元。当时，吴元兄弟三人在武进受到通辑，隐居上海。吴元的兄弟吴锦棠当时是团中央一个刊物的发行，我在他家看到过凯丰（团中央宣传部长）、老余（即余心、余百鲁，当时为团中央宣传部秘书，以后叛变）和小朱（即赵克昂，李一凡，后叛变）。
开始，我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以后，我通过同学认识了季苏和朱理治（当时在团江苏省委负责组织工作）季苏介绍我参加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季苏是负责人，办公地点在四马路会乐里），担任发行工作，负责发送文件和宣传品到闸北区“反日会”。
一九三二年八月，朱理治介绍我到团中央搞发行工作，正式恢复了团的关系。这时团中央书记是胡均鹤，宣传部长是凯丰，秘书长是陈卓文，总交通是蒋平。直接领导我的是团中央发行部的小邱（湖南人）。福州路山东路口有一间仓库（灶披间）是我们的联络站，平时不住人，印刷所将印好的宣传品送到那里，我按时去取，与来人彼此不见面。然后，我把一部分宣传品送给团江苏省委负责发行工作的李文彬（后来被捕，关在苏州反省院，出狱后改名叶梯青，抗战期间在苏中工作，后在姚家庄突围中牺牲。）；另一部分分别邮寄各大学图书馆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上海的各个大学，以扩大宣传。
十一月，团中央调我任内部交通，领导我的是团中央总交通蒋平。他也是常州人，比我年龄大，装做我的表兄同我联系。我的工作是给团江苏省委送文件和联系工作，接头人是团省委的内交通李××。此外还负责外地来沪和出狱同志的接待工作，我先去接头，有时送些生活费，然后把关系交给蒋平，由他安排带走。十一月间，我曾听说团中央有破坏（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间，团中央书记胡均鹤、经斗部长胡海等被捕叛变），但不知详情。
一九三三年初，由于蒋平被捕叛变，团中央遭到很大破坏，除凯丰以外，几乎所有的团中央领导干部都被捕了。当时我住在新闸路一家麻油店楼上，一天我回去，女主人说：“你表兄带人来找你”，暗示我赶快离开，我意识到内部出了叛徒，立即离开了。以后我才知道是蒋平带了特务来抓我。他还带人到团中央局的联络点（四马路上的一家旅馆）去，抓走了团中央巡视员张光天（前几年在西安去世）。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张来上海时告诉我的。
团中央这次遭破坏后，我同团省委的内交老李（苏北口音，他说自己是大夏大学学生，他爱人姓王）仍有联系。不久，组织上调骆驼（徐宝铎）重新组织团中央局，他通过老李，找到我的住处（今富民路），要我负责团中央局的内外总交通工作，并派一位女同志王兰英（沪东工厂的工人，现在南京）与我做假夫妻。
团中央局在甘斯东路（今嘉善路）上租了一幢房子，成立了秘书处。调李华生（四川人，“文革”后期为河北省科委付主任）当秘书长，住在那里。他负责刻钢板、油印和收发文件。那时他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大约是三三年底，他调天津任巡视员工作。当时住在这幢房子里的还有两位女同志：一位是廖似光。她是凯丰的爱人因为怀孕不能随凯丰去苏区，留了下来；另一位叫九姑（广东人。据说也是一位负责同志的爱人），带了一个小女孩，她们作为家属住机关。我常去秘书处，骆驼也常去，他在那里看文件，并且给我们交待工作。
骆驼是团中央书记。大约一九三三年的四、五月份，先从北方调来的陈伯伟（即小陈）负责团中央局的组织工作。他的爱人叫“大陈”，是大学生，戴一副深度的眼镜。是我把他们接来并给他们找了华山路靠近静安寺的一处房子住下。以后又从北方调来小李任宣传工作（当时主要负责团刊——团的建设），他是北方人，学生模样，听说家里很有钱。他被捕比我早，被捕时被打得很厉害。他的爱人小金（朝鲜族）也是学生，与他同时调来，也是我去接待并安排住处的。大约八、九月间，我还接待从北方调来的小朱（即李一凡、赵克昂，四川人），小朱来了以后，也负责组织工作。黄药眠来上海不是我去接待的，但他来我家出席团中央局的会议时，我见过他，知道他是从苏联回来的。黄药眠来了以后，在团中央局负责宣传工作。
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间，我还接待过从北方调来的小陶（即陶凯荪），她开始同青岛调来的小刘装成假姐弟住在一起，大概在下半年小陶调到团江苏省委搞宣传工作，小刘后调回青岛工作了。小范（即范正中）夫妇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间从徐州调来，由我去安排住下的。他以后分配到团江苏省委当组织部长。
此外，一九三三年五月，团中央秘书处从泉漳中学调来的小刘（即刘耀新，现在四川）和小妹（以后同小刘结婚）搞油印工作，也是我去接待安排的。抗战胜利后我在山东曾遇到过刘耀新，问他以后的情况，他说一九三四年团中央大破坏后，他就失掉关系了。
当时，我们团中央局还有几个内交通。一个是孙云（即薛承缇，大夏大学学生，现在武汉），她调来后与团中央局书记骆驼住机关还有卢义兰和卢义梅姐妹俩（湖北宜昌人）。卢义兰当时化名小杨，调来后与我住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的机关，她负责送团江苏省委的文件，给团中央秘书处的文件由我送去。与上海党中央局的联系则由卢义梅负责。另外，团中央局还有一个外交通老高（河北人，个子很高），他负责同北方的联系。当时团中央局与外地的联系，主要就是河北的天津和北京，因这地区团组织较强，文件来往也较多，因此团中央单独与他们建立了交通关系。同其他地区的联系则通过一个姓李的党中央局的交通，他到我家来联系，传递团中央的文件。当时有联系的还有东北奉天、河北唐山、山东青岛、河南开封、安徽寿县以及苏区等，其它地区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当时苏区曾来了一位小田，后来调到团江苏省委搞儿童团工作了。
当时团江苏省委书记是朱理治（注：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团省委改组，朱理治调走。由原团中央局组织部长陈伯伟接替。），负责宣传工作的小郑（即郑思群，广东人），我曾见过他们夫妻。此外还有一个叫丘九的好象也在团江苏省委搞过宣传工作。
一九三四年春，骆驼（徐宝铎）调到上海党中央局，负责联系团中央局的工作，小陈（陈伯伟）调任团中央局书记。
一九三四年八月，我在南市蓬莱市场被捕。当时因团组织已遭受到多次破坏，我思想上也有一些准备，立即把身上的一封外地来信吞入肚中，敌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我先关在南市公安局看守所受了很重的刑，但一直没有招供。至于被捕原因，我一直不清楚。在南市公安局时，好象看见小范（范正中），但他没有出来指证我。不久，我被押送龙华警备司令部。关了两个月，敌人仍得不到任何线索，就以“嫌疑犯”的罪名，判了我两年半徒刑，然后关到苏州反省院，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我获释出狱。
团中央局一九三四年十月又遭到一次大破坏时我已在监狱中。后听团江苏省委交通戚铮音同志说，这次大破坏是因为原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小范（范正中）在调徐州任联络员时，被捕叛变。小范叛变后，仍以联络员身份来上海，与中央局和团江苏省委机关取得联系。探明各人住处后，敌人就在十月底逮捕了团中央局书记陈伯伟、组织部长小朱（即李一凡、赵克昂）、宣传部长黄药眠，以及同他们住机关的三个女同志和卢义兰、卢义梅。还逮捕了调党中央局工作的骆驼（徐宝铎）。骆驼、陈伯伟、小朱被捕后都叛变了，这次破坏给团中央局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
来 源|中国共青团网
编 辑|苏 莹
校 审|郇 宇
1955年凯丰病重，毛主席知道后托人传话：放下之前 好好治疗
以下转发网上下载的关于凯丰的报道 2025年1月27日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瞬间被铭记，有些故事则如珍珠般镶嵌在岁月的画卷上。凯丰，这位曾经与毛主席并肩作战的战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收到了毛主席的八个字：“放下过去，好好治疗。”这八个字，不仅是对他身体的关怀，更是对心灵深处的慰藉，背后却隐藏着一段跌宕起伏的往事。
凯丰与毛主席，从同窗好友到革命战场的并肩战友，他们的关系如同兄弟般深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却出现了意见的分歧，从微妙的对立到公开的争执，这段关系经历了风雨的洗礼。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彼此理解，这段跨越时空的友谊更显珍贵。
1955年，凯丰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肝癌的晚期诊断，如同晴天霹雳，不仅击垮了他，也震撼了整个家庭。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毛主席深感悲痛，他深知凯丰的贡献与牺牲，因此特意安排了顶尖的医疗团队全力以赴救治这位老战友。在这紧急关头，毛主席还让人捎去了那八个字：“放下过去，好好治疗。”这简短而深刻的叮嘱，既是对凯丰身体的关切，也是对心灵创伤的抚慰，更是对过去种种纷争的释怀。在这句话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毛主席对凯丰的深情厚谊，也能体会到他对革命历史的深刻理解和对人性的尊重。
“放下过去”这句话，在这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它指的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尤其是面临重大转折时，我们需要学会释怀过去的经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将从凯丰的革命生涯中，探寻这句话的含义。
凯丰，原名何克全，他的故事始于江西萍乡的一个普通家庭。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性格坚毅，这使得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早早地投身于革命事业。1925年，凯丰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正值全国大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他的思想很快被进步的力量所感召，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
凯丰不仅聪明，文笔也出众，思想深刻，这些特质使他在学生运动中迅速崭露头角。1927年，他被选派前往苏联学习，在那里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为他后来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回国后，凯丰成为了党内的重要宣传干部，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博古，而博古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人物。
凯丰的例子告诉我们，“放下过去”并不意味着忘记历史，而是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在革命的道路上，凯丰放下了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拥抱了更加广阔的世界，最终成长为一位杰出的革命者。这也启示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时，都应该勇敢地放下过去的束缚，不断追求自我超越。
博古，作为凯丰的入党引路人，与凯丰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不仅在政治理念上有着共鸣，更有着共同的留学苏联的经历，这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凯丰对博古的信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盲目的信任在日后成为他人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1933年，凯丰被调往中央苏区，全情投入到共青团的工作中。
当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尽管如此，负责军事指挥的博古和李德却依然坚持着“本本主义”的教条方针，未能及时调整战略，错失了战局的主动权。这一失误最终导致了红军的被动撤退，也拉开了长征这一史诗般壮举的序幕。
了1935年，红军在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之后，终于抵达了贵州遵义。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上，与会者们共同回顾了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经历，深刻汲取了教训。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会议最终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党和红军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会议的气氛并非一帆风顺。在众多发言者中，凯丰同志成为了唯一一个公开发声支持博古同志的人。他不仅对博古同志表示坚定的支持，还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能力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凯丰同志直言不讳，甚至对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指责，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策略不过是借鉴了《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中的古老方法，认为这些传统观念已经落后于时代，不再具有实际意义。
凯丰同志的言论掷地有声，虽然直率却也透露出一种天真未泯的乐观。面对这样的批评，毛泽东同志并未表现出任何愤怒，反而以平静的态度回应了凯丰同志。他巧妙地反问：“凯丰同志，《孙子兵法》共有十三篇，您可知道第一篇的名称吗？”这一问让凯丰同志陷入了沉思，场面也因此变得有些尴尬。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反问，不仅是对凯丰同志的巧妙回应，也展现了其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在这场看似关于军事战略的激烈辩论背后，实则隐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的正面交锋。凯丰在辩论中所持的立场，并非单纯出于个人的私利考量，而是源于他对博古同志的深厚信任，对毛泽东同志战略眼光的误解，以及对当时战局复杂性的缺乏全面认知。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挥下，红军历经四渡赤水的艰苦历程，成功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扭转了长征途中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一系列辉煌的军事胜利，让凯丰开始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
随着对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才能的深入认识，凯丰逐渐意识到，自己之前的言论不仅偏离了事实真相，更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内团结造成了潜在的威胁。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行，深感自己的错误不仅是个人的失察，更可能对党和红军的未来产生不利影响。这场交锋，成为了凯丰自我反省、认识自我、修正错误的转折点。
凯丰，这位在革命道路上知错能改的勇士，两个月后，便以诚挚的态度主动走到毛泽东面前，向他诚恳地道歉。从此，在日后的革命工作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一边，全力以赴地支持着这位伟大的领导者。
凯丰的转变，不仅体现在他对错误的认识和态度上，更深刻地体现在了他的实际行动之中。在长征的艰难岁月里，张国焘违背中央的北上路线，公然另立“中央”，一度将红军推向了分裂的边缘。然而，凯丰没有动摇，他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边，充分发挥自己的宣传才能。
撰写了一系列掷地有声的文章，深刻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并号召党内同志统一思想，共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凯丰的文字如同利剑，直指人心，为党内舆论的稳定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正是他的坚守和努力，为革命队伍注入了强大的凝聚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宝贵的力量。
凯丰先生的一生，其卓越贡献并非局限于军事战场，更多的是在宣传与思想领域深耕细作。他以一支笔为革命的号角激昂高歌，成为我党早期宣传战线上一颗璀璨的明星。他曾亲身参与《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创作，这首歌曲在延安的革命根据地广为传唱，以其激昂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激励了无数怀揣革命理想的青年，成为他们心中的战歌。
在整风运动中，凯丰先生更是以身作则，勇于检讨遵义会议上的错误言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警示同志们深刻反思教条主义的危害，引导大家走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的这些努力，无疑为党的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如此，凯丰先生对于这些贡献似乎并未感到完全满足。或许在他看来，作为一名革命者，他还有更多未竟的事业和更深的思考等待他去探索和实践。他的内心深处，可能还怀揣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忱和对同志们的深切关怀，这或许正是他不断前行、不懈奋斗的动力所在。
遵义会议上的言论，如同横亘在他心头的难以逾越之坎，始终是他心中的一道深深的烙印。在他晚年所著的自传中，他以平实的笔触坦诚地回顾了那段历史，坦言当时对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把握不足，对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理解尚浅，这导致了他在决策上的失误。尽管字句之间显得平静，但那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懊悔之情，却如同寒风中的残烛，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时光荏苒，到了1955年，当凯丰同志被诊断出肝癌晚期，他的身体已经如同风中残烛，虚弱得不堪一击。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不禁为之沉痛，他第一时间便安排了国内最顶尖的医疗资源，以确保凯丰同志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同时，毛主席还特意派人将一句深情厚谊的叮嘱带给凯丰：“放下过去，好好治疗。”这不仅是毛主席对凯丰同志的深切安慰，更是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和卓越贡献的充分肯定。在这句话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毛主席对同志的关怀，也感受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战友的深厚情谊。
尽管病魔无情，医护人员竭尽全力，凯丰还是在那个艰难的年份，离开了我们。他的一生，就像一面历史的长镜，清晰映照出革命道路上的种种曲折与挑战。
凯丰在革命历程中，并非没有犯过错误，他曾有过误判，也有过犹豫，但他的内心始终燃烧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与坚定担当。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并非苛求完美，它更考验的是每个人在关键时刻的抉择与勇气。
有人认为，凯丰的经历就像一堂真实的历史课，它深刻地提醒我们，能够认识到错误并勇于改正，远比那些从未犯错的人更为可贵。凯丰的一生，是他个人品质的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无数革命先辈的缩影，他们的精神与奉献，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