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明（1922-2021),安徽舒城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曾任新四军支队指导员、副乡长、乡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华东纺织管理局科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副书记。
靳明与我母亲（冯镇坤）是一对50多年的老邻居。黄晓华曾在医院工作，是靳明的大女儿。儿子老二叫黄连生，曾是大学教授。小女儿叫靳新华，上海位育中学1967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1月去江西新干县插队，后回沪读大学，毕业后任上海教育学院教师，党委副书记，后任中福会副秘书长，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2003年10月因病逝世。
2011年7月，老邻居合影。前右—靳明 前左—冯镇坤 后右—黄晓华 后左—黄连生
保存的黄浩、靳明、靳新华的签名照片
靳新华在上海工业展览馆留影
以下转发黄晓华的回忆文章
我的妈妈靳明 （文/黄晓华）
我妈妈靳明的老家在安徽舒城县，她出生在九代书香人家。在我妈年幼时父母就相继亡故，她是在祖父的抚育下长大的。妈妈的祖父靳宗朴是位晚清秀才，以教私塾为业。因见国家、民族日渐贫弱，他受新思潮之影响，毅然卖掉祖产，在家乡办起了新式学堂－罗山小学和凤翔山分校，并动员乡里子弟上学，学习新文化知识，对家境贫寒的学生分文不取。老人还特别宣传移风易俗，倡导女孩不缠足，让她们同男孩一样读书学文化。这在一百多年前的农村可是新鲜事！听说当时舒城县各界有识之士大为赞许和推崇，最后连北京城里都知道了这件事，因而受到段祺瑞政府“捐资兴学”金字匾额嘉奖。
妈妈的祖父对“教育救国”身体力行，妈妈的姑姑、姐姐们因此得到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在这个环境里，我的妈妈靳明，作为靳家最小的女孩也上学读书了。一个人有了文化，心智就打开了，世界的事情、做人的道理，就会知道得越来越多，这对妈妈后来的人生道路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的炮声震醒了我们四万万同胞，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1938年，日寇飞机的炸弹在舒城县爆炸了，看到了日寇的惨无人道，早就热血澎湃的妈妈再也不能忍受了。妈妈离开了课桌，走出了学校，年轻的她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感召下，以古代花木兰为榜样，决心投军拿起武器抗击日本侵略者！妈妈回忆说，当时在舒城县，有不止一支部队在招兵，去哪家投军呢？她最后发现有一支部队，军容特别整齐朴素，待老百姓特别亲切，就想去投奔这个军队。
那年妈妈才16岁，又是个女孩，也不知人家要不要自己。就在这人生重要的关口，妈妈姑妈的一位老同学满足了妈妈的愿望，把妈妈带到这支部队设在“韦家瓦屋”的司令部，找到司令说明了原委。
司令对于一个才16岁的女孩要参军杀鬼子的决心很为赞许，亲自批准了妈妈参军的要求，安排在部队当文化教员。妈妈回忆说：“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司令是高敬亭将军，他带领的部队是新四军四支队。而带我来参军的姑妈的老同学，就是中共舒城县委第一任书记鲍友荪同志。”
“千金小姐去当兵了！”这在家乡、在家族可是件大事。妈妈的祖父得知后很不放心，又不舍得，就托人给妈妈带来一封信和几块钱路费，要妈妈立即打道回府。当了兵的妈妈可不愿意再回去了，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妈妈用祖父捎来的钱买了一支钢笔，心想当上文化教员正好用上。周围的同志和老乡都竖起大拇指，夸妈妈有志气，抗日有决心。后来高敬亭领导的四支队又派妈妈到东沙埂游击队担任指导员兼文化教员。游击队经常开展“打敌资行动”，也就是半路拦截日寇和伪军的粮食等物资，缴获到物资后将其中一部分充作军资，另一部分就分给贫困群众。
因为每次都进行了充分的侦察和准备，采用的是出其不意的快速行动，所以成功率相当高，日本鬼子和伪军每每束手无策而又气急败坏。在游击队中妈妈是参加这些行动的唯一女队员，一有情况拿起枪就跑，常常跑得比男的还快，跑在前面又十分灵活，队员们都佩服妈妈勇敢不怕死。妈妈还是神枪手，每次打靶都能打到中心10环！为此也得到同志们的称赞和上级的表扬。
妈妈调回部队后，作为女同志虽然少有枪林弹雨中与敌人直接厮杀的机会，但也会遭遇到险情。有一次部队需要分散活动，妈妈所在的小组进驻到某个乡村，各人分散住在群众家里，被突如其来的日伪军一下子包围了。当时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又是在夜里，与同组同志、与上级领导都完全无法联系，实际上是一个人面对这种危急情况。妈妈那时才18岁。幸好她对当地地形环境熟悉，为躲避敌人围捕，趁着月光涉水进入齐腰深的水圩子里，紧贴着水面屏着呼吸前进。出水后妈妈机智地藏到一个长满荒草的小山坳里，妈妈全身湿透，冷得浑身发抖，整整一夜蹲在山坳的荒草丛中。寒冷、饥饿、孤独、恐惧一起袭来。
后来妈妈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这是她这辈子经历的最长的一个夜晚。当时妈妈什么都想到了：如果敌人来搜山，我将怎么拼杀？同志们在哪里？他们安全吗？今后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戒备、吸取教训。又想到，如果祖父知道他的宝贝孙女正身陷绝境，该是多么担心！如果得知孙女死在敌人枪下，又该是多么的悲痛欲绝！妈妈想了许多许多，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投降或当逃兵，没有后悔当新四军！这就是妈妈，一个经得起生死存亡考验的普通的新四军女兵！很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已经如烟随风飘去，但这件事沉淀了下来，并且深深沉淀在妈妈的心中。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上海迎来了解放，按照组织的安排，妈妈又马不停蹄投入到上海的生产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几十年来，妈妈经历无数风雨和艰辛的考验，一直是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忠于职守。1959年，我们家飞来了一场灾难，父亲黄浩被打成“右派”，这可是我们全家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父亲黄浩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24年18岁便在上海参加了革命，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爸爸又受党的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曾先后两次被捕。在敌人的监狱里，爸爸遭到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与狱中同志们一起坚持对敌斗争，并取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
父亲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一直是坚强的布尔什维克，一直是党的好干部，怎么会变成反党反社会的“右派”分子呢？说什么我也想不通。后来我才知道，是父亲的刚正不阿和疾恶如仇招来了如此横祸！当妈妈的上级领导征求她本人态度时，妈妈平静地表白了她的态度－“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也是飞！”这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对党组织的赤诚的忠心！以至于多少年后我每每想起这段往事，心中还禁不住想哭，又想笑。感动，又心酸！心想，难怪中国共产党不会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这么多赤诚的永不变心的儿女们在捍卫着她！
妈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都是公私分明，我们从小到大，爸妈也一直都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举一个小例子，我工作以后到上海出差，办事经常要乘公共汽车，妈妈就叮嘱：“你乘车的车票，为公为私要分清，不要混在一起。为公事的车票放在一个口袋里，为私事的车票就放在另一个口袋里，不要公私不分，不要占公家便宜。”当时我真有点不以为然一－这么烦！现在想想，妈妈这样要求我们，是很有道理的！正是在爸妈的严格要求下，几十年来，我和弟弟、妹妹才能始终是三个让爸妈放心的子女啊！
妈妈今年虚龄90岁了，始终很乐观豁达，每天生活得很充实、很知足，从不与人攀比。虽然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了，但对国家大事仍很关心，对周围的亲人也很照顾。
妈妈无愧于她卧室床头上自勉自题的一副对联－“忆当初风华正茂保家卫国，看如今耄耋之年矢志不移！”
本文来源：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作者：黄晓华
责任编辑：幽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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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黄浩、靳明晚年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