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夹金山，我们与四方面军会合了，他们倒还有一点粮食，给了我们每人至多也只有一小米袋子，维持不多久，将来过草地怎么办呢?提起草地，大家都挠头，几百里路没有人烟，得走十来天，要是空着肚子，就是铁汉也挺不了；而且草地雾瘴多，河流多，淤泥多，没有一把子劲是过不去的。
因此，在毛儿盖集结休整时，上面来了紧急指示：要每人携带一个多星期的干粮和二十斤木柴，全团都紧张地忙开了。上面指示我们红军一师二团在毛儿盖东南的菠萝子一带筹办粮食。
我们在山上搭个草棚，驻扎下来，打算筹足了七天的粮食再走。第一次出去筹粮的情况就很不佳，回来的人说，不仅人少村稀，而且连一个老乡也没见到。那时藏族群众还是第一次见到红军，在反动势力的煽动下，都以为我们是祸害百姓的队伍，全躲开了，粮食也藏起来了，我们遇到了“空室清野”的困难。原来以为有些希望的，看来还是困难得很!但是，为了抗日救国和革命的胜利，必须搞到吃的，才能穿过草地到达陕甘边区，困难是挡不住我们的!我们已经踏过万水千山，足迹留在了飞鸟绝迹的雪山上，绚丽而迷茫的草地上也得留下我们永恒的足迹!队伍成连成营的出去挖野菜，采豌豆苗，打野兽……有时去得很远，爬山过水，踏遍了山谷。碰到急流翻滚的大河，就先用人拽着马尾泅过去，然后绷上绳子，队伍沿着绳渡过浪涛咆哮的激流，但当地的反动武装，却埋伏在各处袭击我们。有时抬回来的，不是粮食，是负了伤的同志，真不容易，就是一棵野菜，也得用鲜血来换!
不过，从吃了我们子弹的敌人身上，也能换得一点粮食的。不过那不会是大米、白面、粗粮之类，而是他们身上背的牛皮背包。我们捡来用火烧、水煮，然后切成小块分给大家做干粮带着。这些肉类的东西，都是准备过草地吃的。打得的野物，连扔下的皮也算一份干粮，烘干后带着。只有野菜、豌豆苗、青稞麦……可以现吃，这也不能吃得很饱。我们团部一伙，每顿饭都由技术书记负责，分给每人一勺，要不然那些动作慢的同志就吃亏了。那时真不易见到大米。想起当时下连去检查筹粮工作，觉得很有些意思。“怎么样，筹到多少?”回答总是说“两头”或者是“三筐”。这真有点乱用名词。怎么粮食论起“头”和“筐”来了呢?事实只能是这样。那时所谓粮食，实际是指野猪、野羊、野牛、野菜、豌豆苗、青稞麦，或者是战斗中捡来的牛皮背包，当然也能筹到一点炒面，但那是极少的，有的时候，他们就干脆回答你：“又跑烂了一双鞋!”
队伍多，哪有那么多野兽野菜呢?真是踏破铁鞋无处寻，晚上还得在月亮地里忙着编草鞋补衣服。在深山大谷钻进爬出，衣服鞋子真易烂啊，赶上天气又坏，时晴时雨的。不过那种生活，倒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仅常以月亮为烛，马尾为舟，而且常睡在雨伞下度过风啸雨淋的黑夜。肚子饿着，但我们都以此引为自豪。团政治委员邓华同志经常下到部队了解战士们的生活，总是这样关心地问：“吃饱了没有?”“不饱也没关系，紧紧皮带就过去了。”“小伙子，过得去草地吗?”“紧紧肚子，爬也要爬过去!”束腹节约，彼此关切，团结互助，不仅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而且成了一种自觉的纪律。炊事员撒了一粒粮食，检讨时会难过得流涕。
不仅部队刻苦节约，就是领导干部也是同样刻苦的。曾经有个这样的事，邓政委的警卫员陈金保，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孩，他看首长没粮食吃，感到痛苦极了，实在过意不去，就向连队借了一点粮。邓华政委看到是吃米饭或面饼，当然很高兴，以为部队筹到了很多粮食。可是他一追问小陈，听说是从连队借的粮食，就不高兴了，严肃地批评了小陈，说应按分给的粮食吃，要替大家着想，与部队同甘共苦，随便借连队的粮食，这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后来小陈不知怎么的把米袋子丢了，这当然是个损失，小陈受到了禁闭处分。像这类关于粮食的故事，在连队就更多了。因为它太多，也就显得平凡了，没有人去注意它，或者把它记录下来。经过半个多月的爬山跑路，挖野菜，打野兽……终于筹够了过草地的粮食。我们背着干粮和木柴又继续出发了，唱着抗日救亡的歌曲，迈向广漠而凶险的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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