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1937年的“七七”，再到1945年的“八一五”，14年的抗日战争史，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更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史！在那充满血雨腥风的年代，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且坚定地冲了上去，“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奋不顾身、前赴后继，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巨大贡献，从而赢得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残酷而又艰辛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了锻炼与考验，涌现出了大批忠诚有力的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工作。”抗战初期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同志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一、全力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1.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的转变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步伐始终没有停止，其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显露无疑，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在新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以及军事战略势必要做出重大调整。在不同的时期，面临不同的形势，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路线与策略，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熟的、自信的表现。
1936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的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时强调：鉴于当前阶级关系变动所呈现的新形势，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为加强新形势下党的领导和建设，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亦称苏区党代会）。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指出：为了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必须具体的条件之一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毛泽东在5月8日作讨论报告的结论时强调：要造就大批好的干部和领袖去开拓新局面。
为把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策部署贯彻到国统区工作中去，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会议是断断续续进行的。会议开始时，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6月6日，张闻天（洛甫）向大会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刘少奇的工作报告，决定仍以刘少奇为中央代表，增派杨尚昆、彭真等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
黎玉出席了这两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到招待所看望了直（隶）南、冀鲁豫、山东等地的代表，毛泽东对黎玉说，山东是有基础的，当前一定要搞好统战工作，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会上，黎玉认真听取了中央领导的讲话、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山东党的建设和武装建设的方向、任务和目标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山东省委对外不再使用省工委的名义，仍由黎玉任省委书记。
会议结束后，黎玉迅速返回山东，7月中旬回到济南后立即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传达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白区工作会议精神，讨论研究如何动员山东各界人士，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同日，毛泽东偕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所展现的极大耐心与诚意争取下，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协议，以国共两党合作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终于播发了中共中央于7月15日递交给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实质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通过了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决定》提出：“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号召“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洛川会议正式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提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2.日寇的进逼与韩复榘的逃跑
日本侵略军于1937年7月底相继占领平津后，进一步调兵遣将，加紧准备更大规模的侵略步伐。9月始，华北日军兵分三路南侵，其中一路在攻陷怀柔、张家口等地后，攻入山西，兵锋直指太原，另两路分别沿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南下，10月上旬分别逼近河南、占领德州。太原（11月8日）、上海（11月12日）失陷后，沿津浦铁路南下的日军于11月中旬进逼至黄河北岸。12月13日南京陷落，27日济南亦被日军占领。日军铁蹄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抢掠、奸淫，无恶不作，真是罄竹难书！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步步紧逼，身兼国民党第三路军（9月后改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不仅不认真抵抗日军侵略，反而阻挠民众的抗日活动，抓捕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的共产党人与爱国人士，甚至强行把宣传抗日的爱国人士及平津流亡学生押解出山东。韩复榘的十万人马在日军攻势面前只顾保存实力，节节退让。在11月中旬日军进占黄河北岸的济南鹊山等地后，韩复榘更是无心再对日作战，下令炸毁黄河大桥，把主力部队全部调回黄河以南，只留少数游击部队在黄河北岸活动，同时开始采取紧急措施，做逃跑准备，不但把军政机关、学校南移，运走银行和金库存放的黄金、白银，还强征“救国捐”，预征下一年钱粮，强行摊派鸦片，炸毁淄川金矿，致使社会一片混乱，民众人心惶惶，而那些大小官吏则乘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在日军渡河攻济迹象明显的危急时刻，韩复榘不去调动部队准备抵抗，反而放纵军队在洋行、银行、工厂、仓库公开抢掠，然后一路溃逃，致使日军在12月23日度过黄河后，很快于12月27日占据济南，12月31日进入泰安，至1938年1月11日，日军已经侵占至济宁一线。
3.全力发动抗日武装
1933年，由于叛徒的出卖，山东的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山东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只有少数党员在力图联络上级组织，恢复工作。直到1936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黎玉到山东恢复发展党组织，重新建立了山东省委，黎玉任书记。新的山东省委成立后，首要工作是尽力联络各地隐蔽失散的共产党员，聚集力量，恢复组织，到1937年12月底，省委先后恢复、建立了鲁北特委、鲁西北特委、鲁中工委、鲁东工委、鲁西南工委、淄博矿区工委、胶东特委、济南市委及部分县委或县工委。山东党组织的初步恢复，为全力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抢得先机，起到了关键作用。
受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局限，党内的上情下达与下情上报是很难做到及时、详细的，这就意味着在地方工作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须更加准确、全面地领会中央的指示精神，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对于刚刚恢复不久的山东地方党组织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9月中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召开有山东、山西、河北、绥远等地省委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要求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会议提出在华北首先发动组织10万人的抗日游击队，刘少奇提出，“每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黎玉向北方局报告了山东的情况，并希望北方局能派些军政干部到山东帮助建立抗日游击队。由于战事紧迫，黎玉急速返回山东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根据党中央决策及北方局会议精神，研究在山东的落实。省委决定：有力的响应党的号召，“以赤手空拳的精神首先争取两万人的部队”。黎玉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要组织动员二三个人到游击队去。根据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省委研究制定了在山东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十项决定，并计划在10个地区组建10个军，以“抗日游击队”或“抗日救国军”等名义组织抗日武装。根据北方局“你们要自行组织一个基干游击队”的指示，省委决定依托泰安、莱芜、新泰等地的党组织，直接领导徂徕山的抗日武装起义。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筹划组织抗日武装，千头万绪的工作需要大批干部。解决干部奇缺的现状成为摆在黎玉面前的十分紧迫的任务。
在当时山东的各个监狱中，关押着大批共产党员，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如果能参加到组织抗日武装的工作中，无疑是一支宝贵的力量。虽然国民党当局已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在山东掌握军政大权的韩复榘从一己私利出发，仍然给共产党的活动制造种种障碍。为了在山东促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及北方局依然以极大的耐力努力争取韩复榘联合抗日，先后派张经武、张友渔到济南，通过各种渠道接触韩复榘及其亲信，详细阐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剖析形势发展趋势，晓之以人心向背和民族大义。经过多次接触交谈，又迫于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韩复榘不得不做出姿态，采纳了八路军代表张经武的一些意见，如设立政训处、开办第三路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培训进步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等。省委抓住韩复榘态度松动的时机，积极配合张经武、张友渔与韩复榘反复交涉，大力营救仍被关押的共产党员。韩复榘最终同意了释放在押“政治犯”，却又虚掩一招，称凡三路军军法处关押的“政治犯”立即释放；但已判了刑期关在山东地方法院的“政治犯”直接归南京高等法院管，他无权释放。
这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德州，正向黄河北岸进逼，韩复榘逃跑的迹象愈加明显。为了尽快营救全部尚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省委策划了一起秘密行动。黎玉指示地下党员鲁宝瑢派人找到时为山东省救亡促进会负责人、共产党员王克文，将一份落款为“在狱政治犯420余人”（未具名）的呼吁书交给他，要他设法在国民党控制的报纸上刊发，以争取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王克文不负组织厚望，设法通过好友何冰如巧妙躲过国民党新闻检察官的监视，在省城报纸刊登了这份“强烈要求在国难当头、山东危急的时刻，释放出狱到前线杀敌”的呼吁书，引发社会轰动。省委又通知狱中党组织开展绝食斗争加以配合。韩复榘当局迫于事态扩大、难以收场，不得不答应立即全部释放在押政治犯，到11月上旬，计有400余名政治犯出狱，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员出狱后在与省委接头时，黎玉都争取与之交谈，征询其工作意愿，并诚恳地希望他们能参加山东的抗日工作。其中的多数人愿意留在山东工作，接受省委的派遣，奔赴山东各地去恢复、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成为在山东各地坚持抗战的骨干。
平津失陷后，大批平津流亡学生碾转来到山东，他们中间有许多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随着1937年9月“民先”山东省队部的成立，“民先”在山东各地的活动日趋活跃，吸收了大批青年学生加入“民先”，组织他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这些学生群情激昂，抗战热性十分高涨，是一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生力军。省委及时组织一批青年学生和“民先”队员到我党帮助筹建的三路军政训处和鲁西北专员范筑先部政训处等地参加培训，开展抗日宣传，广泛发动各界人士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筹备组织抗日武装，其中许多人成为我党组织的抗日游击队的骨干。
组织抗日武装，军事干部是必不可少的，而这又恰恰是山东省委最缺乏的。黎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去太原参加北方局召开的会议时，当面向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领导同志提出：我们山东要发展两万人的武装，最缺军事干部，应该给我们派些红军干部来。经过努力争取，北方局报经中央批准，通过八路军总部陆续选派了周凯东、郭盛云、廖云山、廖容标、洪涛、赵杰、韩明柱、程绪润等8名红军干部到山东工作，他们成了省委的“宝贝疙瘩”，经省委分配到鲁北、鲁东、鲁中和长山等地发动的抗日武装中，成为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果断亮明红色旗帜
1.八路军横空出世及其重大影响
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山西。刚刚由红军主力改编的八路军总部和第115、第120、第129三个主力师陆续渡过黄河来到山西，随即开赴抗日战场前线。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指引下，八路军英勇出击，从9月初到11月上旬，相继取得了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七亘村、广阳等100余次战斗的胜利，消灭大批日军，缴获大批军用物资，炸毁飞机24架。尤其是9月25日首战平型关，八路军115师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一时间，全国各地祝捷电报如雪花般飞来。毛泽东闻讯平型关大捷后极为兴奋，在致电博古、叶剑英时强调，把“我们捷报发至全国”。
由于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一特殊背景，因而八路军的军事斗争胜利尤其会引起全国的瞩目。八路军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当场消灭一定数量的敌人，更在于鼓舞士气，增强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对此，中共中央、毛泽东显然是了然于胸，并且有着更深远的谋划。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就华北工作问题致电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时指出：“应令华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的但是有计划的组成游击队”。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电八路军总部谈及关于八路军的任务时，要求立即以八路军的名义在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等地区，组织若干游击支队。11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组织、发展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已成为我华北全党及人民的中心任务。我党即应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游击队应积极组成，不要等什么名义，名义自己称。要自行组织一个基干游击队。
在华北，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一败再败、一退再退与八路军英勇出击、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投八路，打鬼子”已经成为众多热血青年迫切愿望。这时登高一呼，必会万众响应。但，谁会意识到并抓住历史机遇呢？
2.篦子店果断拍板
1937年10月下旬，山东省委转移到泰安，加快了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做为全省的指挥部，省委在泰安期间的工作异常繁忙。陆续派出干部到各地检查、指导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指导意见；接待大批刚刚出狱的及从各地聚拢来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及爱国人士，根据各地工作需求及本人意愿将其分派到全省各地。黎玉根据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特别强调在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时要把握好时机，不要过早暴露自己，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可惜的是，还是有少数地方在行动时没有遵循省委的指示，以致遭受失败，造成损失。
11月7日，省委在给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工作方针》的报告中重点报告了在鲁北、鲁西及鲁西北筹备组织抗日武装的情况，出于统战工作的考虑，为了隐蔽身份，鲁北各县武装用“山东人民抗日军第一军”的名义；鲁西及鲁西北的游击队将来拟成立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二与第三军。之所以还没有下决心直接用八路军的名义，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黎玉担心刚刚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情况复杂，在没有经过深入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时，会出现纪律涣散的现象，影响八路军的声誉。黎玉当时的设想是：“待纪律好了后，再取得八路军的合法番号”吧。
省委在直接领导泰安、莱芜、新泰、泗水等地党组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筹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工作中，深刻感受到共产党、八路军以自身的英勇奋战，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极大尊敬，受到很大启发与触动。红军干部赵杰和刚刚出狱的共产党员程照轩在徂徕山前一带走家串户、宣传抗日时惊喜的发现，许多贫苦百姓早已知晓共产党、八路军，钦佩共产党、八路军痛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听说共产党、八路军来组织队伍打鬼子，莫不欢天喜地、跃跃欲试。有许多热心抗日的青年还到处造声势：“共产党、八路军的大队人马来到徂徕山了，有好几千人啊！”徂徕山前十几个村庄涌现了空前热烈的“投八路、打鬼子”的热潮。民心不可违呀！黎玉曾深情的谈到：组织抗日武装的工作之所以顺利，“也不可否认的是依靠于华北八路军的政治影响。那时平型关大战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个胜利很快的传到了山东，所以当时在发动部队的时候，许多百姓都盼望见八路军的干部，一听说八路军的干部，他们都非常欢迎。……于是群众对八路军的敬仰大大的提高了，也都很踊跃的来参加八路军”。
在风云激荡的形势面前，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迭次指示引导下，在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热切期盼的影响下，省委诸同志对起义部队旗号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也在考验着省委的领头人—黎玉的政治敏锐性和判断力。
1937年12月27日，黎玉与部分同志在篦子店讨论立即在徂徕山集合各地组织的人员举行武装起义时，果断拍板决定亮明红色旗帜—标有镰刀锤头标志、绣有“游击”两个大字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的战旗高高的飘扬在徂徕山上。顺势借力，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历史抉择，具有及其深远的意义！
三、延安之行“引”惊雷
1.紧要关头的决策
1938年2月，四支队在踏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征途中，到达新泰县刘杜镇一带作短暂休整。借着这个时机，黎玉和省委诸同志及四支队的骨干人员得以认真思考所面临的问题。虽然部队相继取得了几次战斗的胜利，在当地民众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四支队已经发展到5个中队，近千人，还有许多有意愿、有组织的人员和队伍正在陆续赶来。但是黎玉等人很清楚，抗日武装仍然处于襁褓之中，怎样才能迅速成长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八路军部队呢？抗日根据地怎样才能建立起来呢？下一步的工作和战斗方向怎样选择呢？工作千头万绪，但干部奇缺，没有骨干，工作如何开展呢？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党的交通线难以顺畅，尤其是处于游击状态的部队，很难得到中央的指示和决策，更谈不上及时了。路向何方？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一部分刚参加起义的同志故土难离的情绪一时还难以克服。在2月下旬召开的刘杜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省委最后做出决定，四支队兵分南北两路分别开展活动。
做为地方党组织，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这是我们党的战斗力的保证。根据党的决策指示，步调一致的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也是保证我党战斗力的必须。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清晰地了解中央的精神，还必须有高质量的干部去执行，而这两点恰恰是黎玉和省委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将影响四支队的发展，对全省抗日武装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也是极为不利的。要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详细报告山东情况，全面听取中央指示，并得到中央的支持。经过反复斟酌，黎玉终于下定决心亲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个想法也得到了省委和四支队诸同志的一致赞同。四支队刘杜分兵后，黎玉与赵杰等带领南路二大队南下到达费县西北平邑一带，继而进至蒙山下，察看地形，了解情况。费县的部分共产党员在1937年11月10日发动了费城抗日武装起义，但因操之过急，未及等到省委和鲁中工委的通知便冒然行动，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镇压而失败，导致54人牺牲。黎玉对费城起义的失败一直心心念念，到平邑后便派景晓村等去联络当地党组织，恢复过去党和群众的关系，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创建蒙山根据地预做准备。
当时在津浦铁路沿线济宁、邹县一带、潍（县）台（儿庄）公路莒县县城附近，国民党军正在与南侵日军激烈交火。战火纷飞，路途是很不太平的，但黎玉已经顾不得个人安危了。1938年3月8日，黎玉一行5人从蒙山前出发，历尽艰险，辗转台儿庄、徐州、西安、三原，终于4月2日到达延安。
众所周知，山东军民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绘就的是一幅多么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黎玉此时的延安之行不正是揭开了这幅历史画卷的序幕吗？
2.毛泽东的战略考虑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强调了“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1937年11月，太原、上海相继失陷后，毛泽东多次明确地指出：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11月23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中就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问题指出：“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于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到全国。”毛泽东还指示八路军主力在山西的四角（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实行战略展开，相互策应，创建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
尽管战局急剧恶化，但国民党军委会仍以”战区“”防区“等借口竭力禁锢和限制八路军的活动及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毛泽东对于尽快地、尽多地创建抗日根据地以利坚持敌后持久抗战是有着急切的期望的，对于预判、应对可能发生最坏的局面，筹划着多种准备，巩固的战略支点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当时敌强我弱、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每一步行动的决心却又是极谨慎、周密的。情况不明，则决心难下，再深远的战略设想也必须与实际情况相匹配，才有实现的可能。
1937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的电报中提出，拟趁敌人空虚，派两个支队到平汉路以东地区游击，但该两支队出去需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1938年2月8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从整体战略布局的考虑出发，提出在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灵山一带发展新的游击区域，以备“天下有变”。2月15日，正当日本侵略军在山东鲁南地区发动猛烈进攻之时，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战略行动设想：在河北、山东、江苏北部日军力量空虚，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日军一时无力南进的情况下，第115师第一步进入河北、第二步进入山东、第三步进入安徽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认为，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的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从抗日军事战略来说也是必要的和有利的。2月21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明确了6处全国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豫赣边区。指出这是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从华北以至全国来看，山东省以其众多的人口、丰富的物产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为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在毛泽东的战略考虑中，布局山东是必走的一步，只是由于当时形势的急剧动荡，加之对山东情况尚不明了，还暂时难以定下决心。因而毛泽东在3月2日会见美国记者时说：八路军现在“四个区域”进行着广大的游击战争，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当然，这四个区域暂时还不包括山东。
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为贯穿中原，打通中国东部最重要的交通线津浦铁路，南北夹攻，兵锋直指战略要地—徐州。而为了阻止敌人的企图，国民党第五战区在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带集中了29个师又1个旅、28万余人的兵力，展开徐州会战，战况异常激烈。中共中央、毛泽东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时准备着应对措施。3月下旬，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日军的进攻在占领西安、武汉、广州后将要告一段落，将在华北修路筑堡，……抗日根据地可能缩小……。3月24日，毛泽东在致电八路军总部时，提出了组织游击兵团的任务，同时他在致电朱瑞时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地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在准备应对更加恶劣的斗争形势时寄希望的是两件法宝—组织更多的游击兵团，创建更多的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的上述电报提到的是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平汉路以东以及冀晋豫边区，为什么没提山东呢？
3.心有灵犀
1938年4月2日，黎玉一行5人历经磨难与艰辛，终于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大家禁不住长舒了一口气。黎玉到延安后，首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和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汇报了山东情况。在听完黎玉介绍的山东党组织的初步恢复和山东各地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情况后，张闻天和刘少奇非常兴奋，连声说：好，太好了，并立即通报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就在他的窑洞里接见了黎玉。在摇曳的油灯下，毛泽东和黎玉坐在小桌旁，聚精会神的交流着。黎玉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尽量详尽的介绍着山东的情况，从地理、物产、民风、习俗，到党组织一年多来的恢复和发展，山东各地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队遍地开花，尤其是详细介绍了徂徕山起义的四支队三个月的发展历程。毛泽东听的津津有味，时而插话询问，时而在本上记点什么，时而靠近地图指指点点，频频点头，若有所思。
黎玉在汇报了工作情况以后，着重提到了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希望得到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及支持。黎玉说：山东的游击队起来了，枪也有了，可国民党还叫我们土八路，在许多地方吃不开呀。毛泽东微微一笑，说：那好办，就给你个洋八路。让罗炳辉去你们那里怎么样。黎玉一听高兴极了，连说：那当然好，当然好。毛泽东说：那你得到武汉去一趟，找恩来同志，请他给你派人。黎玉连忙点头。
在谈到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时，黎玉说：我们在山东对中央和主席的指示看不到多少，对搞根据地又没有什么经验，很需要干部，军事干部、政治干部、党的工作干部我们都要，多多益善呀！还需要电台。毛泽东爽朗的笑道：可以，都给你。毛泽东指着地图对黎玉说：你们现在在泰山山区，离沂蒙山区很近，应当向鲁南山区发展，注意建立根据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就不能长期生存和发展。
不知不觉中，夜已经很深了，可两个人似乎仍然言犹未尽。第二天，毛泽东又约见黎玉再次畅谈。毛泽东对黎玉说：你们能抓住时机，建立起自己的武装，这很了不起呀！黎玉趁机谈到各游击队没有军事骨干的难处，请求中央派主力部队到山东，给一个主力团最好。毛泽东若有所思，随即他又坚决的对黎玉说：中央支持你们。
在听取了黎玉的汇报之后，毛泽东的眼前似乎呈现了疾风清扫雾霾之后的晴朗天空，山东的情况一目了然，宏大而又坚决的战略布局已然成竹在胸。4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支队三个月内由七十人发展至一千两百人、八百支枪。除决定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外，正选派政治部主任一人及中级以下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二三十人前去”兴奋之情跃然纸上！从这封电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山东党组织在赤手空拳、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发动和组织了遍及全省的抗日游击队，创建了游击兵团，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极好基础是十分满意的，因而把山东经营好的决心也是更加坚决了。经过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研究，最终决定挑选党政军工作经验丰富、熟悉根据地建设的郭洪涛去山东担任新的省委书记，率领一支50余人的干部队伍、携带2部电台即刻奔赴山东。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黎玉于4月29日赶到武汉，在中共中央长江局见到周恩来，说明情况。长江局的同志们听说山东有了自己的部队，都很高兴。周恩来已经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但罗炳辉当时正在从事一项重要的统战工作，一时难以分身。周恩来与黎玉商量，提议改派张经武去山东。张经武在抗战爆发初期曾受中央委派去山东开展统战工作，对山东的情况更熟悉一些。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安排，决定派张经武与黎玉一起回山东，指挥山东抗日武装的整顿与提高。
4.毛泽东的大手笔
从华北及全国看，山东的战略支点位置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不可能不注意这一点，但在黎玉到延安之前，毛泽东对山东的着墨并不多，这除了当时他主要指挥八路军主力应对山西正面战场战事，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之外，对山东情况了解不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黎玉的到来，使毛泽东对山东的情况有了清晰而又全面的了解，总结山东的工作经验，更使毛泽东在指导全国工作中得心应手。徐州的失陷，使毛泽东更坚定了在山东的战略布局 。4月2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强调：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4月24日，毛泽东在复电项英时指出：新四军在开辟泾县、南陵一带新区时，“唯需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5月4日，毛泽东就关于新四军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复电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就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5月22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说：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率军政党干部五六十人及电台两个去……。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得力一两个营去作基干则更好……。5月26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边区、新四军军部、山东省委，指出：“徐州失守后，……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目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8月21日，毛泽东在张经武、黎玉率队赴鲁的同日及致电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已嘱张黎往见彭刘，请彭刘酌派一营左右兵力装作游击队交张黎领去作为骨干”。毛泽东的一系列电报反映出，他在应对日趋复杂激烈的抗战形势时，愈发重视山东，下决心把山东发展成为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抗战的战略支撑点和今后战略反攻的基地。因而，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派兵去山东。1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设想：“拟派陈光、罗荣桓率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两个主力团去山东、淮北……”。1939年1月13日，毛泽东就八路军今后发展主要方向问题复电周恩来等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开展……”。3月19日，毛泽东就目前战略部署等问题复电彭德怀时，再次强调：“巩固着重于华北”，“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陆续采取重大行动，派遣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山东，与当地党组织、抗日武装和广大群众一起，开创了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崭新局面。
1938年5月20日，郭洪涛率50余名党政军干部抵达省委驻地，组织了新的山东省委（不久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制定了发展山东游击战争、在全省范围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计划。
1938年8月21日，张经武、黎玉率领160余名党政军干部及部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学员组成的八路军鲁东游击纵队指挥部启程赴山东。10月11日，张黎一行抵达山西黎城129师师部驻地，致电毛泽东等，在汇报了山东工作情况仍存在的困难后，提出建议：我们认为中央决定派一主力团作为骨干，创造根据地及政权是万分迫切的问题，我们要求最好迅速决定，随我们同去，以便更快地实现以上任务，解决目前发生的现象，兴奋各支队。其实毛泽东是早有预见的。刘伯承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从暂归129师指挥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部）之津浦支队抽调一个营跟随张黎部入鲁（1939年9月，津浦支队划归山东纵队建制），张经武、黎玉率队11月抵沂水王庄。根据中央决定，12月27日正式公布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统一指挥山东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通过整编，使分散各地、各自为战的游击队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1938年12月2日，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正式发布命令：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1938年底接任）率115师师部及第343旅主力2个团开赴山东，并命343旅685团以苏鲁豫支队名义先行入鲁（该团于12月27日进抵山东微山湖西地区）。陈光、罗荣桓率115师师部和686团于12月19日由晋西灵石县出发，1939年3月1日抵鲁西平原，3月7日进入泰西地区，后与中共泰西地委和山东纵队第6支队会合，开创鲁西抗日根地新局面。9月初，根据中央指示，115师师部及686团进入鲁南抱犊崮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1939年5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提议，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各部队。徐向前、朱瑞率一批军事指挥员和党政干部抵达沂蒙山区后，于8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
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支持下，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八路军主力部队入鲁，从根本上改变了山东的抗战形势，山东抗日根据地也迅速建立起来，逐步成为“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时，山东八路军已发展到27万人（包括主力部队与基干部队8个师、12个警备旅），还有71万民兵和150万自卫团，山东的共产党员也发展到10万余人。八年抗战期间，山东八路军对敌作战2.6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51万余人，山东民兵进行大小战斗5.2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2.5万余人。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以其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谱写了山东抗战的绚丽篇章。
涓涓细流终于汇成排山倒海的洪流。
星星之火终于燃遍齐鲁大地。
面对这宏大的历史画卷时，你可知道，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油灯下，毛泽东与黎玉的彻夜长谈，不正是揭开了这历史长卷的序幕吗？
毛泽东曾经为中国共产党人“画像”：“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进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黎玉同志就是这样的人。
2022.3.31 初稿
2022.4.19 修订
（本文承黎小弟先生鼎力相助，谨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