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山东沂南县工作
我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连队政治员、营政治指导员工作。1939年奉派到山东革命根据地，从此在这里工作十年之久。
（一）沂南县群众组织状况
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在晋东南党校的学习结束，和另外十几个人被分配到山东。九月从山西屯留出发，当时上级决定要每一个党员干部带一百块银元，越过平汉线给冀南区党委。十月间日寇开始扫荡。十二月我们又每人背一百发子弹到山东，越过津浦路到达山东分局所在地沂南县孙祖镇。四○年一月，领导上决定调我到南沂蒙县委担任民运部长，县委委员。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这是一个大转变，思想准备不够，一切从头开始。因此我联想到，既然工作性质变了，那我的名字也要变，于是改名刘准。这是我第三个名字。我原名叫刘砚田，其含意就是书香门第的子弟，要与书砚相伴一生。第一次改名是1939年在晋东南党校学习期间。党校规定每个学员都要改名，以保证党组织安全。于是我改名为刘涤清，也就是想要在学习中洗涤我的旧思想旧意识，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第二次改名，其含意有二，一是我走上革命的路走对了准确无误，二是在战争环境中，应时刻准备着牺牲自己的生命。
沂南县地处沂蒙山区中心，是鲁中区的心脏。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鲁中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经常住沂南九区岸堤一带，由此发出战斗号令，因而有“小延安”之称。而沂南又是山东分局和鲁中区党委直属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在上级党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沂南的党政军群各项工作发展迅速，群众抗日情绪高涨。自一九三九年十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寇大扫荡时止，沂蒙根据地初具规模，除在边沿区小杜庄、铜井、桃墟几个据点外，整个沂南县正如歌子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到处生产热气腾腾，军民团结，抗日情绪高涨。全县区乡镇村都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当时的基层抗日救国群众组织有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还有儿童救国团。另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带有统战性质的组织——耆老会，它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志愿抗日，拥护共产党八路军，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不分阶级都可参加。该组织在进行合理负担，动员参军、参政、支援前线等方面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一九四○年，根据形势的发展，建立了自卫团、游击小组、基干民兵等群众武装组织，站岗放哨，协助主力部队，运送伤兵、运送弹药、粮秣等。在战争中培养了一批神枪手、爆破英雄和战斗英雄。在四○年，各区、乡相继建立了各群众团体的领导机构。配备了专职脱产干部，一般的每乡二至三人，区三五人（包括工农青妇）。
一九四一年二月在朱家列庄召开了全县工农青妇各界救国人士代表会议，山东分局民运部代表和沂蒙地委副书记王涛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这次会议是沂南的一次盛会，也是检阅群众力量的一次大会。大会总结了过去一年多的群众工作经验，提出进一步发动群众、搞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支援前线、坚持抗战到底的战斗号召。根据山东分局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关于各界救国工作的指示》精神，撤销各级“抗日动员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沂南县各界救国会和工农青妇领导机构。我当选为沂南县各界救国会主任。沂南县人民在上级党委领导和关怀下，为抗日工作，为根据地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从而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模范事迹和英雄模范人物。如民兵战斗英雄徐枚山，拥军模范韩大娘，救护干部伤员的于大娘，他们的模范事迹已载入史册，成为人民的学习榜样。又如一九四○年三月的孙祖战斗，在九子峰歼敌战斗中，铁峪村的田大，在战场上帮助战士装子弹，当敌人冲上来退到一堵围墙下时，他用力将围墙推倒，压死两个敌人，为这次战斗胜利立了大功。但他由于过度紧张疲劳，得了精神病，不吃不喝，只是高喊“冲”呀！“杀”呀！不久去世了。群众为纪念他编了一首歌，歌词是：
三月里来麦青青，
八路军大战九子峰。
英勇的田大参了战，
铁峪南山逞威风。
拼命流血抗日寇，
为人民解放壮烈牺牲。
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不一一赘述了。总之沂南人民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一些模范人物得到群众的爱戴，把他们推上了领导岗位。如徐枚山、谢德甫（韩大娘）、木匠朱凤九被选为区长。妇女被选为区乡长的就有十九人。这是沂南人民的光荣伟大，他们的英雄业绩将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一九四○年七、八月间，沂南县委撤销，县委书记王耕之和我调地委工作，我负责办了一期乡村干部训练班。结业后，我带一个工作队到蒙阴七区松崮峪一带开辟工作。该地区是一个敌伪顽和我们争夺的地区，白天敌顽去烧杀抢掠，晚上我们去开展工作。同年十二月初恢复沂南县委，又调我回去，仍任民运部长、县委委员。第二年七八月间，我又被调到鲁中区党委，负责组建政策研究室。十一月初，敌人开始大扫荡，领导上要我带一部分女干部转移到滨海区靠近山东分局机关活动。扫荡结束后，又回到沂蒙区，亲眼目睹了农村被敌人烧杀抢掠的惨状，更加激起对日寇的切齿仇恨，于是我调查收集了一些资料，记录下来，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
（二）第一次大扫荡
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停止正面进攻，回师华北，为巩固其后方统治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和蚕食，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年十一月三日日军出动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混成旅团，及各县守备队五万余人，辅以伪军一部，对我沂蒙山区发动空前规模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以沂南为中心，实行划分防区坐地清剿。十一月三日日寇袭击了住在马牧池一带的山东省领导机关，紧接着又在泰安子庄的黄山坪合击了沂南县领导机关，沂南行署代主任赵致平和公安局长刘来之牺牲。在座地清剿时，敌人逐个村庄逐个山头的搜索。日寇铁蹄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全县只有岸堤附近的一个小村西波池敌人没有到，全县五百多个村庄，没有一个完整的，甚至有的村庄房子全部被烧光。由于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不够，缺乏应付敌人大规模扫荡的经验，有的干部被敌人冒充我方工作人员在山上喊话时被骗了出来，有的经受不住在野外的冻饿，自动跑了出来，而被敌抓获。
人民在斗争中学到了经验，在梯田的坎坡上挖洞，里面铺上草，到地里挖些山芋或到树上摘些柿子作为给养（地里的山芋花生未来得及收），把人藏在里边，外边再用石块垒起来，人们叫做“活人埋了没有死”，就这样掩护了不少干部。残酷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群众和干部，同仇敌忾，决心和敌人斗争到底。沂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支授军队，掩护伤病员，保护公共财物，在反伪化，反清剿斗争中，出现了不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模范事迹。如五空桥的刘世矩，敌人强迫他交出给部队埋藏的物资，把他送到铡刀口下三次威逼交出所藏的东西，他宁死不说，敌人没有办法，最后把他放了，人称他为“铡刀下的硬汉子。”也出现了哑巴明德英用自己的乳汁救伤员的事迹。经过一个多月的扫荡，我党政军民受到很大损失，沂蒙根据地缩小了，敌人在沂蒙区的周围修公路，挖封锁沟，安据点，想用“囚笼政策”将我们困死。但是沂南人民决不低头，挺起胸堂，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
（三）艰苦奋斗渡过灾荒
由于日寇对我根据地反复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销，我根据地的军民生活陷于困境。为了减轻群众负担，部队机关节衣缩食，支援群众度过灾荒。部队的口粮，从每人每天二斤减少至半斤（以上口粮均包括菜金），最后连半斤也没有了，大部份吃地瓜干，有时吃豆饼。最困难时用玉米芯子、花生壳子加上山枣碾碎后，合在一起捧到锅里蒸，蒸熟后全散在锅里，拿不起来，吃到嘴里砂砂响，又苦又辣，难以下咽，真是苦辣酸咸四味俱全。我们还吃过用穇子加糠磨碎后摊的煎饼，这种粮食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纯米，吃下去几天不能大便。而广大的群众在灾荒中不忘八路军，他们说：“俺吃点苦没有什么，千万不能饿着部队”。在春荒最严重时，把种子粮食拿出来支援部队，而自己挖野菜吃，最后连树叶、树皮都吃光，有的中毒浮肿死亡。穿的就更困难，部队冬季做棉衣无棉絮，就用羊毛代替，结果穿不了几天羊毛都滑到下边，上半身只两层布，下边好像大绵羊尾巴。地方工作人员，每年发一套单衣，一双鞋一双袜，三年一套棉衣，交旧换新。就这样还号召大家节约，树立艰苦奋斗、节约光荣的思想。由于长期不洗澡，不换衣服，有不少的人生疥疮，生虱子。到了夏天出汗多身上发臭，中午跑到河里先脱下衣服洗净晒在沙滩上，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到了冬天，由于被子少而薄，大家都挤在一起睡，互相传染疥疮和虱子。白天有时几个人凑在一起开展捉虱子竞赛，看谁捉得多谁光荣，谁的衣服补钉多谁光荣。我们的办公用品更是少得可怜，每个宿舍每晚三钱灯油，如遇行军还得带着走，每晚只发三根火柴。一月三张光连纸，一包蓝颜色（冲墨水用）。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生活，可能有人认为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可能，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是我的切身体验。那么怎样度过这个难关的呢？就是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的人们，都有一颗革命的集体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的赤子之心，有一个艰苦光荣感，有一个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只要有了这些精神支柱，任何困难都能战胜。
（四）第二次大扫荡
一九四二年夏天泰山区灾荒严重，部队没有吃的，由区党委民运部长刘建中同志带一个工作队去泰山区帮助搞借粮工作，我是工作队成员之一，到泰山区后，我分配在靠近莱芜城的孝义镇一带工作。这里是边沿游击区，离孝义镇日寇据点只有三四里，敌人经常出动骚扰，因此，我们白天在村里或在野外瓜棚里工作，夜晚睡在山坡树底下，地上辅一条蓑衣（草编的雨衣），身上盖一条被单，就这样坚持了两个月，后来得了痢疾。九月下旬回到区党委，领导上叫我和马万杰同志到沂南县高湖东山养病。
十月二十六日，日寇调集一万五千余人，对沂蒙区实行“梳箆式”的“拉网”战术，企图将我根据地军民赶到一个地方，一举歼灭。从蒙阴、新泰出动的敌人，进占岸堤、高湖、坦埠一线，当时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同志在撤退时，要我留下来与河西的罗圈崖民兵联系，建立情报点与区党委加强联系。我住的高湖东山村，与高湖村隔河相望，敌人的活动看得很清楚。当时我正在发高烧，行动困难，但我考虑到如不趁天黑转移到河西去，明天敌人开始扫荡，就有生命危险，于是下决心转移到河西去。由于长期病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就走一段路停下来，休息休息，听听有无动静，然后再走。就这样走走停停三里路走了两个多小时，到罗圈崖找到游击小组（该村南西北三面环山东面是一条沙河）。他们把我安排在半山腰一个山洞里养病。第二天天刚发亮，敌人就开始行动，每隔五十米左右放一把火，队伍南北拉开距离，由西向东满山遍野驱赶人群，一面大声喊叫，一面打抢，包围圈越缩越小。日寇企图把近一万人赶到沂南县东北部的南墙峪大山里，一举歼灭。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天黑后在部队的掩护下胜利的安全突围。刘建中、王涛突围出来了，而地委组织部长潘维周同志牺牲了。这次扫荡时间短，损失比四一年大扫荡小些，主要是接受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群众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好，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有了很大提高。
二、开辟沂东根据地
（一）建立沂东县的经过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寇五万人的大扫荡后，我沂蒙根据地缩小了，敌人对我根据地采取逐步蚕食、分割封锁、各个击破的办法。沿着沂河东岸修复了沂临公路，东边沿沐河修复了台潍公路，在北边有莒沂公路。在公路的外侧挖了宽两米深两米多的封锁沟，安设了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修筑碉堡。整个沂东全境碉堡据点林立，公路封锁沟纵横交错，尤如一张网把整个沂东都笼罩在魔网之下。而沂东这块地方，是沂蒙和滨海两大根据地的结合部，是山东省领导机关与鲁中区领导机关联系的交通要道，也是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为了确保我鲁中根据地联成一片，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鲁中区党委根据当时斗争形势，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决定建立沂东县。它包括沂南县的永太区，沂中县的良水区，莒中县的寨西区和城子区以及莒沂路北的大片敌占区。并决定成立中共沂东县工作委员会和沂东行署。由我担任工委书记，姚光担任组织部长，袁子扬任行署主任。在上级党的重视支持下，经过了半年的艰苦努力，冲破了敌人的分割封锁，初步打开了局面，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全县得到解放。
（二）沂东县干部机构状况和我们的活动方式
沂东县初建时机构不健全，工委干部只有我和组织部长姚光同志，一个秘书兼文书和两个通讯员。行署是以永太区政府为基础，逐步充实健全起来的。以后由沂蒙地委派来几个干部，逐步将组织部、宣传部、敌工部和各界救国会，工、青、妇以及工委办公室各部门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干部，但仍感干部缺乏，整个工委机关不过二十人。而行署各科局，除公安局长上边派来的外，其他干部大都是从乡村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起来的，约有三十余人。下半年成立了县大队，二军分区派来老红军干部严雨霖同志任大队长，下属两个连近二百人。沂东县初建时只有永太、塞西、城子、良水四个区，到四四年新开辟区建立了英山、丰台、双泉等区。全县共约三百余村庄，人口十五万余。由于沂东是敌占区，还不能公开活动，为便于开展工作，上级决定将沂南县界湖区沿沂河西岸的官庄、葛庄、南北神墩等十九个村划归永太区，作为工委和行署的后方基地，根据沂东的具体情况只能采取分片包干、独立作战、定期集会、交流情况的分散活动方式。我和敌工部的干部带一个通讯员，在城子，马庄、下店一带活动，姚光和组织干事，带一个通讯员在塞西区一带活动。袁子扬因年龄大，大部份时间住在河西，有时到永太区八角汪一带活动。由于据点的敌人经常白天出来，骚扰抢东西，有时在夜间包围村庄，拂晓进村，因此我们的活动方式，是夜间工作，白天隐蔽休息。有时夜里在一个村庄工作完了，马上到另一个村庄休息，以防敌人突然袭击。后来我们摸到敌人的活动规律，我们就跑到敌据点附近去住，只要群众基础好，这样更安全。如珍珠山据点下的严疃，我就住过几次。群众自动派暗哨，监视山上敌人的动静，一旦敌人下山，村干部出面应付，没有发生过危险。
（三）沂东敌我斗争形势和首先抓的两件大事
沂东县的南半部原是老区，有党的基础。这里的群众勤劳勇敢，富于反抗精神，这里的党组织在各项工作中起着战斗堡垒作用。四一年大扫荡前，这个地区普遍建立了区、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和工、农、青、妇各抗日群众团体，并有了自己的武装自卫团、游击小组、基干民兵等。大扫荡开始后，日寇集结重兵围剿沂蒙山区，为确保其侧翼交通供应线的安全，对沂东进行反复扫荡，妄图把沂东建成“治安强化”模范区，到处烧杀抢掠，捕捉干部，逼迫党员自首。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有的党员投降了敌人，当了可耻的叛徒。有的插抢逃跑，有的外逃躲起来。如永太区的永太乡乡长程绍美，投敌后表现很坏，后被我抓住抢毙了。城子区的区长张洪九，副区长崔成章，带领区中队投敌。里仁乡乡长侯光治投敌，城子区分区委书记王日新，被当时恶劣环境吓坏了，擅自离开岗位跑到滨海区躲起来。山东特务团独立营营长孟千里，带领一个排在南领沟头村插抢，一连在赵家洼插抢，部队解散。这些叛徒和不坚定分子，无疑给党和人民带来莫大损失，但是他们不会有好下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以上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有着高度阶级觉悟，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英勇气概。如南领沟头村村长孙兰俊，共产党员孙在学，敌人用压杠子、灌凉水、打棍子等手段，逼迫他们交出八路军插的抢和村内共产党员及军属名单。孙兰俊被灌七次凉水，棍子打断三根，生命垂危，但他宁死不说一句话。孙在学被敌人用石头砸，刺刀挑，灌凉水，脑袋被打破一个大洞，血流如注，身上被挑了半尺多长的一道口子，昏死过去数次，他只说“不知道”三个字。敌人折腾了两天毫无所得，最后放火烧房子。并带走两个共产党员，滚回了据点。后来化钱把这两个党员赎回才算了事。
一九四二年当我党的力量尚未恢复的时候，日伪顽土匪都在这块地区向人民滥施淫威，日伪要粮、要款，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还要各村每五天向伪区公所报告八路军的活动情况；而顽固派也常来要粮食要款，交不上就把人抓到莒沂公路北去，何时交上款何时放人。他们还和土匪励德海勾结在一起，到处抢劫绑票。人民在日伪顽土匪的压榨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迫切盼望八路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沂东工委成立后最辣手的问题是叛徒刘方成、刘长富的破坏活动。他们两人原是沂南县大队青年队的正副队长。对沂南和沂东情况很熟悉，对我威胁也最大，因此沂水城日寇对他们很重视，安排在日本特务机关——红部，专门从事对我根据地的破坏。但他们不敢到沂南中心地区活动，怕被八路军主力消灭掉，于是专门在沂东一带活动，他们经常化装成我武工队，昼伏夜出。对我干部跟踪伏击。或夜间包围村庄，拂晓突击。如四三年五月间永太区副区长扬明山同志在庙领村西遭袭击牺牲。六月间刘方成偷袭沂河西北神墩村，幸亏干部警惕性高，未受损失。敌人临走时把荣誉军人陈端同志抓走。同年秋季敌工部长郭种玉、宣传部长李怒潮、城子分区委书记孟光松和从鲁中军区受爆炸训练结业回县的九名战士，住在南领沟头村被刘方成包围。郭、李、孟三人冲出包围脱险，而九名战士在战斗中一名牺牲，两名重伤，六名被俘，后托关系营救出来。另外我秘密交通员、邮递员曾被抓去或被打死。总之当时敌伪顽、土匪、叛徒特务的破坏活动，给沂东人民造成莫大损失，给工作造成极大困难。面对严峻考验，沂东的党和人民没有后退。经工委研究决定，为了稳定沂东群众情绪，使我们的工作扎下根，打开局面，立即行动起来，抓好两件大事。
第一件，抓紧整顿恢复基层党组织。大扫荡中基层党支部陷于瘫痪，在一九四二年冬季已经进行了部份整顿工作。工委成立后，根据山东分局和鲁中区党委《关于整顿恢复基层党支部的决定》精神，我和组织部长姚光，分别参加一个区，采取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摸情况，帮助党员总结反扫荡的经验，谈个人在扫荡中的思想和表现，开展互助互学。除叛变投敌者外一般不作组织处理，仍编入支部，进行考验。在整顿支部中结合改造村政权，敌人委派的村长都换上共产党员和可靠的群众，仍以伪村长面目出现（即主要给我们工作，也应付敌人）。靠近敌据点的乡长，无大罪恶的暂予保留，但要受我们领导，在党支部恢复村政权整顿的基础上，各群众组织（工农青妇）也相继为半公开或秘密的形式进行活动。这一工作到五月间基本结束，经过整顿的党支部，确实起了战斗堡垒作用。如带领群众生产度春荒，在反资敌反破坏斗争中都起了先锋带头作用。这对于我们在敌区站稳脚跟起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党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发展新党员近千名，共产党员二六六四名，其中女党员三七八名。
第二件，紧急动员武装群众，恢复组织自卫团、游击小组、基干民兵，站岗放哨，查坏人、保家乡。由于老百姓被敌伪顽士匪特务害得很苦，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与敌人斗，因此，一动员，发展很快。特别快到麦收时，在“武装起来，保卫麦收，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的号召下，自卫团、民兵的发展达到最高峰，每到晚上，群众纷纷拿起土抢、长矛到麦田里站岗放哨，在村子里妇女儿童担任站岗放哨。积极扩大区中队，各区基本上达到三十人以上，下半年建立起县大队两个连，作为保护人民支持群众武装斗争的支柱。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由鲁中军区主力部队拔除了小杜庄、湖头等据点，全部消灭了守敌，并在杨家庄击毙了土匪励德海。人民群众兴高采烈，感谢八路军共产党为老百姓除了一害。有十几个青年当场要求参加了主力部队。为此，军分区奖励民兵十五条抢。五十个手榴弹。从而群众与敌斗争的信心更高了。麦收之后，夏庄的伪军约四五十人带着十几辆手推车到车团一带抢粮，被城子区的区中队配合周围村庄的民兵利用有利地形（该地区是丘陵地带，山沟很多）边追边打，最后敌人只抢回两车小麦，沿途丢下十来车小麦逃跑了。
（四）巩固老区、开辟新区，争取解放全沂东
沂东的工作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有了一些眉目，站稳了脚跟。但是对敌斗争的任务还是艰巨的，情况还是复杂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提出以开展对敌斗争为主，巩固老区，开辟新区，争取解放全沂东为奋斗目标。对敌斗争工作方面很多，主要总结以下三方面经验：
1、粉碎日寇进一步分割沂东的阴谋
由于沂东工作逐步开展，我们的活动日渐频繁，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九四三年五月间，夏庄日寇阴谋从夏庄经塞西、圣母冢、董家领、城子、马庄到莒沂公路上的四十里堡，修一条公路，把沂东的老区再一分为二。如果这一阴谋得逞，沂东的形势更加严重，工作更加困难。在此形势下，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们必须以牙还牙，与敌周旋到底。敌人白天插了路标，我们晚上把它拔掉。连续搞了两次，敌人改变办法，想用武装保护修路。我们就来个针锋相对开展政治攻势，一面通知各村长，在圣母冢一带号房子，一面派两面派村长到据点报告说八路军主力部队过来得多，圣母冢一带村庄都住满了。与此同时我们调集寨西、城子两个区中队和一部份民兵，布署在圣母冢山上。如敌人真的出动，我们就打麻雀战扰乱敌人，使他修不成路。这一着果然灵，敌人暂时打消了武装修路的念头。但是敌人仍不死心。到十月间，敌人改变为先按据点后修路的办法，在我中心区城子、马庄按了两个据点。我们一面动员群众在修碉堡时，尽量用磨洋工拖延时间。一面报告鲁中军区趁敌人立脚未稳，早日把据点拔掉。未等据点修好，被我主力部队拔掉，消灭伪军一个中队和一部份地主武装，从此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沂东的阴谋。
2、推行翻边战术，组织武装工作队开辟新区
一九四三年七月青纱帐起，正是我们到敌区开展工作的好时机。鲁中军区派四团二营副营长戴润生同志带一个加强排，配备轻机枪一挺，每人长短枪各一支，到莒沂公路北开展工作。工委由我和敌工部两个同志配合行动。路北英山、雪山一带自抗战以来在敌人统治下，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政策不了解，再加敌人的欺骗宣传，因此群众是一怕（怕我们走后被敌人杀害），二躲（即躲起来不参加会不与我们接触讲话），三不开口（即不讲话怕惹祸）。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的工作方式，白天分别召开地方上层人物、伪属小型会，对贫苦农民个别访问，对他们进行抗日道理和党的政策的宣传，对伪军宣传身在曹营心在汉，要他们不要作恶、要留后路。夜晚即到据点喊话，散发传单，开始时我们一喊话，伪军就打枪、谩骂。我们通过家属给他们捎信不要打枪、不要作恶，要为自己留后路，否则将来胜利了，人民是要算账的，要把你们的罪恶记入黑名单。经过两个月的工作，群众对我党我军有了进一步认识，伪军也较老实，初步打开了局面。总结有以下几点收获和经验：
（1）宣传了党的政策，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2）初步摸清了该地区情况和伪军情况，为以后工作奠定了基础；（3）与群众建立了联系，后来有不少群众给我们送情报，提供伪军内部情况；摸索出一套开辟新区工作的经验。这两个月的工作对我教育很深刻，使我认识到，对敌斗争要针锋相对，敌进我亦进，而武装工作队是深入敌区开展工作的最好形式。它的特点是短小精悍，能文能武，能打能走，机动灵活。在取得这次经验的基础上，当年冬季，由工委自己组织武装工作队，抽调了区村干部三十余人，由城子区长田景坡同志率领，开赴英山雪山一带开辟工作。
3、全面大破袭，为解放沂水城扫清道路
一九四四年各根据地形势大好，敌人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我军解放了很多县城，根据地联成一片。为孤立沂水城的敌人，上级领导决定对沂临公路进行全面大破袭，拔除公路沿线据点碉堡，这一行动由鲁中军区统一指挥。沂东县负责南自新集北至斜午全长约三十华里的地区。各区具体划分任务，区武装负责本区段的警戒。这一行动是彻底的扒平了路基，拆除了所有碉堡，并争取了新集伪乡长及乡分队和四十里堡一个中队伪军的反正。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人民兴高采烈，但是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由于这次破袭声势浩大，敌人事先得到消息，再加上永太区中队从河西出发时间晚了些，到达新集据点前，伪军队长朱士元带领全队伪军偷偷溜出据点，不敢走公路，绕小路向沂水城方向逃跑，走到良水区房岭附近，正遇群众破路，良水区区委书记王吉周和区长贾维松，误认为是我军完成任务北撤，主动上前联系，王吉周同志当场牺牲，贾维松被俘。敌人当夜逃到小孙庄，第二天逃到沂水城。贾维松是通过邢佐光的关系营救出来的。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八月里解放沂水城，逮住了朱士元和两个叛徒特务刘方成、刘长富，在沂水城西胡家庄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处决了这些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和万恶的叛徒特务，为人民报了仇、除了害。由于形势急剧好转，不久珍珠山三十里堡以及路北的所有敌伪据点全部撤退。经过两年的时间，沂东全县得到解放。人民胜利了，党胜利了！但是这个胜利得来不易，党政军队和人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有不少的党员、干部、革命群众为保卫这块神圣的土地英勇牺牲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记在我们心中！
一九四四年十月，沂东工委改为县委，我调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李清和任县委书记。党校学习内容主要是贯彻中央整顿三风精神，总结过去，提高认识，增强党的信念，树立坚持革命到底的决心。最后每人都写了一份自传。这次学习对我来说，是一次从组织上入党到思想上入党的洗心革面的大转变，更加坚定了革命终生的信念。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每个人都欣喜若狂，一夜未眠，做好重回前线的准备。第二天一早就由霍士廉、林乎加、王涛等率领回鲁中区党委，决定组建济南市委，书记是杨易辰、市长赵笃生，我担任市委秘书。两个月后又调我去淄博专署任秘书主任。还未到任，由于形势变化，未去成。又调任泰安专署工商局任监察委员、副局长。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调山东省工商局办干部培训班，五月干训班结束，北撤到渤海区任阳信县长。
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东北、华北、西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党中央提出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各地区抽调干部组织南下大军。我被编在渤海支队。十二月集中，春节后乘火车到达徐州北薛城，在那里听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传达报告。报告对于干部进城做接管工作是一次深刻地思想教育，也是一次从农村工作到城市工作的大转变。三月徒步经淮阴、高邮，四月二十一日大军过长江。组织上决定我带一部分干部随谭震林（浙江省主席）到浙江，先是作为军代表接管盐务局，后又调到省政府任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直至1953年调到上海同济大学。
摘自刘准《百岁人生历程的回顾》，
2002年2月第一稿，2003年5月修订，2012年1月再次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