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9日，敬爱的父亲安详地离开了我们。在他105年的人生历程中，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出生入死和颠沛流离，也曾随着建国后的政治风云变换而跌宕起伏。而始终不变的，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和行为，是他一贯的淡泊名利、清廉自持的人生态度。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激发了对他的永远思念！尽管在我们小时候，父亲很少和我们谈他的过去，直到离休以后，他才陆陆续续谈了一些过去的事情，写了四万字的回忆录，但也终于使我们得以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父亲的一生。
一、舍生入死的战斗精神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刚刚在北京朝阳大学毕业的父亲，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抱着抗日救国的决心，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路军。他先后在八路军担任过连队政治员、营政治指导员工作。1939年奉派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从此在这里工作十年之久。先是担任沂南县委民运部长，后来又奉命组建中共沂东工作委员会和沂东行署。说是行署，实际只有两个干部，两个通讯员。但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不仅健全了县委班子，还很快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整顿恢复了基层党组织，建立了县武装大队、自卫队和民兵。正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得以粉碎了日本侵略军对沂东根据地的几次大扫荡。
由于日寇对根据地的反复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销，根据地的军民生活陷于无边的困境。为了减轻群众负担，部队机关节衣缩食，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口粮。最后连半斤也没有了，大部份吃地瓜干，有时吃豆饼，成天在饥饿中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是用玉米芯子、花生壳子加上山枣碾碎后，合在一起捧到锅里蒸，蒸熟后全散在锅里，拿不起来，吃到嘴里砂砂响，又苦又辣，难以下咽。他们还吃过用穇子加糠磨碎后摊的煎饼，吃下去几天不能大便。而广大的群众在灾荒中也不忘八路军，他们说：“俺吃点苦没有什么，千万不能饿着部队”。在春荒最严重时，把种子粮食拿出来支援部队，而自己挖野菜吃，最后连树叶、树皮都吃光，有的中毒浮肿死亡。穿衣就更加困难。部队冬季做棉衣无棉絮，就用羊毛代替，结果穿不了几天羊毛都滑到下边，上半身只两层布，下边好像大绵羊尾巴。地方工作人员，每年发一套单衣，一双鞋一双袜，三年一套棉衣，交旧换新。由于长期不洗澡，不换衣服，有不少的人生疥疮，生虱子。到了夏天出汗多身上发臭，中午就跑到河里泡澡，先脱下衣服洗净晒在沙滩上，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到了冬天，由于被子少而薄，大家都挤在一起睡，互相传递着热能，也传染着疥疮和虱子。白天有时几个人凑在一起开展捉虱子竞赛，看谁捉得多谁光荣，谁的衣服补钉多谁光荣。
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父亲多次遇到危机，死里逃生。其中有一次是1942年秋，日寇调集一万五千余人，对沂蒙区实行“梳箆式”的“拉网”扫荡，企图将根据地军民赶到一个地方，一举歼灭。父亲被留在地方建立情报点以便与区党委加强联系。当时他得了疟疾，正在发高烧，便躲进半山腰一个山洞里。第二天天刚发亮，敌人就开始行动，每隔五十米左右放一把火，并南北拉开距离，由西向东满山遍野驱赶人群，一面大声喊叫，一面打抢。包围圈越缩越小，父亲从遮盖洞口的茅草缝隙处都可以看到敌人的皮靴。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刻，支援部队打来了，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才得以安全突围。
对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和困难，现在的一代年轻人可能认为不可思议，觉得难以想象，但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怎样度过各种困难呢？就是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的人们，都有一颗革命的集体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的赤子之心，有一个艰苦光荣感，有一个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只要有了这些精神支柱，任何困难都能战胜。”
二、勤勉奉公的工作态度
1949年春，父亲随解放军南下到浙江。先是作为军代表接管浙江省盐务局，后来调省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1953年5月调同济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总务长。此后在同济工作30年，直至1983年年底离休。
父亲开始在同济工作的这段时间，我们年龄尚小，对父亲只有一个工作忙忙碌碌、很少休息的印象，看到他不仅白天上班，晚上也要伏案工作。50年代，党中央号召干部学习马列，父亲购买了全套的马列著作和“干部必读”，他几乎每晚都在灯下夜读，注重在理论上提高自己。那时学校领导都要给学生讲课，父亲也不例外，每次都是亲自备课写讲稿。学校开会需要作报告，他也是自己动手写，基本不用秘书代笔。
50至60年代，虽然政治运动不断，但在当时的同济一代人的努力下，学校在党建、学科、校园建设上都取得很大的成绩，也留下了父亲那一代人工作的成绩。同济大学著名教授陈从周曾在《“三好坞”谈往》中回忆道：
50年代初，同济大学在院系调整后，校舍开始兴建。……次年，文远楼竣工，楼后留有一片洼地，大家倒垃圾，臭气熏天。我对薛校长和总务长刘准同志提议：不如“因地制宜”，发动群众来造园吧，将低地凿池，挖土堆山，改变这个又臭又脏的局面。薛、刘两位欣然同意。我记得当时薛校长、刘准、马登宝、薛水生、潘顺福等同志及花工陈师傅、张林林，还有参加劳动的同学，大家半身浸在水中，把泥土翻到土墩上。地形初具规模，然后栽花移树。
“三好坞”这名称，是薛校长取的，命意深远，他在三好亭中手写过一额，笔力雄健。三好桥的形式也是他决定的，用的竹结构，很雅致。园内小山错落，曲水湾环，几年不到，树荫遮蔽，遂为同济一景。
十年文革动乱结束后，拨乱反正， 父亲也恢复了工作。在我们的印象里，80年代初是父亲精神最为昂扬的时期。尽管他已到了古稀之年，但依旧忘我地工作。当时他主管学校后勤工作，率先尝试食堂承包制，改善了伙食，节约了成本，取得了良好效果。为此，上海市教委还特地在同济召开了现场会议，推广其经验。关于他的具体工作，我们了解不多，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也是以总结经验为主，从不为自己评功摆好。但在同济大学新闻网上，我们看到如下一段评价：
刘准同志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担任同济大学副校长，为学校作出过突出贡献。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协助李国豪校长在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建立正常的学校秩序，恢复对德联系，发展文理科专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学校发展能有今天，刘准同志功不可没。
三、不谋私利、豁达开朗的人生信念
父亲一生经历过许多磨难，但这从未改变他不谋私利、豁达开朗的人生信念。文革结束后，补发了他 文革中错误扣发的工资，他毫不犹豫地全部作为党费上缴。他在同济工作几十年，对学校充满了感情。同济百年校庆时，他捐出四万元给学校以救助贫困学生，是离退休人员中捐款最多的。四川汶山大地震时，他捐交的党费也是最多的，并且还要求不留姓名。之后，他还积极参与准备筹建一个基金以资助贫困大学生，后来因生病住进医院而作罢。
父亲自己生活非常简单，但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和母亲常常借钱给一些生活有困难的人，其中有食堂和园林科的工人，也有贫困的大学生。这些借出去的钱大多数是不需要归还的。三年困难时期，因为我们家女孩子多，粮票可能略有结省，他们也常常拿去接济别人。
父亲一生廉洁奉公，从未想过要为自己和家人谋取什么利益。文革结束，高考恢复，他有两个女儿于1977年考上大学。1982年初，两人大学毕业。在武汉读书的大女儿写信给父亲，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回上海的指标。当时学校也明确表示，只要有指标，就能分配回上海。但父亲回信没有答应，还告诫她要志在四方。小女儿复旦大学毕业，也请求他能给校方打个招呼，分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单位，父亲也没同意，而是希望她听从学校安排。当时我们都不理解父亲，甚至多少有些埋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理解了父亲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不为个人谋私利的原则和胸怀。
1983年年底父亲离休，但他还是继续学习与思考，并给自己定下几条：
以静养生，安度晚年，不急躁。坚持冷静观察，坚持独立思考，坚持关心国家大事，坚持关心民生疾苦，用乐观的态度看待未来，用欣赏的态度看待世界。坚持艰苦朴素，远离权贵，不贪钱，一生清白，两袖清风。
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在家里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听七点的早新闻，早餐后看报读书，练习毛笔字。下午则到老干部活动室去会会老朋友，活动一下。他参加过上海市老干部局组织的几次旅游。记得有一次是到深圳参观，回来后非常激动，不断称赞深圳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他还在近80岁的时候上黄山，虽没登到最高山顶，但也饱览了黄山的大好美景。97岁时因病住进了华东医院，出门不方便了，但他胸怀天下，一直坚持听广播、看报纸，了解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随着年龄增长，严重的白内障使他看报越来越困难，于是就用放大镜看，后来就主要靠听。每当我们去看他时，他都要我们给他念报纸，讨论国内外大事，每每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还时刻关心学校的发展，每次学校、离退休工作处的领导去看他，了解到学校发展的各种新消息，他都由衷地高兴，还经常就学校干部、教师、学生的培养提出自己的建议。
父亲虽然年迈，疾病缠身，但他依然思路敏捷，心胸豁达，有着非常坚强的意志力。行动不方便了，他就自己发明了两套操，早晨躺在床上时做按摩操；下午坐在椅子上时做四肢操。最后那两年，因为视力和听力的下降，不能看报，连听广播都很困难，于是他就背诵一些感人的文学作品，最喜欢背的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苏轼的词、贺敬之的《延安颂》等。我们去医院看他时，他常会背 诵给我们听，并要我们给他提示。听着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我们都会热泪盈眶。
现在，敬爱的父亲离我们而去。他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父亲说的：
“如果说一个人总要留下一些遗产，那么，这就是我留下的遗产！我要对子孙们说：希望你们永远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凭自己的本领为社会做贡献！”
父亲的精神是永远的，我们的思念也是永远的！
写于201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