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34年春考入济南育英中学时认识了杨涤生，当时他叫杨肯堂。我们在一个班级读书，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虚心好学。我刚入学不久，他就到宿舍向我讨教学问。一开始我有点误会，以为他是来向我盘学问道的，经过几次交流，我发现他的学习态度非常端正，学习方法也很值得大家学习。第二学期，他考了第一，但并没有骄傲。也是这个学期，我们住到了一个宿舍，朝夕相处间对他更加了解。他政治理论水平高，对形势分析能力强，表达能力也强，我们班的耿毓民、王玉楷、薛如镜等同学对他非常钦佩，高年级的同学对他也赞赏有加，我和老乡陈尧贤都觉得杨涤生有领导水平，有团结群众的能力。
一
第二学年，我们由杨涤生牵头，陈尧贤、耿毓民等几个同学组织了读书会，活动地点是学校南面的四里山，即现在的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附近。我们研究学习，讨论时局，交流对唯物辩证法、共产主义理论的看法，但是大家都太年轻，对很多问题、尤其是对哲学问题不甚理解。我们的历史教员虽然也能讲一点哲学史，但讲得浅显，不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学校里一位叫任研佛的老师，对涤生很器重，他曾说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是他选拔的优才生，现在又找到了一名优秀的学生杨肯堂,并赠送了一幅他亲笔行书的《前出师表》挂幅。可当我们向他请教哲学原理时，他却说：“哲学是说不清的，中国字‘哲’就是‘折口’。”虽然如此，他又说：“你们年轻人比我强，一定可以研究好。”我们对他的印象是可亲可敬的。他既教中学，还给小学代课，有时让我们改卷子，每次考试改卷都有报酬，我们用这些钱买了书，充实了读书会。
1935年底，北京学生救国运动影响到济南各学校。我们学校也由高年级发动了学生爱国运动，组织后援会，举行罢课。韩复榘采取提前放寒假的办法，扼杀学生们的抗日活动，我们也适应形势，作了一些扎实的基础工作。杨涤生认为读书会需要扩大，最好把教员也吸纳进来。历史教员赵笃生有见识、有正义感，参加抗日运动很积极，他对教育主任对学生的强制管理手段是反对的，学生们都很拥护他。涤生遂约我去见赵笃生。一进屋，赵就让他爱人为我们倒茶，开门见山地说：“同学们来动员，我是欢迎的，首先说明我的立场和观点，我是被开除的国民党员，因为他们政治上腐败了，不可救了，民族危机时期，他们不去抗日还在打内战，实在是不得人心。只有共产党的主张正确，你们要注意。”赵笃生能这样明确地给我们指出方向，是我们所预料不到的，也是我们所期望的。
之后，我和杨涤生进一步了解分析了学校的教员，如宋绂斋、林丰年、王茹辛，还有校长曲汉三。宋、林二位老师是比较好的，特别是林丰年，他是国民党监视的人物，是十六级和十七级的语文教员，在学生中有威信。曲汉三是学校创办者，但政治上糊涂，我们叫他是混饭吃的。教务主任是曲的老乡；训育主任王茹辛是燕京大学的自费毕业生，国民党员，曲汉三听他的指挥。他们都是对学生只贯彻含以反共防共为宗旨的读书（四书五经）救国，反对救亡运动，反对学生的言论自由。运动初期，学校举办了总理纪念活动，背诵总理遗嘱，唱国民党党歌，但不久就终止了，改为推行新生活运动，说什么“礼仪廉耻之四维，四维不振，国乃灭亡”。
我们对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也开始接触。通过体育活动、同乡会等方式，对十七级的靳绪玉、孙守堂、陈立茂、曲铭勋、薛绍庚等同学摸底了解。我们的读书会集体参加了七君子组织的救国会，这些活动都是涤生与高中的尹圭墇联系的。当时我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但不清楚是党的什么领导人，涤生纪律性很强，从不向我们具体讲。
1936年夏天，尹圭墇去北京参加学生夏季野营活动后组成了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回来后在山东济南也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都参加了。为此1936年的暑假，我和杨涤生、陈尧贤没有回家，一方面在学校进行宣传组织活动，另一方面为考高中或高师做准备。
当时我们正读到初中两年半，还差一个学期才能毕业，要考高中是困难的。杨涤生探听到杆面石桥路的一个叫文宝斋的文具店，可以买文凭，每个五块银洋，我们就买了假文凭，换了名。杨肯堂改为杨涤生，我理解寓意是做高尚的人；我原名传玉，改为重远，意思是要革命就必须有任重道远的精神，决不能半途而废，当然最初的动机是敬佩杜重远先生无畏的抗日行为而用“重远”为名， 这也是和涤生商议后决定的。我们拿假文凭报考了高中和一师，结果都被录取了。涤生认为高中比较好，一是离育英距离很近，我们在育英有工作基础，去高中可以增强党的力量；二是高中可以升大学，公私可以兼顾，我们就决定选高中。
二
进高中后不久我就被批准入党，入党介绍人是杨涤生。我们在学校成立了党支部，梁宇振（又名玉珍或仞千）任支书（梁是八级老党员，没毕业留校在九级），杨涤生任宣传委员，我任组织委员，逐步开展活动。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组织发动了援绥抗战募捐运动,并选派代表慰问，同时与济南平津学生救亡会联系，我与涤生参加了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在济南的青年会的报告会，因为我们是救国会员.同时决定从本班做起，发展党员、民先队员。我是十一级一班，涤生是十一级二班，涤生的活动能力很强，不久就发展了曲济武等同志，而我却没能发展一个。后来只发展了一个民先队员陈立茂，他要求入党，我没答复。因为那时正好原来育英的一位叫楚懋艾的同学找到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和韩复榘有杀兄之仇，愿与你们共产党合作。”我听了非常惊讶：他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的？他是否是国民党的暗探？遂当面解释说：“我们不是共产党……你的问题我们是同情的。”婉言谢绝他后，我与梁、杨商议，他们同意我的做法，并决定暂时停止发展党员。因此就没再发展陈立茂入党。我们回顾审视了开展工作以来的言行，在以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提高警惕、注意隐蔽。我的同学温象坤（不久他病休）、网球球友李鸿远等也只能作为观察对象。七七事变后，这些同学都通过各种方式参加了抗战，有的奔向延安成为党的骨干。
宇振、涤生总结了我没有发展党员成功的原因，是没有结合这些同学公开活动的言行来观察，了解不够，我完全接受他们对我的批评指正。1936年11月鲁迅先生逝世，我们语文老师李守章在课堂上和在一师纪念会上的发言都使我们感动，我向支部提出发展李老师的意见。梁宇振介绍说：“李老师是与党失掉关系的老党员，对我们的支持很大，接不上关系暂留在党外会有更大的作用。”并说，“他对你们班同学的表现是很注意的，如重远同志的作文，脱去长衫打游击的想法已向我（梁）反映，但指出你否认文艺的作用是不对的。”果真，不几天我就收到李老师对作文的批语。与此同时，我们也研究了学校一些教员的情况，如校长宋还吾、历史教员王大牛（竹尘）、教务主任梁竹航等。
双十二事变后，随着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我们开展活动更加丰富有力，我们在校内大力宣传抗日，大力发展党和民先组织等工作，形势大好。特别值得纪念的是，涤生与同学中的法西斯分子所做的积极斗争。那些家伙表面上主张救国，但仍然是读书救国（读孔孟之书）那老一套，更不准提任何其他形式的抗日活动，为此涤生与他们班一个叫柳迺济和另一个叫李好义的两个法西斯分子展开了争论。主要争论之点是政府包办不是真正抗战，读书救国不是真正的抗日行动，是读孔孟之书只讲礼仪廉耻，更不能救国，更不能抗日。涤生告诉我准备与他们辩论，结果他们先发制人，抢先告状到训育主任李相成那里，李相成把教育厅长何思源也请来了。在我去找其他同学准备论战的时候，涤生已先被叫到训育主任办公室，与那两个法西斯分子展开了辩论。当我赶到时，只听到涤生声泪俱下激昂慷慨地反驳他们：“你们强奸了我的意思……”原来，他们把杨涤生与他们争辩的问题说成是杨涤生诬蔑政府不统战。何思源看到刚进门的我，从他的金丝边眼镜下向我审视了一番，也不清楚我的来意，挥手示意散会。我和涤生走后，都认为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必须严加防范，但如何防范，又都没有经验。结果柳迺济等人到庐山集训接受蒋介石的反共教育去了，而杨涤生却遭到了迫害，被学校秘密开除了学籍。杨涤生离开学校专门从事党的活动，这一段情况陈尧贤最了解。从此我们的联系少了。
直到1937年9月我从家乡回校，刚进校门就碰上孙大炮(孙朋光，民先队员)告诉我，杨涤生被捕了，组织上正在营救。我回校后发现同学们都下乡做宣传去了，找不到什么人。梁宇振已毕业并准备回郓城工作，我专门到莘庄军训的地方找到他，他交给我的几个党员如丛荣兹、曲济武、仲崇兴等人的关系也找不到了，找其他党的领导关系也找不到了，支部组不成，而学校要南迁，是否随学校南迁呢？正在为难之际，杨涤生来学校找到我。他简要说了他们如何被捕，如何被释放，让我们提高警惕等，并说他要去胶东。我问他济南是否需要人留下，他说已有布置；我问他我如何办，他说随校南迁，并把关系交给了我，让我去找一师民先总队（对外是平津学生总会）的孙仲文和姜明。从此我就和他分手，随校南迁济宁市，1937年11月我们又回到省委驻地泰安，不久即去泰西发动游击战争，一直到1939年底或者1940年初，才由冯基平从鲁东来鲁西时捎信，说涤生在那里很好，涤生很受同志们拥护，做青年团工作积极活跃，也很谨慎。后来敌人进攻封锁很严，我们又失去了联系。
三
1948年山东解放后至1952年底，我曾两次去济南，在济南市又见到了涤生。当时他是山东省委工业部副部长，因为我们的工作很忙不能久留多谈，所以交谈往事不多，只询问了赵笃生、任研佛等人的情况，我们谈得更多一些的是山东工业情况和平原省的情况。不久又听到他被整了，离开山东到团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
1955年到1958年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北京接触得多一些，但我们都没有时间回忆往事，只是对当前的问题交换意见。值得纪念的是与曲济武三人照了一张照片，有的同志称之为“岁寒三友”，因为我们三个人同样不同程度的被整过。尽管如此，涤生思想上始终是乐观的，行动上始终是积极为党工作的。“文革”期间，涤生被摧残致病,与世长辞。1975年，我与济武拜访林浩同志(原名尹圭璋),谈及涤生应该进八宝山的问题，林浩同志说，目前还没有条件。以后这一问题时常挂在心头，直到1977年对涤生的问题作了彻底平反，把他的骨灰灵位移到了八宝山烈士墓时，我才放下这个多年来悬挂着的苦涩的心。
杨涤生 曲济武 程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