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驻军肥城发展抗日武装
界首战斗后，自卫团在夏张镇建立了办事处，由崔子明任主任，带部分部队就地发展。自卫团得知日寇没有再占肥城县城，只有少数兵痞在城里活动。远静沧、张北华便带部队第二次进入肥城县城，把那股小部队的枪收了，并赶出县城，县城遂为自卫团控制。县城是一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卫团占据县城，起到安定、鼓舞人心的作用，给自卫团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自卫团肥城杀汉奸，界首砍鬼子，极大地鼓舞泰西老百姓抗敌的勇气，使人民群众看到了自卫团是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踊跃参加自卫团，1938年2月至4月，自卫团得到迅猛发展，先后扩充了12个大队和一个先锋连。自卫团由开始仅有10个人，扩大到二千七百余人的游击队。这时，山东省委先后派李冠元（辽宁人，1935年在北京大学加入共产党）辛俊卿（1929年入党）袁振（1936年入党）倪冠英（1936年入党）等同志到自卫团工作，加强了自卫团的领导力量。
自卫团进入县城后，重新整顿了领导机关，其主要成为：主席张北华、副主席李冠元、政治部主任远静沧、副主任李文甫、组织部长葛养斋、宣传部长夏振秋、民运科长徐麟村、参谋主任乔绶卿、联络主任张维之、经理部（即供给部）长程重远。各部门工作陆续展开。部队出现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近3000人的队伍集中在肥城内和近郊，吃饭成了很大问题。当时还没有征集公粮的制度，那时任自卫团供给部主任的父亲和张北华、远静沧研究决定: 在泰安夏张镇的部队，主要吃没收汉奸为日本侵略者收买的粮食；在肥城的部队，吃肥城“义仓”的粮食。“义仓”是老百姓出粮，政府管理，以备度荒的粮食。当时义仓的粮食难以保留，很容易落到敌人手中。“义仓”的粮食吃了将近两个月，吃完后，采取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办法，父亲就带着特务队，到了尚里村全县最大的地主李子英家，借了几万斤粮食接济。由此也找到部队粮油供应的途径---要建立公粮征集制度，要有财粮科办理。
对部队的政治工作，远静仓同志抓得很紧，经常了解队员的思想情况，到部队里讲话，进行政治教育，培养大队的指导员、中队的政治员。这种做法很好，因为不少大队没有党员，部队差不多都是各自拉来的队伍，本身就带来了不少宗派、山头主义思想，从其他部队抽调的党员到那里后工作很难开展。于是在本队选择坚定的进步青年作骨干，因他们和本队的战士有联系，容易开展工作。由于加强了对他们的政治教育，后来，有不少人被吸收为共产党员，给部队的政治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了解决政工人员不足的困难，自卫团领导决定举办一个训练班，从各大队各中队抽调青年学生或教师来集训。第一期抽调学员20人，由辛俊卿任训练主任，远静沧讲授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夏振秋讲怎样做好宣传动员工作，辛俊卿讲怎样做好防特锄奸，刘西岐教射击投弹等军事动作。训练班2个星期一期，结束后学员基本是回原单位，一共搞了几期。
自卫团在肥城广泛地开展统战工作，在各阶层进行了抗日宣传活动，争取他们参加抗战，最低限度也要争取他们中立，不投敌，不破坏自卫团的工作。
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参加抗日，远静沧十分重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国民党泰安十区区长武圣域掌握着区保安队和几个乡数百人的武装力量，是泰安、肥城一带颇有影响的地方势力派人物。远静沧以民族大业为重，不顾自身安危，冒着风险，多次只身前去武圣域处，向他讲明形势，申明利害，启发他的觉悟。经过多次耐心、细致的工作，武圣域终于下定决心，于1938年3月中旬，率全区武装400余人到肥城接受自卫团的改编。远静沧亲自主持了欢迎大会。
对肥城刘继河的统战工作，就派跟他比较熟悉的乔寿卿同志去。乔寿卿同志过去是三区的地主，与刘继河有过来往。但刘继河对乔寿卿还是存有戒心的。乔寿卿同志去时，带着三大队副队长安振田做警卫，安振田参加过民间组织，当过兵，懂一些武艺。双方尽管嘴上和和气气，但心里都在警惕着。刘继河就把手枪放在床上枕头边的帽子下面，这是为着万一时动武。安振田是很有经验的，他一面喝茶，一面紧紧盯着刘的帽子，这对刘是一种威慑，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经过一番谈判，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刘表示，一定坚决抗战，不投敌，但因年龄关系，目前不能到部队去。后来，刘继河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参加了自卫团。国民党沈鸿烈派的专员郁仁治委任了于会川到肥城当县长，可于会川同志是我党地下党员。于会川同志当县长后，具有浓厚正统观念的刘继河就投到县政府去了，当时他认为国民党公署是正牌货。后来郁仁治撤销了于会川同志的县长职务，于会川同志就把县保安队全部拉到自卫团来，刘继河也就随着参加了自卫团。后来刘的儿子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党的长期教育和他儿子的影响下，刘继河坚持了抗战，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仍为我党工作，为解放军搞情报。
在肥城二个月有二千多人分批集训，平均每天有三百人，后勤部门保证每人每天一顿馒头。柴草是向邻近农村摊派的，馒头则是集中了十几家作坊，用麦子换的。1斤馒头用1.2斤麦子交换。作坊每斤馒头可以赚4两粮，兑换率虽然高了一些，但他们积极性很高，还展开了竞争。有时粮食接不上，他们也愿意赊欠馒头，其中还有“牛舌头”和“千层饼”，上边雪白，下边焦黄，吃的时候不用小菜也会自动地向肚里“跑”。 经费的解决，依靠对汉奸的罚款和没收汉奸的财产。后来采取向地主、商人募捐，但仍感经费困难。后来向肥城的大酒店收酒税。
以张北华、远静沧为首的自卫团领导，处处为群众着想，宁愿住山洞、庙宇、学校，也不住在群众家里，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泰安、肥城山区的四五个大庙都住遍了。由于生活困难，半年未尝腥荤。自卫团的几位领导，和普通战士一样吃饭，一样打仗，一样站岗放哨，还都把自己的钱交出来当公款用，连理发的钱也没有了，只能请警卫员代理，互相理发。张北华对经济纪律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并以身作则，他曾要我的父亲把3个月的经费开支在全体大会上作了经济公开的报告，树立了榜样。这一办法对各大队作为一条纪律和制度，以训令方式下达。这样，整个部队都以艰苦奋斗为荣，严格遵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刻想到群众的利益。
1938年4月泰西抗日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的创始人张北华（后左一）、远静仓（前左一）、崔子明（前左二）、程重远（后中）、夏振秋合影。
当时自卫团有2700多人的部队，枪支只有不到一千枚，每支枪不到二十发子弹，子弹带是空的，不得不用高粱秆来冒充子弹，父亲和张维之等人，请了肥城各乡镇100多位铁匠师傅，在城隍庙突击加工大刀长矛。打好一把大刀付给10斤麦子，还管吃喝。这样不到一个月，就赶制了一千多把锃明锋利的大刀和2000多支长矛，发给没有枪支的战士。已有枪支数目不多，而种类却是复杂的，土鸟枪、德国老套筒、汉阳造等，是五花八门万国牌的。而且枪支陈旧，毛病很多。父亲就把几位农村乡镇的手工业工人组织成随军修械所，以“爱枪如爱命，修枪如治病，”为宗旨，来解决武器装备方面的困难。
在泰西局面混乱的时候，一些野心抢占地盘、欺压群众的人缩在地下不敢动；环境稳定了，便冒出来抢占地盘，称王称霸。这些人主要分为几类：
梁殿一带吴小鬼的“光复军”，过去是以土匪为底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他们建立以来没有同日军打过仗，只向群众要给养，在那里“死吃”。当时“光复军” 没有投敌，还得让他们在那里存在。
在泰安八、九区的有欧阳怀丰、牛希文部、谭四部和刘仙洲部等三部分，刘仙洲部是微山湖刘耀庭的一个营，伸到泰西来的。比较坏的是欧阳、牛部，他们内部有国民党“复兴社”为后台，自卫团和他们武装磨擦过几次。宁阳县张子明部，原来是旧军人，组织队伍，占据了宁阳县。
这些杂牌军游击队之间互相磨擦很少，他们多是同自卫团磨擦。1938年4、5月间，自卫团为了起汉奸的麦子，与杂牌军部队发生了武装磨擦。这批汉奸的麦子是自卫团搞到的，当时想照顾他们一下，给他们留下部分麦子，但他们想多要，这样就引起了武装磨擦。自卫团把他们包围起来，打了3天。他们死守围寨不敢出来，以后自卫团就主动撤出战斗。到五月间又发生了一次武装磨擦。那次正在打着，发现鬼子在泰肥公路上活动，自卫团就主动撤回部队，调到泰肥公路上打击日军去了。虽然打了两次没有消灭这些杂牌部队，但教训了他们，以后再不敢向自卫团地区伸展了。
那时自卫团生活十分艰苦，啃窝头，喝米汤，吃咸菜，晚上睡干草铺，脱下长袍当被子抵足而眠，但大家斗志昂扬，乐在其中。父亲在肥城忙中偷闲，写过一首短诗：
肥城话旧
捉虱午日暖，搔痒子夜长。
除害乐竞技，安然天已亮。
注：与副主席李冠元宿一室，作捉虱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