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许多党员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特别是在党的创建初期，一些党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每到一地，便使用不同的姓名，秘密创建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地下活动。许多党员都有自己的化名，这些化名长则可能使用较长的时间，短则一但到达某地则马上换成另一个名字，使用更换频率较高，具有一定的使用范围，而且了解和知道的人相对较少。党在发展壮大队伍的初期，广大党员在进行组织活动中，大多采用单线联系即上下级联系，不发生横向的相互联系。即使是党员同志之间，也不会过问打听其他党员的情况。因此，化名的使用不仅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还关系到其他单线联系的党员同志的性命安危。如今，党员化名的使用时间和空间，已经成为珍贵的史料，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作为山东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黎玉，自1925年“五卅”运动参加革命工作至1986年逝世，在长达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在山西、北平、天津、唐山及河北、山东等地，使用了不同的姓名、化名，确保了党的工作安全、有序、顺利。
黎玉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1926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北平地下党北平大学法政学院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北平市委职工部部长、中共天津临时市委书记、中共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唐山市委书记、中共直南特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等职务。在这不同的时期，黎玉几乎每到一地便使用不同的名字与其他党员联系开展工作。据初步统计，黎玉使用过的名字、化名大约9个，这些不同的姓名经常变化交替使用，既保护了黎玉与其他党员的安全，保证了地下党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为党组织的壮大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李兴唐名字的使用（约1906年至1931年5月间），在家乡生活、求学阶段，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时期
黎玉生于1906年农历5月13日，取名李兴唐。之所以取名为“李兴唐”，黎玉曾经对其子女讲，他出生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之中，民族备受外来欺凌，广大民众民不聊生。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尽自己的能力为摆脱民族受压迫命运，多为国家做些实事。而山西是大唐王朝兴起的发源地，是山西人的骄傲，父亲下意识地希望自己的儿子去恢复、振兴大唐盛世的局面，所以取名“李兴唐”。没想到黎玉长大后真像父亲所期望的那样，一生从事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宏伟事业。17岁时，黎玉考上崞县的县立高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步接触社会上的进步思想，救国救民的志向融入了十七岁的男儿之躯。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示威游行运动遍布全国的大中城市。黎玉作为崞县中学的进步学生，参加了全校师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声援五卅运动。1927年秋，黎玉担任中共崞县特别支部书记。因为白色恐怖严重，党的群众基础差，支部很难开展活动。为了开展党的活动，黎玉与李三楼、李毓珍等以组织“北大候补生团”为名，进行活动。对外称凡是应届毕业生为了考学都可以自由参加，这样可以自由往来而不受人怀疑，便于特别支部进行系列的活动。他们谨慎活动，严密纪律，坚持了一段时间，没有发生差错。
1928年3月3日, 崞县警察局派了几名警察突然包围了学校，把黎玉和李三楼、郭从周、李毓珍等7名同学抓了起来，带到县府大院里。面对突如其来的被捕，作为中共特别支部书记的黎玉沉着应对，质问县长：你为什么要逮捕我们？县长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便把责任推到了阎锡山总部的来电：“据报李兴唐、李三楼、李毓珍等七人组织北大候补生团宣传共产主义，立即逮捕解送太原总部。”
黎玉七人在牢房里悄悄统一口径,决定不承认加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口咬定北大候补生团就是为了考学，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也更谈不上宣传共产主义。在太原特别法庭, 七个人被押到庭上，一个一个进行审问。黎玉与其他人的回答按照事先的统一口径，称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只是利用“北大候补生团”进行学习辅导，根本没有宣传共产主义。
在狱中，黎玉与郭从周、李毓珍等七名同学组成了一个党支部，又一次出任支部书记。他串连难友，与敌人进行不懈斗争；组织大家一边学习一边斗争，托外边亲戚朋友买书，进而继续要求典狱长购进了《西洋经济学说史》等书籍。他们要求改善狱中生活，赶走狱中的所谓“教诲师”。大约在九十月间，监狱宣布把他们七个人转送山西省“自新院”。 按照“自新院”的规定，三个月为一期，期满释放。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黎玉和郭从周、白玉堂等人第二期获释。
这是黎玉使用“李兴唐”名字后的第一次被捕入狱。1929年三四月间，黎玉从太原监狱出狱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父子多年相见，家人很是高兴。父亲的脸上也露出了久未的笑容。父亲考虑到儿子的安危，担心黎玉继续从事活动，在西安为他找了一个离家较远又没有熟人的商铺去做生意，以此让儿子远离政治。没想到父亲的好意被黎玉一口拒绝，做为家里唯一的男孩，父母的期望还要寄托在黎玉的身上。父母没有难为儿子，便答应了黎玉到北平上大学的想法。
1929年冬，黎玉来到北平后，考上了北平大学法政学院。作为任中共崞县特别支部书记的黎玉，心里依然关注着崞县特别支部的发展。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崞县特别支部便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上级组织的领导和指示。虽然黎玉与几个党员进行过不同形式的革命活动，但确有局限性和临时性，不利于开展工作。上级党的指示、任务、政策很难及时领会，大家处于困扰和困惑之中。不久转机出现了。有一次，黎玉在一本书上发现了党组织出版的一份半公开的文艺刊物，在此刊物的一页上看到了一个不起眼的通讯地址，凭借多年的经验，黎玉感觉其中隐含着一定的希望，便试着投了一封信，希望与失散多年的上级党的组织联系上。而此母亲非真正的母亲，而是指。果然，上级党组织半个月后便与黎玉取得了联系，黎玉重新找到了上级组织，很快又加入了党支部。
二、李兴唐、李嘉年、李秋年名字的交替使用，约1931年6月在石家庄直中工作期间
1931年六七月间，黎玉从天津返回北平，找河北省委汇报工作。得知河北省委遭到了破坏，省委书记被捕，担任临时省委秘书长的是与黎玉在北平市委认识的栗再温(1908年生，河北省平山县人。1925年“五卅”惨案后，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三次示威游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副省长）。黎玉与河北临时省委联系上后，被任命为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负责石家庄的党组织发展。
1931年8月，黎玉来到了石家庄，将自己的名字由李兴唐改成了李嘉年，又名李秋年，研究和部署县委工作，任县委书记并负责宣传工作。他在石家庄一带以贩卖纸烟为业，提着篮子到处沿街串户，与党员秘密接头。石家庄中心县委的另一名负责人柏玉生（1903年生，山西省汾西县人。1926年9月参加革命，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井隆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顺直省委秘密交通员等。1949年后任中央公安部四局办公室主任、沈阳公安部边防检查处长等），则以理发为业，利用大桥下的固定摊点，与外县的党员联系开展工作，秘密地开始了石家庄地区党组织恢复发展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引起了全国同胞的强烈愤慨。1931年秋，京、津、冀、鲁、等地大中学生纷纷组织起来到南京请愿，向蒋介石提出抗日要求。石家庄和正定等许多学校纷纷响应，黎玉抓住这一机会，积极宣传党的主张，亲自到党员、团员中作部署，秘密展开工作。黎玉组织他们下乡进行抗日反蒋的宣传，积极建立和发展组织工作，派正定的学生党员到灵寿县发展了几十名党员，建立了灵寿县委。开辟“穷人会”组织，发展了八九百名会员，其他各县的党组织工作也出现了转机。经过三四个月的努力，1931年冬，石家庄党的组织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河北省委决定将中共石家庄中心县委改为中共直中特委，李嘉年任直中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柏玉生任组织部部长，王怀德（陕西漳县人，曾经在北方局担任交通员）任职工部部长。
直中特委成立后，领导20多个县，已有300多名党员和100多名团员，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蒋抗日、反剥削抗捐税的斗争。1932年春，国民党赞皇县政府订立了各种各目的杂税，引起包括富农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中共赞皇区委抓住这一时机，到各村去宣传、领导、发动了“抗钱粮银加征”的斗争，包围了县政府，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县长口头答应了群众的要求，却在群众返回的过程中命令警察开枪，打死打伤50余名群众。直中特委事先没有得到赞皇区委的报告，事后认真总结经验，对教训进行认真分析，黎玉向河北省委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后来，这份报告刊登在延安的一个党内刊物上，署名李嘉年。这份党内刊物现存中央档案馆。
三、李嘉年、李健龄、赵秋年名字的交替使用（1933年4月至1934年3月）
1932年4月，黎玉领导的直中特委党组织发展局面逐步恢复，但危险仍时刻存在。1931年三四月间叛徒吴正庭出现在石家庄街头，他认识黎玉、柏玉生和王怀德这三位直中特委的主要负责人，这对他们的工作极为不利。黎玉便立即向省委作了报告，但省委不了解下面的情况，让黎玉继续回到石家庄与从赞皇区调来的付贯一（1937年2月，任冀晋特委后称冀西特委负责人，曾任太岳地委组织部长）以医生身份为掩护一同工作，研究布置除掉叛徒吴正庭。回到石家庄的第二天，黎玉的住处便遭到了警察搜查。因为当时开诊所要经申请允许，领取执照后才能正式挂牌开业。黎玉他们既没有申请也没有挂牌子，就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对文件的存放也不够谨慎，黎玉虽曾向付贯一讲过要注意藏好，但付贯一看了文件后随意压在席子下面或塞在墙洞里。警察来搜查时，可能怀疑他们是贩“白面”（毒品海洛因）的，在席子下搜出一些纸，这些都是写的传单和藏的文件，警察把他们二人带走了。警察讯问后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就给黎玉用上了刑具，压小杠、打棍子等。最初的几天，天天过堂，黎玉始终咬定自己是被冤枉的。
警察一计不成，另施一计。有一天，一名警察拿了纸和铅笔，让黎玉写字，内容随便写。黎玉马上想到，传单是用铅笔写的，敌人是不是要对笔迹？便故意对警察说：“你给我拿支毛笔来吧，这个洋笔我不会用。”那个警察说：“我去问问”。过了一会，他回来说：“不行，就要用这个笔。”这一下，完全暴露了他们的意图。黎玉暗笑他们愚蠢，又担心付贯一会上当，因为彼此见不着面，也没有办法通知他注意，只好由他了。黎玉本是大学生，拿起笔故意歪七斜八地胡划了几个字。过了两天，又过堂。警察说：“你没有什么事，不过那个老头写的字和传单的字很像，有嫌疑。”原因是付贯一拿了纸笔，写了一大篇文章，把自己写传单的事忘了，结果让敌人抓住了把柄，两人被送往了天津，被押送到天津警察司令部的看守所。过了几天，监狱提黎玉过堂。法官说：“你的事没有什么，就是那个老头（指付贯一）有嫌疑。过几天再说吧！”朋友知道信息后四处托人，很快看守到监狱里宣布：李健龄可以取保释放！1933年3月，黎玉办理了手续，被释放出来。
黎玉此次被捕之后，没有使用李嘉年的名字，而是使用了李健龄作为化名进行狱中活动，但是狱外营救的好友却知道营救的是李兴唐。出狱之后，黎玉身无分文，居无定所，被“九穷”好友安排在崞县会馆住下。他急需找到上级组织，及时接上关系。有一天，黎玉上街遇到了在中国大学任支部书记的邹春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赴北平考入中国大学，1932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同年调至天津，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他已经在河北省委工作，黎玉很快就与省委取得了联系，并请求分配新的工作。
1933年4月，黎玉接受河北省委的指派到唐山去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并任书记。黎玉回到唐山后，碰到了从狱中出来的付贯一。黎玉请示省委后，便与付贯一来到了林西煤矿，化名赵秋年，开了一家生活杂货店，卖油盐酱醋之类的生活用品，以吸引周边工人的注意力。后来，黎玉来到一家“王庆锅伙”的地方住下，工人们在此可以住下，也可以自己做饭，黎玉便利用与工人接触的机会为他们讲故事，拉家常，很快便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工人们遇事后就找黎玉出出主意，解解闷。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黎玉便给工人讲述苏联工人如何同资本家斗争取得胜利的故事，常常是一屋子人听黎玉一个人讲，工人对黎玉的信任逐渐增强。在此基础上，黎玉开始物色发展对象，给他们专门讲课，提高觉悟。不久，黎玉发展了几名党员和工会会员，着手成立唐山市委。1933年4月，新的唐山市委成立，黎玉任书记。
黎玉在《黎玉回忆录》一书中，记录了新成立的唐山市委组成人员名单。其中关于“书记”的任职记录是这样写的：书记：李兴唐（李嘉年，即黎玉）。虽然写的是“李兴唐”这个名字在前，括号中用“李嘉年”注明即“黎玉”，我们从这一记录可以判断，担任唐山市委书记时的黎玉用的名字应该是李嘉年，这一名字是黎玉在任直中特委书记工作时，工作范围影响扩大的继续。黎玉在担任直中特委书记时的名字用的是“李嘉年”，既然河北省委决定让黎玉去组建新成立的唐山市委，他也就没有必要再去用一个比“李嘉年”使用更早的名字“李兴唐”，或许这是黎玉在写回忆录中时的笔误。当然，也存在黎玉来到陌生的唐山后，使用无人知晓的“李兴唐”真名当做化名来使用，以便进行工作。
四、黎玉名字的使用（1934年3月---1936年4月，担任唐山市委领导时期至1936年4月来山东组建山东省委之前）
黎玉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刘少奇对黎玉的成绩在不同的场合给予了充分的认可。1938年4月，黎玉赴延安向党中央和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毛泽东汇报工作，请求往山东增派军政干部和部分主力部队指导抗战。4月3日，毛泽东在窑洞里专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称赞山东的工作和取得的良好局面，并指着黎玉说：“这就是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他在山东组织了队伍和武装。黎玉同志，让大家认识认识。”毛泽东亲口喊出黎玉的名字，是与黎玉所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声誉壮大的影响密不可分，既是对黎玉成绩的认可，也是“黎玉”二字作为名字的永久特指，是黎玉的专属姓名了。
战争年代许多人因为参加革命采用了化名，20世纪60年代有人提出改回自己的姓氏。中央认为一些人的化名已经被社会和人民群众广泛认可，不宜再改回原姓，而子女可以。1964年的一天，黎玉便召集全家人讨论此事，征求意见，是否愿意改回“李”姓。在20世纪60年代火红的岁月里，子女们天真淳朴，充满革命情怀，又都是革命的后代，一心向党，信念坚定，讨论的结果自然是要跟着自己的父亲姓“黎”，继续干革命。
那么，“黎玉”作为一个姓名，始于何时？何地？
黎玉在崞县中学读书时，与九个同学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彼此生活在一起，亲如兄弟。他们共同购买了许多的书籍，为了防止其他人借书后不还，便商量着在书上留个记号作为标记。于是他们讨论后专门刻了一枚印章，图案上刻着“九穷存书”。从此“九穷”便成为他们之间友好团结的别称了。作为“九穷”之一的李毓珍（1909年出生，山西省崞县人。193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俄文经济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辞海》编辑所编审，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在《黎玉与九穷》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黎玉原名李兴唐，小名叫“玉人”（贺富所在《黎玉小传》一文中称黎玉的族名为李玉仁），“黎”与“李”二字音近，参加工作后就化名为“黎玉”。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关于“黎玉”名字由来的记录。李毓珍在这篇回忆文章中几乎没有称呼自己的老同学为“黎玉”，都是称呼其为“李兴唐”。而作为黎玉“九穷”之一的同学郭汝璞在1986年5月10日给李毓珍的信中写到：“今（卅）下午探视李兴唐，不料已经逝世。自你由京返沪，他住院7个月，备受磨难，结束了革命的一生！”这封信中也没有称呼黎玉的名字。李毓珍、郭汝璞作为黎玉的老同学，都没有称呼黎玉的名字，原因是“九穷”们相处时间很早，彼此感情很深，“李兴唐” 这个名字是他们相识相交的最深的印记，任何名字都不能指代他们之间的宝贵友情。他们之间没有“黎玉”这个名字的共同使用环境，因此称呼“黎玉”反而是彼此间显得的生疏和见外了。
黎玉在《黎玉回忆录》书中，记录使用李兴唐、李嘉年、李秋年、李健龄名字进行革命活动中，大都用括号注释一下，让人们知道这些名字指的是“黎玉”。而“黎玉”作为名字出现而又没有任何注释的，是出现在《黎玉回忆录》中记录的唐山市委成员中。黎玉是这样记录1933年4月—1934年3月新成立的唐山市委组成人员名单， 书记为李兴唐（李嘉年，即黎玉），括号中的李嘉年，即黎玉，既是对李兴唐的注释，更说明此时黎玉使用“李兴唐”或者“李嘉年”的名字担任唐山市委书记职务的，黎玉本人的回忆应该是正确的。而在“突击队”组成人员中，把“黎玉”单独出现，而且没有任何的注释。这是“黎玉”作为名字的第一次出现。能否可以理解成此时的黎玉就开始使用“黎玉”这个名字呢？
要查清“黎玉”名字的使用，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唐山市委组成人员名单中其他一些组成人员的情况。负责组织工作的陈少敏（1902生，山东寿光县人，1927年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曾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国纺织工会第一任主席等职），她在回忆文章《在冀鲁豫边群众中坚持斗争》中写到：“1934年9月，我受中共河北省委的委派，以妇女代表的名义到冀鲁豫边区工作。那时候，我的化名叫老方。我虽然在少时候缠过脚，但参加革命后就放了。地下工作迫使我们日夜奔波，体态发胖，粗手大脚，所以外号又叫我“陈大脚”，人们也叫我“陈大姐”，其实党内的同志知道我的真名叫陈少敏。”这说明唐山市委组成人员中负责组织工作的陈少敏当时用的名字是“老方”，并以此进行革命活动。而黎玉在回忆唐山市委组成人员中不写“老方”而是写成“陈少敏”，有可能是现在知道“老方”的人少，而知道“陈少敏”的人多，目的就是为我们留下宝贵的资料，而不是刻意地将陈少敏的名字写成当年的“老方”。
在唐山市委“突击队”组成人员中，张维汉系王景泉，杜茂林又称杜二先生，又叫杜树森。既然两个队员都使用了化名，那么，作为突击队员中的“黎玉”这个名字的出现，化名的可能性也就具备了极大的可能。按照地下党组织发展的纪律要求，党员之间的联系多采用单线联系，即纵向联系，不允许横向联系。有时候两个人彼此之间知道对方是党员，也不允许相互打听。黎玉作为唐山市委书记，也不会像我们今天的市委书记一样了解各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员。他当时虽然是书记，但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就是横向间的联系。因此，他非常有必要再用一个化名来进行工作，既用“李嘉年”“李兴唐”的名字任唐山市委书记，进行横向的联系，又用“黎玉”的名字来当突击队员，与他们进行单线联系。这样既能与其他同志一道进行市委的领导工作，又能隐蔽自己从事其他的活动。
“黎玉”作为名字第二次单独出现，在《黎玉回忆录》中,是其担任直南特委书记时的记录。
根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记载，1935年初，直南特委一分为二，以南宫、巨鹿县为中心建立直南特委（亦称新直南）。李菁玉（1911年生，生河北南宫人。192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被派往唐山市委军委工作。1934年冬任直南特委书记。1952年开始从事农业管理工作）任书记，刘子厚（1909年生，河北省任县人，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至1937年在河北省任县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参加组织并领导冀南暴动，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任中共任县县委书记，中共晋冀鲁豫特委冀南地区特派员，中共滏西特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兵运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任组织部长，张子衡（1899年生，河北巨鹿人。1934年11月至1937年7月任中共直南特委秘书长。1935年参与领导和组织直南暴动。1936年奉命从事党的机要交通工作。1939年至1945年8月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1945年4月至6月参加中共七大）任宣传部部长，张霖之（1908生，河北南宫人。192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返乡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南宫中心县委书记，在南宫、平乡一带组织革命斗争，发动直南武装暴动。曾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任民运部部长；以大名、磁县为中心建立冀鲁豫边特委，省委代表黎玉兼任书记，王从吾任组织部部长，王卓如任宣传部部长，王兴让任秘书长，委员有陈少敏、刘宴春、张增敬等。那么，王从吾是怎么回忆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经历呢？王从吾，河南省内黄县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濮阳县委书记，1931至1934年任濮阳中心县委书记。1961年2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他在《直南沙区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文章中写道：“1932至1933年，濮阳党的组织从濮阳向东发展到滑县。刘宴春同志利用他的关系在濮县发展党组织，后来又由濮县发展到、范县、观城、莘县、聊城、茌平等县。当时，直南特委派黎玉同志在那一带工作。”
从黎玉本人的回忆录、《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的记载以及王从吾的回忆内容三个方面来看，黎玉已经使用了“黎玉”这个名字从事革命活动。
1935年到抗战争爆发时期这段时间，是冀鲁豫边革命的低潮时期。1934年因濮阳、清丰、南乐县的大批党员自首，使该地区许多党员被捕，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6年，党的组织又遭到新的破坏，冀鲁豫边特委成员王从吾被捕。从此，党多以更为隐蔽的形式进行艰苦的斗争。
张增敬（1912年4月生，河南内黄人，1935年5月任中共冀鲁豫边区特委会委员兼濮、内、滑中心县委书记。1938年任河北省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共直南特委委员）在《直南、豫北党的一些历史情况》一文中回忆：“我当时除任滑县工委书记仍兼任濮、内、黄中心县委书记。那时多是个别碰头，直南特委经常来的有三人，一是王从吾，他原是直南特委组织部长。另一个是王卓如，他俩是本家。当时他们都有外号，一个叫白王是指王卓如，因为他长的面目较白。花王是指王从吾，因为他的头发有黑有白。第三个是陈少敏，她可能是从山东来的。听说当时直南特委书记是黎玉。我所知道的特委就这几个人。”
作为冀鲁豫边特委委员之一的张增敬,回忆这段经历是用了“听说当时直南特委书记是黎玉”这句话，再一次说明了当时斗争的隐蔽性。作为党组织秘密联系的纪律要求，党员之间的单线联系是一条铁的组织纪律，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否则意味着被捕甚至是牺牲。身为书记的黎玉秘密领导着直南特委19个县和冀鲁豫边22个县，共计41个县的工作，未必就能认识作为中共冀鲁豫边区特委会委员的张增敬，同样作为委员的张增敬也未必就认识自己的上级领导人黎玉，只能用道听途说的“听说”二字，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黎玉”作为名字的使用已经开始慢慢地传播。
黎玉在担任直南特委书记时，因为与河北省委负责任人在搞暴动活动的指示产生分歧，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而受到处分。1935年省委负责同志硬性地决定并布置了冀鲁豫边地区暴动要夺取枪支，组织游击队。具体的布置是分区负责，有负责农民游击队的，有负责盐民和农民暴动的。黎玉则来到了濮县、范县一带发动组织群众，去徐庄蹲点。
徐宾（山东莘县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夏任山东省委交通员）在《徐庄党支部的建立及早期活动》中写到：黎玉来到徐庄后，党员有了较快的发展，有十七、八人。为进一步壮大党的力量，我们把党员分成若干小组，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分别到附近的几个村庄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在当时的濮（县）、范（县）、观（城）一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被誉为冀鲁豫平原上的“小延安。”
1934年秋，赵健民到河北寻找党中央，向刘宴春谈了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后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以及各地寻找党组织的情况，要求河北省委转报中共北方局派人来山东恢复工作。徐宾回忆，“1935年夏季，河北省委代表黎玉奉中共北方局指示，到冀鲁豫边特委的濮县、范县地区工作，黎玉来到了徐庄。赵健民为寻找党的关系第二次来濮县，在徐庄见到了黎玉。”徐宾的回忆，明确了黎玉与赵健民见面的时间、地点，再次说明了“黎玉”作为名字在党内已经不是秘密，而是一个特定的称呼。而赵健民对当时见面的期望是这样写的：“正当我们在漫长的黑夜里摸索前进时，突然前面出现了曙光。1935年冬濮县党来人了！濮县的同志告诉我们，河北省委负责同志在濮县，要求我们立即去联系。我不顾冬季天气寒冷，骑着自行车，沿黄河大堤公路，箭一般地骑向蒲县。冬天天短，太阳未落，就走完了360里路到达寿张，第二天下午就到达了濮县古云集。晚上，在徐庄我见到了渴望已久的北方局的亲人-----黎玉同志。当时，他是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特委书记。”赵健民也用了“黎玉”的名字来记录了当时两人见面的激动心情。黎玉听取了赵健民的汇报，对山东党员的活动加以鼓励，并说北方局已决定派人去山东恢复党的关系。
1936年4月，黎玉从濮县回到磁县的特委驻地，河北省委负责同志向他当面传达了撤销省委对他的处分的决定，恢复了河北省委代表的职务，并传达了中共北方局刘少奇同志派他去山东恢复党组织的决定。至此，“黎玉”这个名字就成为黎玉的专属和特指，伴着黎玉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五、冯寄雨、阎北恒（字子岳）名字的使用（1936年4月来山东恢复党组织时期）
1936年4月，中共北方局派黎玉到山东去恢复党组织的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黎玉确定重新组建山东省委。1936年5月1日，在济南四里山下的一片茔地里，黎玉、赵健民、林浩三人组成新的山东省委。
中共山东省委成立后，黎玉在工作中注意随时教育党员同志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如接头、确定会议地点、寻找住处时，在街上要注意有无形迹可疑的敌探以及警察的尾随等。自姚仲明被捕后，黎玉经常变换住处，今天住这里，明天再换一个住处，谨慎从事革命活动。作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济南后，黎玉继续遵照党的有关纪律要求，化名进行活动。黎玉化名“冯寄雨”，通过关系租赁了董临义的东平老乡张太太位于济南南圩门上新街的房子。张老太太只有一人在家，住房也比较宽松，便同意黎玉在此住下。张老太太与武中奇的母亲王桂英彼此认识，之间也相互走动，武中奇也经常到上新街三号张老太太家来玩。这期间，武中奇就认识了住在张老太太家里的冯寄雨。这位冯先生经常穿一件大衣褂子，非常简洁朴素，待人和善，像一位教员，很快就与武中奇熟悉起来。后来，武中奇的哥哥武迹沧、弟弟武思平也不断到张老太太家去，兄弟三人也很快与黎玉相处很熟，结为好朋友。武中奇觉得冯先生见识广，讲起话来很有学问，听了之后很受启发。凭直觉，武中奇认定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位冯先生就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使多年来也在寻找党组织的武中奇颇感惊喜。
黎玉与武中奇慢慢熟悉之后，有一天对武中奇说：“我在上新街住不方便，想换一个地方。”武中奇说到：“到我们家里来住下吧，我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 武中奇回家与父母说明情况以后，全家人都很同意。黎玉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便搬到了武中奇的家，曹家巷11号。不久，山东省委机关也随之设在了曹家巷11号。此后，中共山东省委在武家安全度过了两年的时间。黎玉每天早出晚归，武中奇的父母也不很在意这些，对他很是关心，经常给他洗洗衣服，吃饭的时候总是给他单独留下饭菜。黎玉很快地融入了这个家庭，成为了其中的一员。黎玉不断考察着武中奇的家人，先把武中奇吸收为党员，后来又发展武中奇的父亲武世俊、哥哥武迹沧、弟弟武思平为党员，壮大了组织的队伍。
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各地来省委机关联系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极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很不安全。因此，黎玉就与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决定想法另设一个地下联络点。正巧武中奇家附近有一家小磨香油店刚刚歇业，武中奇便与邻居商量把此店买了下来，开起了油坊。从此，这家“开源油店”就成了山东省委在济南的一个重要秘密联络点，外地的地下交通员以及各地、县党的领导人来省委联系工作时，都到“开源油店”来找武掌柜接头，对上暗号后，在继续与黎玉或省委其他领导人联系。“开源油店”本来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磨香油店，但它在山东革命史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有了自己的工作住所，形势不断向好发展，黎玉在活动中开始使用“阎子岳”的名字进行革命活动。1936年9月末，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赵健民被捕了，被关押在了济南押犯所。第二天，赵健民通过关系给黎玉写了一封信。
赵健民的被捕，时刻牵动着黎玉的心。他在收到赵健民的信后，让武中奇想方设法找个熟人去监狱探望。武中奇先后两次到监狱探望赵健民。第一次见面后不久，1936年10月，天气逐渐寒冷，营救赵健民的工作也已经开始，而营救工作赵健民却一点也不知道。一天，黎玉告诉武中奇“你再到赵健民那里去一趟，去看看他，给他带床被子，被子角有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让赵健民知道外面的同志在积极营救他，请他放心，不要急躁。为了成功完成任务，武中奇刻了两个图章，写了一幅中堂和对联并装裱好，还准备了一些肥城桃，带上这些东西后，给押犯所所长王仲诺送上。
武中奇来到监狱，送上了所带来的东西，顺利地见到了赵健民。虽然王仲诺转身走开，但武中奇丝毫不敢麻痹，警惕地说：“张老太太非常关心你的身体，天冷了给你送床被子来。”武中奇捏着被角，三番五次暗示说：“这是被子。”赵健民领会了其中的意思说：“好，好。”武中奇走后，赵健民又被送到了小黑屋，午饭后趁士兵不注意，把被子角撕开，拿出一张纸条，这是黎玉的亲笔回信。
民弟：
你的被捕，使大家感到震惊，是工作的一大损失。你能在被捕受酷刑的第二天就送信来，使我们知道你被捕，并决心不连累任何朋友，这又使我们十分赞佩。
现在是国难当头，亡国的大祸，四亿五千万炎黄子孙受奴役的惨局，迫在眉睫。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华儿女，都应当立即抛弃前嫌，停止敌对行动，一致对外。在当前的民族危机万分严重的形势下，这一主张就是过去与我作对的最大的当权者其部下的大部或全部参加，都是可能的，至于地方的当权者随着形势的发展，参加的可能性当更大。这一点，吾弟要十分注意，要利用一切场合，阐明我们的主张，这不但对周围影响有利，如能一定程度的打动有关领导，也可能对吾弟的官司有利！切切，切切！
我们在外边的朋友，正尽一切可能托请一切关系，进行对你的营救。
顺致
敬礼
愚兄 阎子岳
十月x日
赵健民看了黎玉的信，反复考虑外面的意图是要他利用机会，向上层包括韩复榘在内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在高等法院押犯所的一年时间里，黎玉经常派人看望赵健民达十几次，每月至少两次，后来每周一次，带来书籍及生活用品，给赵健民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党组织对赵健民、姚仲明等人进行积极的营救，高等法院最后释放他们出狱。
六、含山笔名的使用（黎玉晚年时期）
黎玉一生酷爱读书、买书、藏书，从小就养成了读书藏书的好习惯。1928年3月，黎玉被释放后，到达北平，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他与李毓珍、李三楼等人经常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共同买了许多书籍，可是有的人借走之后常常忘记归还。为了在书上留个记号，商量之后决定用“九穷”作为图章的内容，表示九个穷学生所用之书，于是“九穷存书”就成为黎玉与同学之间存书与读书的一段佳话。“含山”是黎玉晚年偶用的笔名，1964年6月9日在枣庄为雄关同志抄录了一首毛泽东诗词《清平乐·会昌》，在署名时就用了“含山”笔名。
黎玉曾刻一枚印章，为“含山书库”。黎玉的儿子黎小弟回忆父亲借用这个笔名是为了纪念自己爱书、藏书、读书这一好习惯，同时“含山”又有心中包含“山西、山东”之意。黎玉是山西人，其夫人谢青是山东人，黎玉对养育自己的山西和战斗工作过的山东同时身怀感恩与难忘之心，时刻牢记在心中，到了晚年更加珍惜此情。黎玉晚年仍然有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却能心胸宽广，能包容对他错误的批判这座“大山”，做到心底宽广，对党忠诚。
黎玉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使用了多个名字进行掩护，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些名字的使用时间或长或短，知道的人或多或少，有些名字甚至黎玉本人也忘记了，但这些英名不会被后人遗忘。本人不揣浅陋，简要地总结了黎玉曾经使用过的名字，是对黎玉充满革命传奇一生的敬仰。期望更多的治史者能提供更多的线索，对黎玉60年如一日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品德，再添新的发现。
（本文发表于2021年第3期《山东党史》，本文曾得到黎玉之子黎小弟同志的审阅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