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文/石雷_前辈

2001年11月28日，晋察冀边区银行老同志在石雷家中留影。左一楚瑞芬81岁、左二石雷78岁、左三（家母）冯镇坤77岁、左四张蓝(兰)田84岁。

本文照片由双胞胎阿爷提供。

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文/石雷

晋察冀边区银行（下简称：边区银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最早的一家银行，也是敌后19个抗日根据地唯一经当时国民党政府批准成立的一家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于1938年2月18日正式成立，到1948年7月22日，与冀南银行合并组成“华北银行”止，历经10年5个月又4天。我曾在边区银行工作，对边区银行有着深厚感情。边区银行于1938年3月20日，在山西五台县石嘴镇的“普济寺”内开幕营业。同时发行一元和五元的钞票。在3月31日的《抗敌报》上刊登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开幕的广告，说明边区银行是经“中央”（指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核准之地方合法银行；并发行“边区法币为调剂边区金融统一边区货币之中准法币”；边区银行的任务“为发展边区经济”等等。由此，边区银行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下简称：“边委会”）的领导下成为对敌进行货币斗争，对内稳定边区金融，扶植经济发展，支持抗战的坚强的金融堡垒。

普济寺是石嘴镇村东的一座庙宇，当时走内有当家的灵如和尚和弟子共20余人。他们深明抗日救国的大义，对边区银行的筹备及成立给予很多方便和支持。

为了开展业务，边区银行还于1938年8月21日，在《抗敌报》刊出晋察冀边区银行办理天津汇兑广告。说：“本行为推广边区法币信用，发展营业起见，特行办理天津汇兑，所有由边区本行各营业地点，与天津市往来汇款，均可承办，如蒙委汇，无任欢迎。⋯

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先由边区印刷局印好，之后交由边区银行发行科一张一张地进行检查，合格的才能封包发行，不合格的，即抽出作废。为补不合格的票券，印刷局给边区银行一批无号码的钞券，按照不合格的票券号码补印号码。为此，边区银行发行科有几名印号码工人和几台脚蹬的和手搬的补号码的机器随时补印。

边区银行为保管钞票，在普济寺内挖一地下室为库。在库门入口处的上端，慧字两行。上行为： “ 晋察冀边区银行” 7字；下行为：“ 民国廿七年仲秋建” 8字。关学文经理为表示坚持抗战到底和国家一定要光复的决心，还特意在库的铁门上书写“ 国光” 两字。现在金库已成为革命历史文物，定为山西五台县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边区银行副经理胡作宾同志，原是山西省银行驻郑州办事处主任，精通银行会计和业务，原山西省垦业银行杜子富同志为营业主任兼会计主任。杜在胡副经理指导下，很快按照山西省银行会计规程，逐步建立起边区银行的一套会计制度。包括：传票、日记帐、现金收付帐、分户帐、总帐、货币发行帐、汇款、划款往来报单及日计表、月计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表及决算表等。为边区银行会计制度打下了基础。

经理关学文同志，在总行开幕营业不久，即又回冀中，于1938年5月，在安平城内建立起“ 安平分行”，由原安国县的中国银行冯国俊同志负责，不久迁至河北任邱县青塔镇，改称“ 冀中分行” ，安平改设办事处。12月份，从“ 人民自卫军” 中调军需官陈尚孔同志为经理，冯为副经理。由此，冀西由总行负责，冀中由冀中分行负责着手组建基层机构。

1939年初，边委会为完成经济建设，准备反攻力量，决定在各县普遍设立银行机构。关学文经理根据边委会的决定，向边委会提出了建立基层银行机构的《筹设计划书》。这个《筹设计划书》经边委会审查通过，并于1939年3月30日通令各专员、县长执行。《筹设计划书》明确提出基层银行的任务是：“在于破坏敌方金融”、“维持边币价值”、“稳定边区金融” 。机构建立的要求是：

行政专区各设办事处一处。但冀西第一，第四两专区，合设一处。均在总行管辖下推动各县代办所进行工作。

县设代办所一处。直属于各该区办事处。但距敌区较近县处，得酌情缓设。至已设代办所县份不再另设。

办事处设于专署所在地，与专署同时行动。专署应依据货币政策协助办事处推行业务。

各县府（或县佐公署）应根据货币政策，督促并协助各该县代办所推行业务。

代办所，由各县贸易局，或公营事业代理之，暂不设员。为慎重业务起见，由代办所指定专人办理之。

代办所，月给津贴10元如因解送款项等事，需用旅费得按本行规定由该管办事处核发。

办事处警卫甚少，应由专署负保护之责，如遇解送款项，亦由专署派相当武装护送之。

各县代办所之设置，于各区办事处成立后，径向各该县接洽成立。

现在银行库存不敷代办所分配，所有代办所需用之基金，暂由各县署筹拨之。

由此，边区银行基层机构逐步建立起来。1939年下半年，各专区均设立了办事处，大多数县设立起代办所，部分县如阜平、行唐、东冶设立营业所。随着机构的设立，银行的贷款、对敌货币斗争等工作也逐步加强和开展起来。

边区银行的工作在边委会的领导下，经过两年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为了庆祝边区银行两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总行决定于 1940年3月20日，在河北省阜平县麻棚村召开纪念成立两周年大会。会议由关学文经理主持，并作了业务报告和致答词。边委会宋劭文主任讲了话。他除肯定边区银行工作成就及指出今后努力方向外，还风趣地讲了，山西票子腿短，爬不过长城。边币腿长即解决了商民交往贸易的困难；又说，边币的准备金，不仅有法币、白洋更为主要的有粮食、核桃、红枣等实物等等。

为了配合庆祝边区银行开业两周年及活跃群众生活，边区银行还特请晋察冀军区西北战地服务团周巍峙同志为边区银行谱写 “ 行歌” 。周巍峙同志与邵子南同志合作，很快谱写出《晋察冀边区银行行歌》，歌词反映了银行同志的心愿和向往，曲调悠扬动听，深为银行同志所喜爱。

边区银行成立时，只有一个总行，下属机构都没有，职员和印刷工人总共只有20余人。稍后，虽然从抗大、华北联大及社会上招来一些人，银行干部有所增加，但仍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为此，1940年夏末，在阜平房子村开办银行训练班，从抗战建国学院、山西民中、印刷局及冀中、冀西召来青年50名左右进行培训。关学文经理主讲业务课，包括银行的存款、放款、汇兑业务、代理金库，货币发行，对敌货币斗争及边区的经济政策等；副经理胡作宾同志讲会计，从业务开始的传票讲起，一直到年终决算；李一平同志讲政治。这些青年经过半年的训练于 1940年12月先后分配到基层，增加了银行业务新生力量。

1944年春，边委会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决定将边区银行人员大大减少，一个办事处只留1一2个干部，总行干部只留3人。并决定各级银行向财政“ 靠拢”，经理、主任一律由财政处长、科长兼任，原经理、主任为副职。实际是使边区银行名存实亡。稍后总行的3人中，关学文同志去党校学习，只剩下杜秀波同志一人记帐和管金库。

1945年，随着根据地的扩大，货币需要量增大，银行业务也随之增多。总行杜秀波同志一人忙不过来，即从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调张典同志来管金库。稍后把在华北联合大学学习的石雷同志调回搞会计。至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时，总行只此3人。日本一投降，边委会下令接收北平，并任命宋劭文为北平市长。北平是大城市，需要边区银行去接管和恢复银行工作。故边委会即将在边区党校学习的原经理关学文同志调回重任经理；调在党校学习的原边区贸易管理局秘书主任何松亭同志任副经理；同时把会计训练班学员贡灵秀同志调来，加上以前3人，至8月15日出发接收北平，总行共计有6人。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出发接收北平，出发前在边委会财政处洞顶上合影留念。

边委会接收北平的队伍，进入沫水地区后，驻北平的日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不向八路军交械投降。边委会的接收队伍遂转向已解放的张家口。边区银行接收了伪蒙疆银行，其地址是现在张家口长青路。关学文、武子文两同志，即将原蒙疆银行副总裁（总裁为日本人、已逃）木尔根巴尔图（蒙族）及其主要人员找来，关经理向他们当面宣布，边区银行代表政府接收蒙疆银行。并说明，蒙疆银行是日军侵略中国的工具，应予没收。他发行的钞票，停止其一切活动，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我们要对人民负责。你们是中国人应当认真的清理，把敌伪财产移交给边区银行，如有隐瞒，定予严惩。交接完后，欢迎他们参加边区银行工作。后来，不少的人，包括高级职员李粤生等人都参加了边区银行工作。

为了搞好接收和清理工作，1945年9月15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胜字第四号布告。宣布 “ 伪蒙疆银行，伪满洲中央银行张家口驻在员力。北越长城而达热河、辽宁西南部及张家口驻在员办事处，及正金银行张家口支行均系敌伪财产，依法予以没收。关于各该行处与私人权义关系，由本会派员组织敌伪银行清理处，并委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兼任清理处主任。即日开始各项清理工作。” 敌伪银行接收工作是很顺利的。

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银行人员，陆续迁来张家口，并与9月17日举行迁移张家口开业盛典。宋劭文主任到会阐明了边区工商业政策，关经理详述边区银行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各县佳宾也纷纷致贺词。由此，边区银行总行在伪蒙疆银行旧址上开始了营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些地区的银行机构相继恢复起来。由于边区银行上下级间的领导关系未能及时恢复，以及胜利形势发展很快，各地需要货币边区银行准备不足，冀中、热河、冀东都自行印刷，分别发行边币。热河尚有利民商店流券，为数不多。冀东各专署各县商会都还发行地方流通券，所以市场上货币种类不一，也比较乱。鉴于此， 1946年初，关学文经理向边委会提出统一货币发行，整顿银行，加强领导的建议。经边委会讨论，并于1946 年1月30日决定 “ ......各战略区设分行，应受总行领导，其货币发行与业务计划等应绝对服从总行指示。⋯⋯”此后，逐步克服了思想上、行动上、业务上不统一、不一致的局面。还规定 “ 各战略地区印刷分局，受边区印刷局直接领导其印刷计划、如票版种类金额数字须有总局规定（票版式样、颜色、纸料使用等技术问题，应与分行联系，征求意见），不得加印或承印计划外的票券，分局印刷之完成劵，依总局命令送交当地分行，取具正式收据。款项的分配调换，分行听总行命令。” 从此，使边区货币市场恢复了统一的局面，方便了商民交往和物资交流及市场的调节。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1946年春夏，是边区银行鼎盛时代。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1942年“五一” 大扫荡后，边币流通区域很小，大多集中在冀西和冀中的部分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我军胜利，边币流通区域空前的扩大。北越长城而达热河、辽宁西南部及张家口以北地区，西界为北同蒲路（太原至大同），东界为山东德州至天津的铁路沿线，南界为太原—石家庄—德州的铁路沿线。长城内外流通区域人口达3000万左右，可谓边币流通区域鼎盛的时期。

1946年10月，我军主动撤离张家口，边区银行总行遂迁返河北阜平广城村。这时，总行人员超编。即把其中一批青年（大多是平津解放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学习银行业务，请老银行林霄同志讲业务课，还有些同志讲会计及银行业务，以提高青年人的银行业务知识水平，同时为国家储备一批干部。这批干部，保证了1947年冬接收石家庄敌伪银行并及时开业的顺利实现，为恢复石家庄金融秩序、促进城乡物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联成一片。为了更好地支援解放战争，根据中央指示，两区须合并。总行遂于1948年4月11日，由广城村迁到石家庄市（现在中华北大街11号）与冀南银行联合办公。为了贯彻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精神和统一两行工作步调，两行于5月初在石家庄召开了扩大的联席会议。会议于5月21日结束，全体并合影留念。7月22日两行合并组成华北银行。至此，晋冀边区银行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