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胞胎阿爷回忆与前辈张苏伯伯的见面
衡山宾馆照片
张苏摄於1939年
我与晋察冀边区老领导张苏前辈仅见过一次面。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张伯伯出差来上海，住衡山宾馆。母亲冯镇坤带我拜访了他。我对他的姓名并不陌生，因事前早就听母亲多次讲述在张伯伯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军民英勇抗战史。我们乘电梯至宾馆高层西端专用套房，电梯门打开后，未见走廊而直接进会客厅。伯伯的随行人员热情地给我们倒水端茶。伯伯和母亲一起回忆边区历史时，讲了很多边区前辈的人和事，其间伯伯还多次亲切和蔼地称呼：“小冯”、“小冯”，以便让母亲更容易插话。这次拜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虽然我与伯伯唯一的会面发生在40多年前，但时至今日，令人永身难忘。无数革命前辈在残酷的战斗中为边区的建立，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做出艰苦卓绝的贡献。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以史为鉴，更深刻了解我们的革命前辈创业的艰难，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对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更加充满信心。以下转发张苏前辈的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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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边区银行的主要作用 文/张苏
边区银行是1938年春天成立的。1943年我管了一年， 1944年上半年管了一段。宋劭文同志管银行的时间长，在边区政府一成立时他就是财政处长，银行归财政处领导。就是在我管时，他也常过问。1944年我离开边区政府参加高干会议，宋劭文也没有离开边区政府。
1938年1月边区政府成立，2月冀中军区吕正操送来一部大的石印机，并送来一套人马，派军需官关学文负责组织这件事情，成立了边区银行。银行刚开张不久，敌人进攻阜平城，我们就撤出去了，撤到五台县。1月15日成立边区政府(在阜平),3月8日敌人进攻阜平城，银行正式成立大会是3月20日在五台县召开的。4月半我回到阜平在冀西政治主任公署工作。银行发票子后，人们不相信，开始靠法币维持。1938年年底我到边区搞实业处。
在我的记忆中银行起了两个作用， 一个是支持了边区政府的财政，也就是支持了军队，当时主要是军队要钱。边区政府没有什么收入，拿不出钱来，银行成立后 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虽不大稳定，但是拿出钱来能花，比从老百姓那收税方便的多。支持军队和战争一直到最后，这个作用应该说很大；第二个作用是跟敌人的货币作了斗争，开始日本人没有发行货币，国民党地方货币多。察哈尔、山西、河北都有票子，都是不值钱，1元钱顶7 — 8毛，河北票稍好一些，山西票1元只值法币 7毛，当时国民党的中央银行的票子吃香，最吃香的是中国银行的票子，1938年我随一分区在察南雁北一带弄了一笔钱，大都是察哈尔银行的票子，敌人占领蔚县后， 我们撤到灵丘、涞源，敌人宣布察哈尔银行的票子作废。 我们存的20万元察哈尔票全部作废。因山西省政府存在 (后来撤到南边),山西省银行的票子 一直未作废，但后来，山西票少了。河北票占主要地位。日本人发行了伪联银券、伪蒙疆票，随着战争的拉锯，票子也在交错，一直到日本投降。用边区票子挤出伪钞，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宋劭文用的脑子较多，管的较多。
1940年初，晋察冀部队去晋东南打朱怀冰时，发现晋东南的部队较困难，聂老总给他们说，为什么不成立银行呢?后来他们成立了冀南银行。我们晋察冀成立银行早，从军队生活、粮食供应上、服装上比别的边区生活都好，困难都少。
银行工作很艰苦，印票子、发票子、买纸张都很困难。例如印票子很隐蔽， 一有风吹草动就搬家。群众对我们很好，我们印出的票子给边区政府送，让群众背， 隔40里路无人跟， 一文不差。管印票子的吕东是北京的大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流亡出来，参加“学兵团”,后来到晋东北专区任专员。
抗战胜利前，我在冀察区，抗战胜利后我在察哈尔省，石家庄解放后我没去石家庄，在北岳区。
(作者单位： 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原最高法院副院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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