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天,朱德总司令来山东视察工作,谈到机关工作人员生活时，他对郭子化同志说，可以搞点机关生产,改善职工福利,也可以任用商人搞点商店。事后,郭子化副主席决定成立机关生产委员会，让林翼同志兼任机关生产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省府办公厅各处室的负责人,派供给处干部韩克勤同志为总经理,在济南办了一个木材加工厂,在青岛开了一个土产商店等,雇用商人崔岳西和代景仪等为商店经理。这些商人在抗战时期曾帮助我部队抗日做过一些工作,是经审查后由机关生产委员会决定，再经郭子化同志同意的。机关生产的盈余作为补贴机关福利设施,创办了新华电影院、洗澡溏,免费为职工服务,还有暖气、舞会和招待费等使用,工作是很有成绩的,缓解了当时经费紧缺的状况。
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的“三反”运动开始了,有别有用心的人举报郭子化同志失掉阶级立场,任用反革命分子,扶持违法私商,并有严重的浦张浪费等问题。而当时山东分局分管“三反”运动的负责人信以为真,或是有其他目的,急于搜集材料以证实其有罪,竟不择手段地寻找郭子化的问题。由于林翼同志与郭子化副主席工作关系密切,经历相近,性格相投,还有相同的统战工作经历,两人工作配合默契,工作效率很高,且都待人真诚,有话直说,从不拐弯抹角,同时还都是疾恶如仇,坚持原则,难免得罪了别人自己还不知道。就这样,林翼同志被某些领导认为是郭子化问题当然的知情人,在大会小会上多次点名要林翼同志揭发郭子化的问题。但林翼同志深知郭子化同志的为人,对他一直是很敬佩的,也很清楚举报的很多都是些蓄意的诬谄,所以他不仅不揭发郭子化的问题,反而实事求是的说明很多事情的真象,希望组织上能够调查落实,因为在他心中,绝对不相信党会冤枉这么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同志。郭子化同志是1926年人党的老同志,年轻时就领导闹学潮，1926年在北京朝阳大学上学时弃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后领导武装暴动,做党的地下工作,也曾被敌人逮捕。1936年他是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1938年任中共山东分局统战部长,在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中成绩卓著。1949年3月,郭子化同志当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主持省府工作。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虽身居高位,但从不居功自傲,待人谦逊真诚，一身正气,清廉俭朴,洁身自好,常说:“我若特殊,人将如何?”。建国后他仍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为建设新中国尽力。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原则性很强的老同志,林翼同志一直敬为良师益友。但正是由于林翼同志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态度,说明了牵扯到郭子化同志的有关问题的真实情况，没有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去听命于人,胡编乱造,因而引起当时办公厅“三反”领导人大发雷霆,斗争的矛头同时也对准了林翼同志。1951 年底,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以“大胆怀疑”为借口,以林翼同志领导机关生产有贪污嫌疑为由,在省政协礼堂召开的省府办公厅全体人员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撤销林翼同志办公厅主任职务,号召群众大胆揭发林翼同志,会后即在省府西花园小平房内关了林翼同志74天禁闭，不让见亲属和同事,进行审查和检查问题。结果 74天过去了,也没有找到林翼同志任何贪污受贿问题。这更加证明此事的实质主要是要整倒郭子化同志，林翼同志就是因为没有揭发郭子化而被株连。这样,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于1952年撤销了郭子化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致使郭老身心均受到严重伤害，蒙冤一生。后来他虽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但“文革”时又为“三反”时的错误等遭受严重迫害，1975年12月他病逝时,竟住在由解放前的一个天主教堂的马棚改建的铁皮顶子的阴暗而潮湿的仓库里!1990年6月,在郭子化同志去世后15年“三反”运动过去近40年后，中央纪委、山东省纪委对郭子化的“三反”问题进行了复议，“认为原定错误不符合历史事实”，“决定撤销1952年给予郭子化同志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为郭子化同志恢复名誉”。当林翼同志得知此决定时,悲喜交集,悲的是郭子化同志被冤枉了大半生,至死未见平反,而一手制造这个冤案的不少人一直官运亨通,没有人对此事负责,也没有人要被追究承担责任;喜的是郭子化同志总有了洗清冤案的一天,可告慰其在天之灵,而这也证明了林翼同志当年没有人云亦云,是对得起党,对得起郭子化同志的。1991 年,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忆郭子化》一书,李先念、彭真、黄火青等同志为该书题了词,谷牧、高克亭、丛林、穆林等50多位老战友(包括林翼同志)都写了纪念郭老的文章,林翼同志和我读之常常不禁泪下,感慨万千。
但在当年,林翼同志对郭子化的拒不“揭发”,已是难逃厄运了。74天的禁闭和群众的揭发不仅没有揭发出林翼同志的所谓“巨大”贪污受贿,就是连点滴的贪污受贿也没有,他们恼羞成怒,在处理完郭子化同志的案件后,多方罗织罪名,以“任用商人搞机关生产、灰色商店,怂恿家属受贿、负有受贿责任”为名,于1954年山东分局纪委给予林翼同志“党内撤销工作(行政已撤职)”的处分。前面已述,任用商人搞机关生产和灰色商店是组织决定,林翼同志是具体执行者,自己也没谋半点私利,何罪之有?而所谓“怂恿”家属受贿是指林翼同志70多岁仍在莱西老家的父母,因与商人崔岳西早就相识,崔岳西从青岛去看望老人时见其身边无人照顾，留下了60元钱买粮食,再就是林翼同志在青岛上大学的大女儿接受了崔岳西的一块普通手表,一套运动服。以上两件事可能是崔岳西认为林翼同志推荐了他在青岛参加政府建的土产店而心存感激,而林翼同志之所以推荐崔岳西是因为他在抗战初期就曾资助过抗日活动，但推荐前后均与崔岳西无任何经济来往,对崔给父母和女儿的这些钱物也丝毫不知,那是后来批斗崔岳西时他交待才知道的,实在谈不上“怂恿”。再说，就是这样的两项“罪名”,在群众大会宣布撤林翼同志职务时组织上也是不知道的。这说明撤职时毫无依据,后来也没有任何正式文字材料对为何撤职进行说明，造成40年后的1992年山东省纪委复议林翼同志“三反”问题时,竟然查遍档案馆也找不到一点“行政撤职”的有关材料。为此拖至 1997年,省纪委为负责起见，只好一次次去找当年的知情人了解情况,而此事已过去45年多了,很多当事人已作古,了解清楚,谈何容易!致使此案平反一直拖延至1998年9月25日，恰恰是林翼同志进驻济南的50周年纪念日!林翼同志此时已是87岁高龄,且已身患癌症，离他去世已不足半年!而他这一生也因为此事而整个地改变了，1952年他正当41岁的大好年华，刚从抗日反蒋的九死一生的枪林弹雨中闯了过来，正想为自己理想的社会贡献自己的一切，正是全身心扑在建设新中国的时候,这场人造的冤案不仅葬送了他的美好的前程，同时带给他及他全家、父母、子女的政治上的各种厄运是当年所万万料想不到的。就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的工资定级没有给林翼同志定(正厅应该至少定10级的)而我自己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因为我没有揭发林翼同志的问题，而毫无道理的给我定为22级调离省府办公厅(当时我任人事科科员应定17级)，对我形成了没有明文处分的严重处分。致使到1982年林翼同志和我离休时工资也没达到1953年应该定的工资级别。后来给林翼同志复议“三反”有关问题时，同样找不到给我降级的任何文件或说明，于是1998年在给林翼同志恢复正厅级的同时给我按正处级干部最高档工资。可是这又怎么是个工资问题呢?!近50年的由此而造成的不平遭遇又该谁来负责呢?!
这期间，1953年6月到1954年5月，林翼同志被安排到山东省棉垦局帮助工作，我被调到省商业厅、省贸易职工医院等单位工作。1954年5月,林翼同志被调任山东省劳动局办公室主任，1957年1月提为山东省劳动局副局长。没想到，很快“反右”运动就开始了,林翼同志担任省劳动局“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他能比较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反对斗争扩大化。一是对几位他当年搞统战工作时做工作从国民党营垒中走到共产党一方的老民主人士,如省府参事室参议员李兰斋被定为右派,林翼同志不相信他会反党,就去看望了他,但因不在一个单位,也无法帮助他们;二是对省劳动局要定为右派的几名老革命干部,他根据中央对老同志要特别慎重的指示,几次提出要真正落实有关材料;三是保护了几名不该定为右派的同志。现在历史已证明林翼同志做的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在当年那样的政治背景下,林翼同志也不愿为了自身的安危去给无辜的人定罪。但没有想到的是,到了 1958年,党内开展“整风补课运动”时,林翼同志的这些正确的做法成了“包庇右派”的罪证。加上他平时仍毫无防人之心，在1957年夏天，毛主席来山东时,在济南珍珠泉礼堂召见省市机关干部时,山东省省委书记舒同在毛主席已站在讲台上以后，又讲了10多分钟的话,林翼同志当时出于急于想听毛主席讲话的心情,说了一句“舒书记讲话时间太长了,让主席站着听他讲,真不成话”,没想到身边听到此话的劳动局干部竟将此作为升官晋级的大好材料,直接报告给了舒同。过后不久林翼同志的老战友就连夜来告诉,说舒同为此大发其火,让林翼同志赶快想办法给他赔个礼。但林翼同志认为这件事是事实,整个礼堂里的人都是有目共睹的,认为自己不过是想急于听毛主席讲话，没有说错什么,所以没有去给舒同赔礼。这样,到了1958年整风补课时，又是厄运难逃了,此事被列为第一条罪状,明文定为这是“反对舒同,就是反对省委，就是反党反中央”,随之而来的各种真假不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材料就更加可想而知了。到了1965年,山东省委按照华东监委要求组织专案组审查此案时,林翼同志1958年被定为“右派”的材料中经核实绝大部分为无中生有、造谣诬陷之事,像是“包庇右派”“反对舒同”之类的事倒还可算是“确有其事”的了。当时整个省劳动局的“整风补课”充满了这种无限上纲、颠倒是非的做法，当时任劳动局局长的孙学之是1926年人党的老同志，是1957年省劳动局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1958年“整风补课”也被诬为反党,他因承受不了,在千佛山上自杀身亡。林翼同志对这种做法愤怒到了极点，在多次的批斗会他都据理以争,拒不检讨,这样,在“抗拒从严”的喊声中,给林翼同志的罪名逐步升级,最后定他为“极右派”,开除党籍公职,劳动教养3年!而我还是虽然什么问题也没有，又是因为不揭发侯林翼的问题，以“包庇右派就是右派”的理论,被定为右派。全家人被砸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1959年,天灾人祸,全国进入了饥饿的灾难之中,林翼同志被送到王村劳动教养所劳动。这时他的母亲已86岁，父亲已82岁高龄，都被遣送回原籍莱西务农,可怜两位老人自己怎么能活得下去?!幸亏乡亲们都知道林翼同志一家从抗战初期就参加了抗日革命活动,非常同情老人,经常接济他们口粮，帮助生活,他父亲熬了过去,他母亲1960年饿死在家中,死时嘴里还塞着想吃的一些棉花套子!我母亲虽然有3个子女，但我哥哥早年病逝，我弟弟18岁参加抗日军队,不久就牺牲了,所以因我母亲是烈属，未被遣送回家,但后来她也因为在城里饿得实在受不了,非要回到农村老家。因身边无人照顾,1962 年病死在老家。
林翼同志所在的王村教养所,各种人物俱全,其中有一个与林翼同志当年打过交道的历史反革命，一见了林翼同志就幸灾乐祸地说“想不到你跟共产党干也有今天!”气得林翼同志给了他一个耳光,但林翼同志无话可说,心里简直在流血!他仰天长叹，真不知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
三年自然灾害,在王村常有晚上躺下后第二天早上就再也起不来的人。面对这种现状,我想我们太冤了,坚决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地去死!那时因我们俩都是“右派”,林翼同志的工资按我家人口每月每人发8元钱生活费,我们过去也没有任何积蓄,靠这8元钱,几乎不可能再去买粮食以外的任何东西，我只好从孩子们的嘴里硬硬地省下些口粮,每月到王村去一次,送给林翼同志一些馒头、烧饼,以免饿坏,而他又把教养所配给的地瓜面窝头给那些饿得眼发直的人,因此在劳动中得到了他们的一些关照。在一次劳动中林翼同志被掉下来的砖头砸破了头而昏倒,幸亏他们帮忙救了过来。当林翼同志 1961年从他前妻女儿的信中知道他母亲去世时的惨景时，一头晕倒在地上,从此落下了容易突发晕厥的病根。
1959年,我们最大的孩子才12岁,最小的孩子只有2岁。我每月去给林翼同志送饭,经常要带着最小的孩子。记得1960年有一次,下火车时,一手提东西,一手抱孩子,一头栽在火车下,把半边脸摔得血肉模糊，孩子吓得大哭,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走到了教养所。之后的一个多月,因为我大儿子那年已13岁,每个星期天要到劳动局技校去干些粗活,挣点钱补贴家用,只好让11岁的大女儿去给他爸爸送饭。从1959年到1961年,3年多的时间里为了让林翼同志能活下去，我和孩子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当时孩子们正是发育长身体的时期,有的饿得水肿，经常吃完了分给的饭坐在饭桌旁不愿走,没办法再分点咸菜冲上水喝得饱一些。当时我告诉孩子们,将来每顿饭都会吃饱的,他们就急切地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甚至把这当做是最好的梦想了。当我现在看到孙子、外孙女们幸福的生活时,常常想到我的儿子、女儿们当时的各种各样让人心酸的往事……。总算都过去了，我们全家熬过了那3年多可怕的日子。
1962年,中央指示对1958年党内整风补课定为“右派”的干部进行甄别。1962年6月,林翼同志接到省委组织部和省监委的通知,让他治病疗养,等候甄别。这样林翼同志带着一身病痛到千佛山高干疗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多方原因,甄别工作又拖了下来。到了1965年7月,在华东监委和省委书记谭启龙的批复下,组织了专案组对林翼同志的案件进行甄别，10月份甄别结束,在核实了其案情大部分是诬谄或无限上纲的情况下,认为是错案，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党籍,恢复级别,另行分配工作”但由于决定中还是提出林翼同志“犯有自由主义的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林翼同志很难接受。当1965年10月25日省监委副书记找林翼同志谈话时,林翼同志满腹冤屈,认为既然案情大部分是无中生有,造谣诬陷之内容,就能依此定为“极右派、开除党籍、劳教3年”,差点命赴黄泉,至今还要给予处分?!所以他提出保留意见。这样平反决定又被搁置了起来。没料想,仅仅时隔半年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个更大的灾难降临到林翼同志和我们全家身上。
1966年6月,省劳动局就贴出了“不能让大右派侯林翼逍遥自在”的大字报,一时间百口莫辩,劳动局的造反派和技校的学生像是疯了一样抄家、打人。我们家本无储蓄，只可惜抄家时把林翼同志保存的一些材料、照片,特别是和国家领导人、知名人士及外国友人的一些合影统统抄了去,这些珍贵的资料就再也杳无音讯了。幸亏劳动局造反的人 数很少，大部分是技校学生跟着打砸抢,而劳动局了解林翼同志的人很多,多次暗中保护林翼同志免遭毒打。1967年8月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正式下文决定给林翼同志彻底平反，根据的就是省委原于1965年给林翼同志进行甄别平反的材料。这样，1967年2月林翼同志作为第一批革命领导干部进入省劳动局“三结合”领导班子,整个劳动局的运动比较平稳。没想到1968年初,王效禹出于政治需要,突然又抛出了“王王庄右派翻案集团”,林翼同志也被列入这个所谓右派翻案集团的主要骨干。全家又一次从革命干部沦为“黑七类”,孩子们在学校里的身份已经是几个反复了。由62年前的“右派子女”到62年后的“高干子女”，又到66年初的“大右派子女”，从67年初的革命干部,再到68年初的“右派翻案集团骨干”,孩子们虽然学习好,一直是学生干部,但年轻幼稚的心灵已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蹂躏和伤害。更可怕是看到了不少人的各种“变脸”，孩子们小小的年纪，心灵遭受了一次次无辜的打击。但他们仍坚信党说的“革命的道路自己走”,在济南市1968年初首批报名上山下乡中,我的在山师附中上高三的大儿子和在实验中学上初三的二女儿就都主动报名下乡了，而那时，林翼同志正被济南市“文攻武卫”看守,送他们下乡的只有他们的妹妹们。我的大儿子从1968年20岁下乡,由于受林翼同志问题的影响,在农村和煤矿整整干了10年，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才以高分考入山东工学院,后经不断努力进步,现已是副厅级干部、副教授了。而二女儿则由于在农村拼命干活，累伤至病、行动困难，后经大约1年多的多方求医方才治愈，由于她不懈的奋斗和追求,1979 年大学毕业,现她们全家已定居加拿大。
1968年说林翼同志是“右派翻案集团骨干”时，专案组审查他的是怎么“反对王效禹同志的”,很快，王效禹下台了,专案组就又变成审问林翼同志是“怎么和王效禹勾结的”。林翼同志那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更不想人云亦云,只给专案组说些实情,但总是不符合“上级”要求,就这样,整整在这种专案组的“拘禁下”生活了6年多的时间,直到1974年才让回家等候处理。说实在的，我们有时还有些“感谢”这一段“拘禁”生活,因为,假若不是这样,林翼同志很可能会在不明不白的“打砸抢”中丧命。“文革”一开始,我和林翼同志就抱定了“绝不自杀”的念头,坚信我们的冤屈总有昭雪的一天,我们的清白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我们约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生活多么让人痛苦,一定要坚持活下去,假若有什么意外,肯定是其他的原因。所以我们全家忍受着巨大的政治歧视,忍受着艰苦的生活和非人的侮辱,活了下来。1974年林翼同志结束“专案组”审查回家后，我们暂搬到了南新街51号原晁哲甫副省长居住的独院内,当时,同院居住的还有原副省长李予昂同志-家,原副省长余修夫妇等。他们修养甚高,李予昂同志谦谦君子风度,论及国家大事舒张有度,特别是他的书法艺术独成一家,声誉很高,而余修同志生性豁达,性格开朗,虽未“解放”,仍身居陋室而胸怀天下。他的人品、文采都让人饮佩。我们同住一院，相处融洽,还有难得的环境优雅,院里有冬青围成的花圃，有梨树、柿子、核桃、石榴树等,他们几位老同志经常坐在葡萄架下谈古论今，好不惬意!谁都没有身处逆境的感觉,反而觉得难得有如此机缘来高谈阔论。再加上还有经常来访的名士、文人、老同志,如姜守迁、方荣翔等,更是欢声笑语不断。我们在这个院一直住到1986年，通过与这几位老同志的长达十几年的亲密接触,我们的思绪更加开阔,精神更加升华身体更加康健,同时我们的外孙女和孙子在这个环境中出生并渐渐长大,林翼同志度过了他一生中一段很充实很愉快的时光。终于到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了,一切都充满了希望。1978年，省委对林翼同志同志的“右派”给予了彻底平反，平反决定充分肯定了林翼同志当年的做法不仅不是错误,而是完全正确的,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任命林翼同志为省劳动厅顾问。我的“右派”自然也随之“平反”了。整整20年，我们从中年进入老年,孩子们的青春年华,都是在坎坷中度过。很多往事不堪回首,特别是比起当年很多相同资历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庭子女来,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对这一切,林翼同志看得很豁达,他经常说,当年我们参加革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我们比起战场上牺牲的烈士,不是很好了吗?再说当年参加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打败了日本鬼子,打跑了蒋介石,国家能昌盛,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个人的恩怨,放在整个革命的风雨中看确实算不了什么。谈到对孩子们的影响,他仍然坚持他一贯的想法,就是多经历些磨难对他们有好处，每个人的一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让他们在各种锻炼中成熟起来吧!就这样,当年主持反他“右派”的人“良心发现”、登门给林翼同志道歉时,林翼同志一笑了之;当一些当年给林翼同志造谣的干部深感内疚时，林翼同志反而还宽慰他们;当很多老同志到家祝贺林翼同志“平反”时,他更是处之泰然,不再提往事,只喜欢谈论当今的大好形势,特别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他从心眼里赞成拥护。整天高兴的是我们的国家终于不再搞什么“运动”了。终于走上了搞经济建设,富国强民的大道。当孩子们有时问到林翼同志对当年的一些做法是否后悔时,林翼同志总是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人这一辈子,要诚实,要有自己的人格，做人要光明磊落,待人要诚实坦荡;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不然心里是一辈子不会安宁的;我做为一名共产党人,当年是死都不怕的,还怕受冤屈吗?虽然我受了二十多年的冤屈,但历史最终还了我清白,国家和党走了弯路,得到了经验、教训，我个人无悔无怨。
1982年,林翼同志和我都离休了,此后安宁的生活让我们的身心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和老同志、老战友的谈心，回忆战争往事成了我们说不完的话题，仿佛又回到了那振奋人心的年代里;当谈及很多人事沧桑时,经常感叹人要善待荣辱,不为名利所累;而每当儿女欢聚,儿孙绕膝时,林翼同志总说老天待他不薄,让他得享晚年幸福。1983年,林翼同志随我省组织的老干部参观团到延安、四川等地参观，感触很深。1986年,莱西县邀请老同志回县帮助修县志,林翼同志随同姜春云、崔惟琳还有王西钊等老同志回莱西老家看望久别的家乡,离家40余年了,看到家乡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特别是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他心情格外激动。
1988年,林翼同志心脏病发作,后安装了起搏器,身体状况好转了许多。
1990年，中央纪委给郭子化同志“三反”时的冤案平反,林翼同志深深为郭子化同志高兴,但悲叹的是郭老1975年“文革”时就含冤去世了,其时已走了15 年之久。1990年,当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忆郭子化》一书时,林翼同志在80岁的年纪,坚持亲笔写了一篇《怀念良师益友郭子化同志》,寄托了他对郭老深厚的感情和深切的怀念。由于林翼同志“三反”时受处分是受郭老冤案的株连,所以郭老平反了,林翼同志也一身轻,但没想到还是有人说林翼同志的“三反”问题与郭老无关。为找回清白,林翼同志于 1992年向山东省委、省纪委提出申诉,要求查清当年“三反”受处分的问题。但就象前面所说,查案的同志竟然找不到1952年行政撤职的一点材料，更找不到撤职的原因,更没有给我连降5级的任何材料。因找不到有关材料,此事拖了下来。后来到了 1998 年,在新任省委书记吴官正同志的关心下,省纪委抓紧调查当年的一些知情人才弄清案情，于1998年9月25日做出了复议决定,撤消了当年给林翼同志的处分，恢复林翼同志正厅级,对我享受正处级待遇。但这一切,来的太晚了,林翼同志的一生让这一场人造的冤案彻底改变了,他那时已是87岁高龄。而我一个从18岁就入党、一生跟着党干革命的人,就因为没有违心地说假话、“揭发”我的丈夫,也不明不白地跟着受了 46 年的冤屈。当然,后来是党组织给我们平反，历史证明了我们是清白无辜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都不应允许这类悲剧再发生了。
1995年11月5日,是林翼同志和我结婚50周年纪念日,也正逢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国庆家庆融为一体,孩子们为我们照了金婚纪念照,制作了金婚纪念册,还在济南的“金三杯”大酒店举行了隆重的全家宴会,请来了诸多亲朋好友,共同祝贺我们走过的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回忆曾有过的辉煌和悲伤的岁月……。看着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虽经受过那么多的磨难,但确实成熟了、长大了。他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在农村、在煤矿、在工厂还是在痛苦或伤病中,都一直自强不息,从未消沉过。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双双考入大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现他们均是副厅级干部了,其他3个女儿也是大学或大专毕业,2个女婿是研究生。更可喜的是他们的孩子,赶上了国家兴旺发达的大好时光，我的4个孙子、外孙女都相继考上了研究生或名牌大学。林翼同志的晚年确实是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全家的兴旺安康而格外舒畅和幸福的。
1998年5月,林翼同志查出患了直肠癌,但他依然精神乐观,积极配合放疗,效果较好。1998年10月初,又到青岛山东省眼科医院请全国著名的眼科专家谢立信教授做了两眼的白内障手术,2天后视物就非常清楚了,他非常高兴。在青岛休养一段时间后,10月中旬到莱西老家看了一下，林翼同志下车到了他当年攻占的一个小山头,在山前合影留念,回到村里很多老人也一下子认不出他是谁了,林翼同志见了乡亲格外亲,听了乡音就象是回到了童年，心情格外好,回济后为此还写了二首诗《回乡有感》。
1998年12月底,他因患感冒,引起肺炎和心衰，住院治疗至1999年2月5日下午5点15分，因心衰而逝,终年88岁。按林翼同志的意愿,丧事从简办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姜春云同志夫妇、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陈建国等同志送了花圈,省政协副主席崔惟琳等领导同志及林翼同志的老战友、老同事或其子女及我们子女单位的领导、同事等600多人参加了2月9日的遗体告别,还有大家送的100多个花圈一起送行,包含着对林翼同志的尊敬、痛悼和缅怀之情。
林翼同志的一生,确实如山东省劳动厅所写的生平中所说的:“是革命的一生,他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来,忠诚于人民,献身于党的事业。无论是五十年代受到错误处分,还是十年动乱的冲击,他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光明磊落,服从组织,顾全大局,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他作风正派、为人耿直、襟怀坦荡,严以律己,不计较个人得失,关心群众,团结同志,严格要求子女,不愧为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他离休后,仍时刻关心党的事业,关心支持我省劳动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崇高的革命情操，受到干部职工的敬佩和赞扬。”
林翼同志逝世后,回想起他很多的业绩和经历，想记述下来,以作纪念。但苦于没有详细的资料,因为一是林翼同志生前保存的大部分有价值的资料和照片在“文革”中被收剿一空,再没有下落;二是林翼同志对自己的一些工作不愿宣扬,几次建议他写一点回忆录的材料他总不愿意写,到老年写的几篇纪念文章或早年的战斗情况均是应党史部门要求才写的,他的几首诗也是老年兴之所至而作,实在太少了。翻阅他遗留的材料,倒是几次冤案的申诉材料较多,读之令人心痛之极!三是林翼同志当年的战友、同事大多年事已高或早于他而仙逝,很多事情也无法去请教和咨询，只好凭我的记忆写下了我们共同生活 54年来的主要经历,难免有疏漏。只想以此为纪念,告慰林翼同志在天之灵。
同时,对我们的很多老同志老战友不顾年事已高或病痛在身,写了很多对林翼同志的悼念文章、诗、信等,在此代表林翼同志和我们全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诚挚的祝福!
一九九九年十月于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