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侯林翼是在1930年春,他不满19岁时就开始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反蒋抗日的学生运动的，1933年他在北平弘达学院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弃笔从戎,毅然投身到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中去了。经过近20年出生入死的奋斗,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父母在欢欣鼓舞之余,给我哥哥起名为“锦世”,给我起名为“锦宇”(后改为锦如),在他们心中,对美好世界、锦绣中华的向往和追求是终生的目标。然而,没想到的是,我们兄妹的成长并没有他们希望的那么顺利和美好,而是随着他们命运的沉浮,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磨难,但终于长大并成熟了。国庆 50周年的时候，父亲离开我们已半年多了,回首与父母风雨相伴的50年,一幕幕往事更加深了我对父亲刻骨铭心的思念。痛定思痛,父亲在我心中更加高大,因为在他的一生中,当面对学校和战场时,他选择了战场;面对名利和人格,他选择了人格;面对官位和真实,他选择了真实;面对富贵和贫穷,他选择了贫穷;……,他的一生是真诚、坦然的一生。有人说,真诚和坦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我的父亲达到了这种境界,因为在生死、名利、荣辱的考验面前,他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坚强的党性,光明磊落,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是以他一生的历程教给了我们怎样做人。
1949年9月底我出生时，父亲已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他和我母亲是1948年9月济南刚刚解放就进城的,面对未散尽的硝烟和千疮百孔的城市,可想而知父亲是多么忙碌和劳累。当时他 38岁,年富力强,对新中国的建设,他浑身充满了用不完的激情和精力。在我们幼时,是很难和父亲在一起游玩的。父亲有知识,有战场的锤炼,有多年统战工作的经历,还有从 1945年就任牙前实验县县长的从政经验,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高效运转着,加上他英俊潇酒、才思敏捷、待人真诚、处事认真、作风正派,成为当时任山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郭子化同志得力的助手和朋友。他们朝夕相处4年之久，相知相近相互信赖,工作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从我后来拜读的郭子化伯伯的有关材料得知,我父亲和郭伯伯共同的语言太多了,他们同是弃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同是年轻时即投身革命,都经过战场的锤炼,都有多年统战工作的经历,同样一身正气,疾恶如仇……,所不同的是,郭子化伯伯是 1926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更高,才华横溢,我父亲一直视郭伯伯为自己的良师益友,认为在郭伯伯领导下工作深得教益。后来在1991年父亲80岁高龄时还亲笔写了怀念郭子化伯伯的文章,我们读之感慨万千。
然而,就是郭子化伯伯这样一位终生为中国革命奋斗的党的高级干部,竟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强加罪名,受到错误处分,后到卫生部任副部长，在1975年“文革”中含冤去世，1990年中纪委对他1952年的“三反”问题平反并恢复名誉。199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忆郭子化》一书,党和国家、省部级50多名领导干部和老战友写了纪念文章，终还历史本来面目。但在当年,在郭子化伯伯被强加罪名的时候,我父亲被认为是“知情人”,但他拒不揭发,为此被关了74天的“禁闭”,但他仍坚决不为自己的安危去诬谄自己敬佩的领导和战友。于是，我父亲、母亲和我们全家的命运为此而改变了。父亲也受到错误处分，1954年调任省劳动局,后任副局长。1998年省纪委对我父亲的“三反”问题进行了复议，恢复了他1949年时的“正厅级”，历史终于证明了父亲的高尚与清白。虽然这40多年来父母为此经历了难以述说的精神和生活的双重磨难,但是,父亲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美和人品的高尚,做到了一生的真实和坦然。我们兄妹长大后常常以此来激励自己，不论在多么困惑和艰难的情况下,都鼓励自己要向父亲那样,经受住考验,切不能象有些人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不顾廉耻,诬谄害人,丧失人格和党性。好在建国初期的“运动”，还没有到后来“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那样株连全家的时候,我们兄妹在省府大院内总算度过了一个幸福、安定的童年。
1958年,我们家的又一场“灾难”开始了。事情始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我父亲时任省劳动局副局长和省劳动局“反右”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父亲虽经受了一次错误处分,但仍不改他正直、求真的本性,他相信绝大多数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不赞成斗争的扩大化,不愿意给无辜的人们定罪,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力保护几名不该定为“右派”的同志。在当年那样的政治背景下,可想而知由此带来的后果。1958年,在党内开展“整风补课运动”时,我父亲注定也成为了“右派”。又因他拒不认“罪”,最后竞定为“极右派”，劳动教养3年!但父亲的信仰是何等坚定,就在当时省劳动局领导给他谈话时,他只说了一句:“10年以后见!”,以他的经验,最多10年就应该还历史以公正的。果然仅仅过了3年,到了1962年,党中央开始给错划为“右派”的同志甄别平反,父亲回到了省千佛山疗养院疗养。1965 年,省委专案组经过多次反复审查终于弄清了当年给父亲定罪的事例绝大多数是诬谄之词,省委决定给父亲“恢复党籍、恢复级别,另行分配工作”。但仍给父亲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父亲的愤怒由此而生,那些为一己私利而肆意借运动整人的人,可以一点责任都不负,一点遣责都没有，而已证明是被冤的人还要受处分,公理何在?他仍是直言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丝毫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后来才知父亲是全省唯一不接受“处分”的被甄别“右派”,近在咫尺的官位可以不要,也要辩个是非曲直!于是父亲继续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又一场更大的灾难结束。当我长大后,再回头看这一段历史时,我从心里佩服父亲的铮铮铁骨,眼看那么多的人由于种种原因连自己的真心话都不敢说的时候,我更觉父亲人品的难能可贵。是啊，连真话都不敢说的“官”有资格去领导别人么?这种“荣华富贵”能心安理得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到了假话盛行,小人得势的地步,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我为父亲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而自豪,更为父亲不接受所谓“处分”而叹服!虽然，为此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整整20年的苦难!直到1978年父亲的“右派”彻底平反,历史终于证明了他信仰的正确,证明了他的无私和无畏,证明了他的胸怀和人品,我们全家也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回想起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我常常暗自庆幸我们兄妹的身心健康没有受到致命的损害，庆幸父母先天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智,后天给了我们坚定的信仰和坚韧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这是什么样的20年啊,好多往事真是不堪回首。首先难以忘却的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年近40岁才有了父亲这个独生子,视若掌上明珠,因为我父亲参加革命,他们也尽最大努力支持革命,于是国民党1938年就抄了爷爷奶奶原本殷实的家,爷爷奶奶被迫迁往根据地和亲戚家居住，直到1945年胶东解放。1958年我父亲错划为“右派”后,可怜80多岁的爷爷奶奶还被遣回原籍,身边无人照顾,不久奶奶就饿死家中,爷爷靠着他强壮的体魄和家乡亲戚的照顾活过了3年自然灾害,1966年“文革”开始时带着仍未见父亲平反的遗憾去世了。我姥姥是烈属,她3个子女中大儿子早逝,小儿子18岁就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所以只能跟我妈妈生活，1958年她眼看着我父母被划为“右派”(母亲因没有揭发父亲,以“包庇右派”定为右派)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让我们兄妹饥饿难忍,她总是省下口粮给我们吃,千方百计帮妈妈熬过这一关,我还记得姥姥经常吃点咸菜再喝凉水来充饥，当她终于支撑不住的时候,她坚持回到了老家,不久与世长辞。多少年后,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送爷爷、奶奶、姥姥回老家的情形,父母让我们戴上了夏天遮凉的小白帽,说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父母说这话时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和悲伤，深深地印在我幼年的脑海里,至今回想起来,仍心酸难忍。从小带我们长大的慈祥的奶奶、姥姥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这3位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的老人，晚年的遭遇让人心疼不已。
当1959年我父亲被迫去劳动教养时,恰逢3年自然灾害,我们兄妹6个哥哥最大才12岁,最小的妹妹只有2岁,天灾人祸,全加在了我母亲身上,可想而知当时我们全家的生活是多么艰难。但是,我母亲她16岁就参加了革命，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近20年的革命经历锤炼了她坚强的性格,凭着她对父亲深深的信赖和感情,凭着对党坚定的信仰,坚信终有一天会还父亲的清白!于是我母亲硬是用每月64元的生活费(每人每月只发8元生活费)带我们兄妹熬过了3年自然灾害。记得那时妈妈要经常去给爸爸送点营养好点的饭,以免爸爸象很多教养所的人那样饿死。我们兄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天天想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吃个饱饭呢?每顿饭是吃完了分给的饭后不愿离开饭桌,盼着妈妈再给点什么吃。那时,我哥哥寒暑假经常到劳动局技校去干活，我和妹妹们就到野外挖野菜,还卖过冰糕,砸过石子……当我们把挣到的几毛钱或几块钱交给妈妈时，经常看到妈妈满眼都是泪水。我们几个10多岁的大孩子和妈妈一样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后来,妈妈得了营养性肝炎,两个妹妹得了急性肝炎,我得了水肿,饥病交加的日子差一点就挺不过来了。终于到了1962年,爸爸回家了,马上就到千佛山高干疗养院去治病,他的精神和身体康复得都很快,一个风趣、幽默的父亲不时和我们一起开怀大笑,我们终于有机会经常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了,家里生活虽然仍是很清苦,但全家欢声笑语不断,加上我们兄妹学习都很好,还当上了班干部,光明前途似乎就在前面。
没想到,就在我哥哥就要高三毕业,已报考清华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字报贴满了机关大院,不知道我父亲“右派”已甄别的革命群众说“不能让大右派如此逍遥自在!”于是,我父亲仍被当作“右派”批判，一切都无理可讲!家被抄了，父母被造反派批斗,我们成了“黑五类子女”,在学校抬不起头来。就在这种残酷的情况下，父亲给我们几个大孩子较详细地讲了当年“反右”的实情,我们听后感到非常震惊和困惑,以我们当时的政治头脑,确实理不清这是非曲直,但父亲母亲再三嘱咐我们的一席话,至今仍记忆犹新,他们说,他们从小参加革命，早就置生死荣辱于身外,同时坚信自己的信仰,坚信我们的党,不会永远冤枉他们忠实的儿女!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遭受再大的折磨,他们绝不会自杀!假若他们有什么不幸,肯定是坏人陷害,让我们到时一定清醒,一定要为他们讨个清白!我们当时听后,像是一夜之间长大了,知道了政治斗争的复杂和无情!同时也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父母的清白和安全,我们将会尽我们的全力去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后来父母虽然遭受了多次的毒打和羞辱,但在机关同情和支持我父亲的群众和战友保护下，总算没出大的“意外”。
1967年初,经深知我父亲冤情的原山东省妇联主席的帮助,省革委在1965年省委已有结论的基础上给我父亲彻底平反了。1967年2月,我父亲成为山东省第一批站出来的革命干部而进入了省劳动厅领导班子,机关里的打砸抢很快就平息了。我们家的客人也骤然剧增,其中也不乏那些在 58年整风中给爸爸捏造罪名的人,虽然我们对他们非常反感,但父亲很宽容的接待他们,听他们述说当年的“不得已”……,我们在学校里又成了“红五类”子女。但正当哥哥和二妹报名参军政审体检都已合格的时候，突然,在全省又揪出了一个“王王庄右派翻案集团”,我父亲又不幸被列为成员之一,虽然多少年后知道这是王效禹为解脱自己而制造的又一起冤案,但当时我们家又再一次被抛入社会的底层。爸爸被隔离审查到1974年,妈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哥哥在农村和煤矿“锻炼”了整整10年!3个妹妹上山下乡，二妹在农村伤至下肢行动困难,被送回济南……。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全家才又一次获得了“解放”。
1968年初,爸爸在被隔离审查前,对我们几个大孩子反复嘱咐,现在社会上很乱,一定要清醒待人处事,凡事不要靠父母,也不要靠别人,一切靠自己,以后的道路自己去闯吧!这时哥哥和二妹的参军已成泡影,于是他们抱着“革命的道路自己走”的信心毅然报名首批上山下乡了!当时我哥哥20岁，二妹16岁,由于当时我父母都正在被隔离审查,我和妹妹们在一个冰冷、凄凉的冬夜送走了哥哥和二妹。他们到了沂蒙山区插队。哥哥担任这个有3个印尼回国华侨的20个人的知青小组的组长,小组知青多为高干和高知子女,具有较高的素质和苦干精神,受到上下一致的赞扬,连续两年在全省知青会议上做典型发言。1970年,家里没“问题”的一批知青和华侨回济南了。1972年,二妹因经期干活太重太累而伤至下肢,20多天后才能自己坐住,被送回济南,临沂地区为此专门下发了不许让女知青经期干重活的通知。家里人和我扶着背着二妹到处寻医问药治了一年多才能正常走路。1973年,全国推荐工农兵上大学首次进行考试,虽然我哥哥在公社考了第一名,但受张铁生交白卷的影响,加上我父亲仍在被审查,他上大学只能是黄梁一梦。到1974年，当年20个人的知青小组只剩下我哥哥和另一位同学,守着二排大房子的知青大院和当年下乡时种下的粗壮成排的杨树,眼看着当初下乡时的美好憧憬和壮志慢慢云消雾散了。枣庄煤矿到临沂召收井下工,他们2人离开了“扎根”6年的农村。可惜哥哥1.8米的个子，在地上魁梧健壮,在井下可“委曲”难受了,井下的活又累又危险,两次冒顶和塌方他都险些遇难。后来我哥哥幸遇我父亲在枣庄的一位老战友,这位叔叔主动找了煤矿领导把哥哥调到了测量科。事后当哥哥把这些事告诉我父母时,父母后怕之余全是对这位战友的感激之情。哥哥和妹妹在农村的这一段磨炼,虽然精神压抑生活困苦,但也锻炼了他们百折不挠的韧性和承受痛苦的能力,坚定了顽强拼搏的信心,现在我哥哥已是副厅级干部、副教授,二妹全家已定居加拿大,在当年他们知青小组同学中是比较幸运的,要知道因为当年下乡时的伤病,他们小组20人中已有3人在40岁左右先后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