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我哥哥妹妹下乡后,紧接着我也毕业了,按当时的政策应该给我分配工作,但偏偏我们学校因打派仗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因当时我父亲还被审查,母亲要到“五七”干校,家中只有几个年幼的妹妹，我只好留在家中照顾。记得是68年的秋天，我单身一人到了我哥哥妹妹下乡的临沂和我们同学下乡的邹县、日照等地,看到了他们原始的劳作,贫穷的生活和精神的迷茫。在回济南走到五莲县时，我不知道在山中太阳一下山天很快就黑了,正是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公路上,我不敢摸黑再走,只好露宿山野。从公路上下来,恰巧不远处就是一片坟地，我心想这倒是黑夜中最安全的地方,一个个坟头遮住了路人的视线,夜里恐怕也没有人敢到坟地里来于是我背靠着一个坟的斜坡,躺了下来。当时,我望着满天的星斗,听着周围的虫鸣,想着父母遭受的不平,势利小人的欺侮和我们兄妹的前途,心中升起了一股刻骨的寒意。政治上的迫害和“文革”的荒唐，使我对世事充满了一种冷酷的心态,一直到1977年考上大学才慢慢纠正了过来。在这期间，当省劳动厅的领导动员我到内蒙建设兵团时,我冷笑着问他:“你的孩子为什么不去?”当机关某些人以欺负我们家人来表明自己的“革命”时,我摆出了一付拼命的架式;当劳动厅的某“一把手”对我父亲报复42年党内整风时他曾被审查的“旧怨”时，我到机关里大喊他当年曾参加国民党的历史……,哥哥在外10年，我在姊妹中是老大,我以这种方式,保护着病中的妈妈,维护着我们兄妹的自尊,维持着我们生活下去的勇气。当我们全家一次次被无辜地欺侮、迫害到了难以生存的时候,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1972年2月,当街道上几乎所有的待业青年都安排了工作之后,终于把我安排在一个小厂工作,当时我已23岁，虽然每月只有21元钱,对当时我们家来说也是很宝贵的,为了补助在农村的哥哥妹妹,为了给妈妈治病,我们经常买5分钱的处理菜。哥哥为照顾别的知青,也为了省钱,下乡6年只回来过了2次春节(从临沂回济南汽车费要15元),后来,妹妹又伤病回济,多方的求医问药,全家的生活更清苦了。所以,虽然开始我在厂里的工作很苦很累,但仍然干的很尽力。到1977年我考上大学后,厂里还一直提供了我4年的带薪上学,我对他们一直非常感激。
1974年,我父亲在经历了6年多的反复审查后回家了。听父亲讲,刚开始时,专案组问他是怎么反对王效禹的,后来,王效禹垮台了,又一批专案组人员问他是怎么跟王效禹勾结的,让父亲啼笑皆非。直到1971年9月林彪摔死后,专案组就无所事事了。好在专案组人员多是资历较长的干部,只有“文斗”没有“武斗”,加之后来隔离审查的地方是环境幽静的副省长的小院内,可以修身养性,避开了社会上的两派争斗,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975年,因所住机关房屋拆迁,我们全家安排到了南新街51号,原晁哲甫副省长所住独院的平房小院中，也就是父亲曾隔离审查的地方。在这个独院里,有省长住的富丽宽敞的两层楼,还有2个独立的平房小院,环境幽静,绿树成荫,冬青围成的花园里有一棵高大的松树,挺立在花园中央,还有石榴树柿子树、海棠树、核桃树,以及贯穿花园南北的葡萄架。每到秋天,我们都可以吃到熟透的石榴、葡萄和柿子,特别是那种从树上熟透了掉下来的柿子,那个甜哪,是从来没有吃过的。加上父亲问题也没有再来审查的了,我们像是到了一个世外桃园,说不出的宁静温馨。住在这个小院平房里的,还有原副省长余修夫妇,余修伯伯潇洒豁达,文采飞扬,我们经常听到他和父亲在葡萄架下的石桌旁高谈阔论,另外他们的朋友也时来造访,有一次姜守谦伯伯来玩,兴致极高,三人在院内合影一张,姜守谦伯伯手指做“八”字状,口中说着“八十一了”,此照一直珍藏家中。另外,还有隔院的方荣翔叔叔等,可谓名人雅士,他们相聚交谈,清茶一杯,有说不出的畅快淋漓。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就更热闹了,不仅我们院里的人都在院内树下搭起了棚子,南新街南头一些院里的不少居民也搭帐棚住了进来。时逢夏季,夜色中，只听余修伯伯和我爸爸的高谈阔论吸引着人们迟迟不去休息,而战争年代的传奇故事更让大家大饱耳福。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75年10月1日，我在这个小院的平房里结婚了,在家里,我们举行了简朴的婚宴,请了最近的亲朋和院内的邻居,而余修伯伯主动做了我们的主婚人,他语重心长的教诲让我们至今铭记在心。直到1977年他“解放”后搬走,我们一直受到他长辈式的关心和教育。1977年正月初二，我的女儿在这个小院中幸福的降生了,她作为第一个外孙女，给我父母带来了更多的欢乐和温馨。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李予昂副省长一家搬到了楼下,我父母家搬到了楼上。李省长德高望重，待人温文尔雅,他们家人也是谦和礼让，和我父母一家相处甚佳。李予昂伯伯书法造诣很高，在他82岁高龄时还特意书写一幅“会心今古远,放眼天地宽”的墨宝赠与我父母。那时,父亲像是变了一个人,神情振奋而自信,假日闲暇,常给我们谈及当年的人和事。从他19岁跟共产党员闹学潮，到1933年在北平人党,从组织胶东“民先”抗日队伍到战场上死伤的战友,从跟胶东20多个地方武装司令搞统战到和国民党、美国人谈判，从当牙前实验县长到任省府办公厅主任,从接收济南到搞机关生产,从“三反”到57年反“右”，从58年党内整风补课到“王村”劳动，从65年甄别到67年彻底平反，从67年的“革命干部”到68年的隔离审查……,涉及到上至几届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下至统战过来的民主人士、各色“右派分子”,还有战死沙场的英烈、亡于暗杀的地下党员及政界各种人物的沉浮,等等。他讲时总带着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不可侵犯的威严、一种不可剥夺的自尊和一种百折不挠的勇气。他的坚定的信仰,他对正义的追求,他的坦诚,他对名利的淡泊,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更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这样,我们虽然从幼年起近 20 年来就因为父亲的“问题”而倍受政治歧视,时好时坏倍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生活艰辛而困苦,但我们知道父亲遭受到的是比我们大得多的磨难,所以,我们心中从无埋怨,有的只是对父亲的敬佩和某些势利小人的不屑!我们的精神更加充实,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我们的人格是高贵的,品行是一流的,可以毫无愧色地昂首站在任何人面前!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哥哥已30岁,仍在枣庄煤矿,我28岁,我的孩子已7个月大了。我们怀着 10多年来一直割舍不下的上大学的梦想进了考场。记得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多少年来，魂牵梦绕、盼望之极的爸爸平反的一天,是那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于是凭着想像把它作为“难忘的一天”情景并茂地写了上去,结果得了96分的高分，当哥哥和我分别以320分和316分的高分(共4门)在家静候佳音时，没想到我们竟双双落榜!当我闯进省招生办问这是为什么时,那位干部怀疑我是骗子而查实了我们的分数时竟然大吃一惊(要知道那年的录取分数线是200分!),他不安地解释说可能你们没有托人,档案压在下面了!我说,我们今年是“考”大学,我们为什么要托人?!省招生办不解决,我要告到中央!回家忍不住愤怒，给爸爸妈妈诉说,要知道当年的山大、山医、山工、山师的领导层都有我爸爸认识的老战友或朋友哪!爸爸愤怒了!当晚就和妈妈找到了省主管招生的负责同志家里。不久，我上了山东医学院药学系,我哥哥上了山东工学院高校师资班,结束了他在农村和煤矿整整10年的“锻炼”。
1978年，我爸爸58年的“右派”开始平反了，当年因反了我爸爸右派而“立功”的省劳动厅某副厅长,良心发现(在“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倍受折磨),几次到我家征求我爸爸对平反决定的意见，我爸爸告诉他,时至今日,就不是给不给“警告处分”的问题了,也不是什么错误的问题,一定要写明白当年我的很多看法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这样,一直改了5稿才达到了父亲的同意,而他最后一次来给爸爸送平反决定的时候,为给爸爸造成这整整20年的伤害而流下了愧疚的眼泪。当时，爸爸反而宽慰他,原谅了他,使他的良心得到了安宁。不久,我爸爸被任命为 省劳动厅顾问,爸爸的平反通知很快寄到了我和哥哥的大学和妹妹们的工作单位，我们全家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在这期间,我看着变得年轻了的父亲,回想着他20多年来因遭受政治迫害而承受的种种痛苦、羞辱和折磨,我禁不住问他“你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时光就这样糟踏了,你不后悔吗?”,他沉默了许久,似乎难以谈起这个沉重的话题。他对我说,首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反右”扩大化,伤害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太多了,对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影响太大了。当时我只是想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保护一些正直的人,包括当年统战争取过来的民主人士。虽然，当时就知道这是要冒风险的，但我的良心、我的党性要求我只能那样做，我尽了我的力量，我谈不上后悔。当然我万万没想到随后的“文革”竟然如此荒唐如此残酷!能有幸活过“文革”已属不易,我无法后悔。再者,你们年轻，不知道当年日本鬼子的疯狂、狠毒和凶残,不知道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我的前半生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就是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至于后来碰上了政治运动，我也绝不能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去人云亦云,谄害同志和战友,对此,我更不后悔。后来,父亲还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人这一辈子,要真诚,要有自己的人格,做人要光明磊落,待人要诚实坦荡;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要做对不起人的事,凡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自己奋斗,不要想巧,不要走捷径,不要不知足,不要有贪欲。……是啊,我父亲的一生,早年为民族为国家的命运而拼杀在战场,已置生死于度外;建国后,一不追逐官场名利,重情重义重事业重朋友,二不讲究吃穿待遇,也不为子女谋私利,确实难能可贵。所以,后来省劳动厅在机关进行党的传统教育时经常让我父亲去做报告,一是他资格老,革命经历丰富,二是他从1954年就到了劳动厅,虽几经沉浮,但几十年来就没有任何以权谋私或让人指脊梁的事情,包括我们兄妹没有一人是靠劳动厅来安排工作的,更不用说亲朋好友了。我们兄妹在父母的教育下,靠自己的不懈努力,一步步成长成熟了,哥哥和我后来被提拔为副厅级干部,也都是在本单位民主推荐第一的背景下、在群众的充分认可下上任的。我们经常以父母的经历、父母的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子女,使他们正确对待人生,正确对待社会,正确对待自己，特别教育他们要万分珍惜这没有政治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难得的大好时期,努力学习,掌握真才实学,报效祖国,不辜负老一代革命家和父母的殷切希望。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兄妹的下一代独生子女中,不仅个个身心健康,且聪明勤奋,现已有4人考上了国内外名牌大学和研究生,这也是我父母晚年最高兴、最自豪、最欣慰的事情。
几十年来,我们兄妹在和父母共同经历着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的同时,还深切地感受到父母在对待生活、对待生命上的乐观、豁达的情怀,从而也慢慢熏陶了我们开朗、直爽、百折不挠的性格,使我们的生活充满自信、满足和欢乐。记得由于父亲在战场上头部受过伤,后又在劳教时被砖砸伤头部,后来经常突发性晕厥,摔得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我们当时都很害怕,但父亲苏醒后从没听到他伤感或忧郁,反而经常安慰妈妈和我们。“文革”被审查时经常挨打,他也从不沮丧,有时还跟造反派辩论,又招致更重的惩罚,他都咬着牙承受着,我们从未听他唉声叹气。甚至有时还听他说些笑语,逗着叹气的妈妈和害怕的我们。父亲长病从不愿吃药,有时靠着就好了,他就像胜利了一样。1981年,他已70岁，一次感冒发高烧到第4天才同意上医院治疗,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去查体,不知怎么搞的,X光片上右肺只剩下了一半,肝脏就升了上来,经省城5家医院的专家会诊,认为可能是肺癌,但是父亲不信,他说我自己知道没什么事的,听他这样自信,我们全家人才稍稍安心,后来在多次劝说下，他才同意到上海去检查,上海专家诊断是高烧引起的“肺不张”,并说已经70多岁的老人了，不可能再张开了,但是父亲又说没问题,后按医生意见调养了2年后再去复查,果然张开了,令上海专家很是惊讶。而我们知道他乐观、豁达的性格才是加速病愈的良方秘药。
到了1988年,父亲因心脏病经常发作,医生决定给他安装心脏起博器,但没想到手术中插管插到心房和心室间隔的地方给卡住了,插不下去也拔不出来,医生急得直冒汗,我们在手术室外看着更急得心象是提到了噪子眼。由于是半麻醉,爸爸很清醒，只见他反而笑着安慰医生不要急，再试一次,后来试了几次仍然不行,整整2个多小时,爸爸躺在手术台上等他们去商量对策,最后请来了外科主任,他检查后认为我爸爸的血管韧性较好,不像快80岁的老人，所以决定再插一根,手术成功了,我们从心里佩服父亲的大将风度。从那以后,我父亲从颈部到心脏一直插有2根细毛衣针粗的管子，当我们惊吓过后对医生不免有些微词时,也从未听到父亲一声埋怨。
1990年5月,我出发到临沂回济时出了车祸,车上3位60多岁的老同志不幸当场遇难，我受了重伤在沂水医院抢救脱险。当院领导到我父母家告之此事时,父亲当时只说了一句“没死就好”,事后我们院领导很是佩服我父母的襟怀大度。当后来父母到医院看到我一只眼和半个脸一大片黑黑的缝线时，我也开玩笑说:“不要紧的,以后又不找对象了"。父母含泪笑了。因全身7处骨折,我在床上整整躺了3个多月才能下地,有时为伤疼而烦躁,父母就经常开导我，说你比起那么多的伤残军人好多了，比去世的更好多了,我禁不住心生惭愧,别说比先烈们,比起父母受的苦来我这点伤算什么,真不该再给父母增添烦恼了。
“文革”后改革开放的20多年,国家发展昌盛子女事业有成,是父母最舒心、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在和老战友的畅谈中,听到最多的是父亲高昂的声音和爽朗的笑声。读书看报看电视，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大事、社会的发展、还敏锐地接受一些新事物经常和我们谈起诸如股份制、因特网、生物技术等有关的问题,我们很受感动。同时，他不顾年事已高，接受党史等部门的要求撰写一些回忆录等，都是亲笔起草、改写,从不让我们代劳。空闲之余还练习书法,很欣赏和珍惜他多年的老友武中奇、崔子范、胡铁生等送给他的一些字画,有时兴之所至,写几首诗,抒发情怀,如在《离休乐》中写道“平生坎坷事,放在谈笑间,胸怀天地人,何有悔与怨!”在香港回归时,父亲激动之余,书写“腾飞”两个大字,在省劳动厅举办的书法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同时父亲还写了《庆香港回归》诗一首:“万民同庆母子会,香港明珠今日归。雪耻勿忘百伍年,九泉祖宗增光辉。”他的幸福、快乐、激动总是和祖国的命运、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多是在潜移默化之中,他更重视的是身教,和父亲在一起,我们总感觉到一种心灵的净化，一种远离世俗的超脱，特别是当父亲有时童心大发时，我们和他一样几乎忘却了世间的一切烦恼。我们兄妹每家都珍藏着父亲兴之所至为我们编写的含着我们名字的条幅，那是在他84岁高龄时为我们亲笔写就的，如我们家的是“王者之风浩然气,锦上添花如意春”(我丈夫名王浩,我名锦如，我女儿名春晓)。现在每当我看到父亲那苍劲有力的笔迹,心中总是充满了温暖和深深的思念。
更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是1998年5月，当父亲查出患了直肠癌的时候,他依然乐观、精神开朗,外人也丝毫看不出他是一名已知患了癌症的老人。他很爽快地到省肿瘤医院住院接受放疗,仍与前去看望他的老战友和同志谈笑风生。他还忍着放疗带来的痛苦,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效果很好。他面对绝症的坦然无畏和良好精神状态,给我们全家人减轻了很大的思想压力,也让我们的同事、朋友很是佩服父亲的宽阔胸怀。
在癌症治疗好转的情况下，1998年9月底,父亲又到青岛山东省眼科医院请全国著名的眼科专家谢立信教授做了两眼的白内障手术,谢教授的高超医术使父亲在手术2天后视物就非常清楚了。当10月2日我们全家赶到青岛为父亲过88岁生日的时候，他眼清目明,看着子女个个事业有成,孙儿女们已长大成人,满心满脸满目都洋溢着欣慰和幸福。紧接着,他又坐车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家乡,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看到他当年打仗争夺的小山头,他喜不胜喜,与乡亲拍照,在小山头边留影……,他是在与家乡告别,与生他养他的胶东大地告别,与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祖国大好河山告别!……
1999年2月5日,父亲因肺炎引起心衰与世长辞了!回想他的一生,他没有遗憾,因为他一生追求真理,参加革命,投身战场,为抗日反蒋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一生忠诚于人民,献身于党的事业,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表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他一生真诚而坦然,忧国忧民,历经坎坷而痴心不改,可谓光明磊落,铮铮傲骨;他对待子女豁达而宽容,让其经受磨练,而后自信、自立、自强。在我们整理父亲的遗物时,见到在他一本心爱的书的扉页上用毛笔写着“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恰是他一生的品格和心态。我们将努力象父亲那样，做一个正直、无私、品格高尚的人。
敬爱的爸爸,我们永远怀念您!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