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兄侯林翼同志出生在胶东平原大地的富饶之乡--小沽河岸荆庄村,解放前全村共 72户。贫富之间无大差别,但封建势力和宗派斗争较强。因兄长在外读书后又教学,前途在望,封建势力人，就对其即压又诱,兄长则采用以柔克钢的方法与其抗衡,坚决走自己的路,一直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在30年代,在外读大学,当校长之人,可为圣人,这是人人敬仰之人。当时在我村周围20里内只有他和表叔张尧敏在外读大学。在这种形势下,兄长不论在上学期间和当校长时,只要假期在家,从不休息,和家人一起参加劳动,推、拉、铡、割都积极参加，从不说一个累与苦。特别使人敬仰的是,当时他的客人来往较多,每晚都要接待朋友,误了睡觉时间,但第二天,仍参加劳动从不因此而误工,反而更勤劳,得到家族和全村的敬佩。都说这样的大学生、小学校长,家中又不需他参加劳动,而他能和平民一样劳动,没有一点架子,真是少见。
他在参加革命前,就接收新的思想。据我回忆在我上小学五、六年级时,每逢假期,都是兄长为我补课,同时我也帮助他招待客人。这时发现一个怪现象,他的朋友,白天不来,晚上来,更奇怪的是,客人来时,自行车不骑,而是扛着,走时,也是如此,必到村外,才将车放下。而兄长每天必定在村人起床之前就将院子和院外路清扫,有客也扫无客也扫，问其原因,则讲:“你不懂,不要问”。给我印象最深是他的朋友来的次数最多、谈的时间最长的是我学校的校长杨志兴、我班的语文教师刘述贤(杨志兴以后不知去向,刘述贤后任胶东南海地区专员)和花园头小学校长王保臣(在日本侵占莱阳路经花园头村时，他带领学生及村民阻击日军,全家壮烈牺牲。他的学生要为王校长报仇,均参加革命。解放后,党组织为王保臣立碑,才知他系共产党员)。我上六年级时,兄长要我转学到院上,我不愿意。但杨志兴和刘述贤定要我转。我转学后,杨、刘离校。后来才知，原来我上的小学是灰色学校,若他们走了,我在此上学不安全,才要我转学。
兄长参加革命得到家人和族人的支持，大家都说“天终要亮的”。兄长在未离家前,夜间来往人不断,有时二三位,有时七八位,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问题,就是招待和吃饭。伯父家中虽不知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但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兄长要作大事，就必须有人帮助,朋友越多就更能成大事，在这种信念下,伯父全家都尽最大的努力来招待他们,家中没有细粮就用粗粮，一定要让来客吃好吃饱,虽夜间忙碌很累,但从无怨言。
兄长参加革命后,地区风雨突变,日军、伪军、军阀各争地盘。当时保安团对我家族称为“抗属”,欺压加甚,侮辱性的话语更是恶毒,使你气得浑身颤抖,目的就是动摇家族人的信念。特别是 1938 年,从辱骂发展到屠杀。革命者抓不到就抓家属,家属抓不到就抓族人。使其家人、家族提心吊胆,没法安生。伯父家全家外避,家中只留伯母一人。伯母后来被抓,强迫问其儿子在何处,伯母宁死不讲,只讲可能去打日本,还问他们打日本不对吗?而你们不打日本,只会打我。他们无法,后将伯母放回。我那时也不敢在家上学,到青岛避难。伯母回家后，也是白天在家,夜间外避。在这种情况下,伯父家中一切事务,种、收、割,均是族人帮助,族人也是夜出白归,但没一句怨言,就是相信一句话“天终会亮的”。终于在1945年1月盘居在胶东地区的国民党被歼,解放了,天亮了。这时正当我师范毕业,何去何从无主见,兄长就对我讲,你应去接受新的教育,到抗日军政大学胶东分校去学习吧!我一听到大学学习高兴极了,从此接受新思想而参加革命。
2000年5月
(侯林成同志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1军93师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