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5日,侯林翼同志不幸因病与世长辞,做为与他共同工作过的老同志，我们顿时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多少往事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离去。在半个多世纪的相处中,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无论什么事都可以交流,他是同志、是挚友、更象宽厚的兄长。
1948年9月,济南解放了,山东省人民政府成立并从益都搬来济南。当时康生任省政府主席,长期养病。省政府的工作由唯一的副主席郭子化同志主持。省政府最早设置的机构有省政府办公厅、公安厅、财政厅、民政厅等重要部门。当时,林翼同志由胶东行署调来,参与组建省府的工作,并出任山东省府办公厅第一任办公厅主任。我是省公安厅调来的,任省府办公厅保卫科长,后改任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因工作关系,我在林翼同志的领导下,做了大量以前不够熟悉的工作,同时对林翼同志有了深入的了解,因而对他的敬重和友谊与日俱增。林翼同志在抗战之前就参加了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开始，他弃笔投戎,毅然参加了八路军,一位战前的北平弘达学院的肄业生,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党内高级知识分子,但他对同志对下级都非常平易近人、坦率和诚恳。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始终忠心耿耿;
二是无论在军队还是在地方,他历来积极苦干,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三是他有做基层工作、机关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丰富经验，他考虑问题的思路开阔,写作能力强,讲话讲得清楚切中要害,表现出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能力。
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年轻一些的同志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方法。
刚进济南时,全国还没有解放,当时情况复杂，百废待兴,有大量的工作和问题急待处理。做为办公厅主任的林翼同志是郭子化主席的得力助手、参谋和任务执行者。孟东波秘书长和谢辉副秘书长主要是抓支前和全省性的政治、经济工作，而在政府建设、机构设置、制度制定、组织协调及社会治安、统一战线等方面,林翼同志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做出了建设性和开拓性的贡献,得到了郭子化等领导同志的好评和信赖,好多事情都通过他来部署和实施。在进济南之前,林翼同志在胶东行署时,也是区党委书记林浩同志、行署主任曹漫之同志的得力助手，实际上是承担了秘书长的工作,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山东省第一次政协会议召开时,林翼同志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是大会的具体筹备者,省政府领导的意图通过他来部署实施。大会的文字工作也是以他为主,对于大会的筹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亲自计划,许多事情考虑得细致周到。我当时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与林翼同志联系密切,他的指示都很具体,并且便于操作。在林翼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那次会议开得很成功。马保三同志被选为山东省第一届政协主席,刘民生、李澄之、苗海南都被选为政协委员。林翼同志还协助郭子化副主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对党外的政协委员,林翼同志经常去看望他们,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后来,刘民生、李澄之、苗海南被推选为省政府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苗海南在抗美援朝时捐献了一架飞机支援前线。当时，省政府决定为他们配备警卫人员，为此我们警卫处向林翼同志请示，他很有经验，原则性也很强，当谈到对警卫人员的要求时,他指示:
警卫人员的职责是做好保卫工作。
绝对不要参予他们家里的事,也不要干家务劳动。
3.不要参与人家的宴请，也不要收受人家的财物。
4.这些领导人要到哪里去,事前要给警卫处报告。
总之,类似这些事情，林翼同志都考虑得很仔细，交待得明确具体,使我们的工作有所遵循。
记得是1950年春节，山东正在搞土改复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同志被阶级异已分子枪杀。这件事发生之后,党政军机关的保卫工作严格起来。在林翼同志的主持下,由我起草经他反复修改,并请省公安厅郑文卿同志参加,对省府机关做了几条规定。其中有这么两条:
第一、干部的所有枪支都上交,由公安部门统一保管,只允许警卫员留一支枪。
第二、建立省政府大门严格的传达登记和出人证制度。
对此,开始有些领导持不同意见,但林翼同志坚持原则、态度坚决,带头执行,使我们的警卫部队得以顺利执行规定,完成警卫任务。
侯林翼同志还协助或代表郭老进行迎来送往的外事交际活动。济南的西郊航校,成立较早,在那里工作的有不少苏联教官。每年春节和十月革命节，都要以省府的名义招待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家属。每次都是林翼同志亲自出面,怎么搞仪式,怎么接待，他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当时省府办公厅擅长搞外事活动的,一个是林翼同志,一个是徐中夫同志(后来调外交部工作),都具有外交官的风度。中央或外省来的客人也由他出面接待,我参加过两次,一次是公安部长罗瑞卿第一次来山东视察公安工作。再一次是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格平同志来山东视察。类似这方面的事还很多,诸如国家副主席宋庆龄路过济南,林翼同志曾代表山东省政府到火车上看望和慰问。
1950年夏,朱德总司令到青岛八大关疗养,郭子化主席让林翼同志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及他本人到青岛看望。省府领导去青岛看望中央首长都要通知公安保卫部门,于是林翼同志让我陪同,并带上肥城桃去看望了朱德总司令。郭子化同志是毛泽东同志在武汉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回山东后,他又在鲁南和徐州一带举办了农民讲习所,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1932年开始曾先后任中共枣庄矿区工委书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朱德同志了解这一段历史,所以很器重他。朱总司令回北京路过济南时又约见了郭子化同志,并谈及搞机关生产的事情。因为当时刚进城,机关实行供给制,财政相当困难,朱总指示搞机关生产来缓解财政困难。郭子化同志让林翼同志组织这件事情，当时成立了机关生产委员会,郭子化任主任,林翼和另外一位同志任副主任。主要是办了印刷厂、洗澡塘、理发、影剧院等服务行业。另外还办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办公厅招聘济南市的代景毅为建筑维修队的队长,通过他的关系到东北运木材，一方面搞机关建筑维修用材,另一方面制做办公家俱,可以节省开支。第二件事是通过青岛市的崔岳西收购花生米、花生油从青岛出口,换回钱来,补贴机关食堂。具体管理这些事的是行政处的韩克勤同志。机关生产的收入，是用来给机关食堂搞生活补贴,二是招待外宾和中央领导部门及外省的客人。
1951年,中央发表了《镇压反革命条例》,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都集中精力领导这场政治斗争,林翼同志是省政府办公厅镇反领导小组主要成员。镇反之后,紧接着是搞内部肃反和审干工作，当时山东分局分工让郭子化同志负责内部审干工作。省直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审出的问题,由郭子化审定处理，郭子化又委托林翼同志全权负责此项工作。当时成立了一个审干小组,逐一地查材料,看档案,汇总起来再向郭子化汇报。在这个小组里,省委组织部门抽调了丛林、公安部门抽调我参加。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子化和林翼同志在这件事上都很慎重，特别是在对留用人员是“调离”还是“开除”或者“法办”的政策界限掌握上反复调查研究。郭子化让林翼同志把第一道关,然后他才签署处理意见。说明了郭对他的信任。林翼同志和同志们一道认真地完成了这项特殊任务。
郭子化副主席具有很强的政治责任心和政策水平,当年他在许多大会上的讲话,都是由林翼同志列出纲目,指导秘书处起草并经郭老修订的。林翼同志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将领导意图和省府例会上讨论的重要事项很快地列出纲目,然后由分管的秘书起草形成文件下发。有些紧急电报的拟稿，林翼同志常常是在会上完成的。他先将领导同志的意见当场拟成文稿,会议快结束时再征求一下意见,郭子化或会议主持人认可后立即发出,表现出他思维敏锐、准确把握核心内容的能力和雷励风行的工作作风。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了,由于郭子化同志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影响了某些人的利益,个别人趁运动之机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写信告到山东分局。告发郭子化的错误有三条:
保庇重用坏人,
2.大吃大喝铺张浪费,
3.厚待自己的父母。
郭子化是1926年的老党员,他在枣庄和徐州做地下工作时,以行医做掩护,当地的几位开明人士帮助了他,对我党的地下工作起了重大作用。济南解放后,郭子化安排了一个人到省府参事室当参事,安排了两个人到省农业厅下属农场工作。这三个人都是为我党地下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同志,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没有问题。这就是所谓“包庇重用坏人”。运动中还要清查郭子化的经济问题,让郭停职反省。当时有个说法叫“大胆怀疑”,尤其是山东搞得很“左”,甚至下命令几天之内必须打出“老虎”来。这样就把省府办公厅直接搞机关生产的几个同志都列为斗争对象。据青岛市的崔岳西(他与林翼的父母有老亲戚关系)交待曾给林翼同志的父母送过60元买粮款。林翼同志当时并不知道,为了对组织忠诚,他问清楚此事后，向组织做了说明，但这却成了批斗林翼同志、兴师问罪的依据,对侯施行隔离反省,大会批斗,对侯的夫人蔡明同志小会围攻,迫其交待问题,而且一直拖着不做结论。运动后期我才看明白,原来抓林翼同志的问题,就是为了打倒郭子化,抓不出问题,决不罢休。郭子化对林翼同志的信任和重用成为被牵连的前提条件。专案人员让林翼同志揭发郭子化的问题，林翼同志光明磊落、坚持原则、是非分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但没有随风倒,而且还澄清了郭的一些问题。专案组查来查去,对林翼同志实质性的问题又定不下来,就一直拖着不做结论。“三反”运动结束后,郭子化调到军政委员会工作,后又调到卫生部任副部长。直到郭子化同志去世后,他的问题才于1990年由中央纪委给予平反。而对林翼同志处理的更是荒唐,在未经任命机关批准也未经和本人见面的情况下,就在大会上宣布了撤销林翼同志党内外职务的决定,后来查实没有正式文件。现在看来,如果郭子化不遭到错误批判和调离山东，只要郭承担起省府办公厅机关生产的领导责任,他本人就可以得到解脱，那么林翼同志的问题就会随之解决。按党龄、按工作历史和工作能力,林翼同志完全可以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但是因为“三反”运动中“左”的倾向,使一个年富力强的忠诚党员、一段生机昂然的年华被埋没了。工资制也是“三反”运动之后实行的，林翼同志的职务和工资待遇受到很大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三反”问题的影响，以至1958 年党内整风补课、文化大革命中,林翼同志都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林翼同志的爱人蔡明同志也受到株连，当时蔡明同志任省府办公厅人事科科员、党总支组织委员,应定行政18或17级“三反”运动后,实际定成22级,成为不受处分的处分。虽然如此,林翼同志对党依然是一片赤诚,胸怀坦荡,从不悲观。我一直很佩服他,尤其是他受到不公正对待时的表现更让人钦佩。林翼同志生性耿直坦率,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一直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在省府时,林翼同志陪同郭子化到灵岩寺参观,我随去负责保卫。他们是自带干粮，只在外吃了一顿野餐,不给基层添麻烦,非常俭朴。无论是在领导岗位上,还是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情况下,林翼同志都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了老革命的光荣传统。
郭子化的问题平反之后,林翼同志提出申诉。在本人申诉的基础上,山东省纪委向有关老同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我是负责任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并写了证明材料,还有许多老同志也负责任地写了证明材料。在这些老同志提供的真实材料的前提下,省委、省纪委贯彻中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示精神和切实落实老干部两项待遇的政策,在省委书记吴官正同志的关心下,山东省纪委给侯林翼同志澄清了“三反”中的历史问题。1998年9月的鲁纪字[1998]13号文写道:“根据本人申诉和复议情况,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1.撤销1955年1月给予侯林翼同志的党内撤销工作的处分;2.侯林翼同志按正厅级干部对待，并按级别工资5级和职务工资正厅6档调整其现工资;3.明确侯林翼同志的爱人蔡明同志享受正处级待遇，并按正处6档调整其现职务工资”。46年的沉冤终于大白于天下,使林翼同志在有生之年,又一次感受到党的伟大、正确和温暖。当时,我去看望他,他和他的夫人蔡明同志都非常激动,泪流满面,充满了对党的感激,充满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充满了对老战友的一片真情。在我们的谈话中,共同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世世代代坚持下去永不动摇。我们也共同认识到党中央坚持以法治国,对干部以教育为主,不再搞运动的方针是正确的,应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林翼同志走了,他从青年时代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起,就毫不动摇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勇往直前，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林翼同志确实达到了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境界,而且以自己的实际人生证明了这一点，给我们活着的老同志及其子孙后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林翼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九九九年十月
(谭锋同志原任山东省人防办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