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1月16日,主力部队已全部通过。我们还来不及撤退,邓锡侯的两个旅就恶狠狠地向我们扑来。我们坚持了一天,退路又被敌人切断,完全陷入包围,和主力也失去了联系。这时,我们的战士已经筋疲力尽,青稞炒面也吃光了,部队已经断炊,战士们身上还穿着单衣,真是饥寒交迫。弹药呢,每人剩下也不过三两发,情况十分危急。团部来我营检查工作的潘主任也回不去了,大家在一起研究后,决定立刻突围。我们选择了阵地的右侧,拼死冲出敌人的封锁网,向石峡子东南方的山上落脚。当时,我们一无地图,二无向导,满山积雪有一尺多深,走起路来,好像瞎子走路,不知东西南北,只好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山上爬,幸好每人都砍了一根竹竿、树条扶着走,三条腿总比两条腿好些。
第二天,又爬了一天的山,仍然不见山顶,抬头望时,云雾蒙蒙,大雪遮眼,太阳快落了。同志们两天没见过一颗粮食,又乏又饿,大家边走边抓路边的雪吃,白花花的雪地上,见不到一棵野草,一片树叶,怎么办呢?潘主任、孙营长和我望着战士们真愁死了。正在这时,共产党员张建忠大声叫道:“首长,首长,莫要愁呀,我们每个人都背得有盐巴和辣椒。”他又指了指地上的雪说:“合上这‘细白面’,用小洋瓷碗一煮,就是很好的饭嘛。”他一说完,同志们陡地有了精神,立刻都打开自己的小仓库,七手八脚地做起饭来。正在发愁的炊事班长脸上也有了笑容,把小碗敲得叮当响,合着拍子唱起了快板:
同志们的本领多,
身边还常带行军锅,
做饭炒菜大家行,
我这个伙夫用不着。
这一唱,大家更高兴了,我心上的愁闷也好像减轻不少。
当晚,我们集合连的干部来研究明天的行动,我们的东面是敌人的天下,继续往东走是死路一条,西面呢,有我们的主力,只要能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翻过巴郎山,胜利就是我们的。但是,巴郎山终年积雪,是人迹不到的大雪山,谁也不知道有多高,有多险,部队又冻又饿,困难很多,大家讨论了很久,最后一致决定,无论如何要把部队保存下来,不管巴郎山有多高多险,一定要翻过它去,找我们的主力,各连立刻去集合队伍,动员连夜出发。
出发的时候,雪下得正紧,天虽然很黑,借着雪的反光,还能摸着往前走。同志们有的还赤脚穿着草鞋,脚底下一踩一个大雪窟,头顶上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地落着,这一支人数不多的红军队伍,就这样踏上了极艰险的征途,向巴郎山前进。
我和二连连长指挥着一班尖兵,向两翼搜索了一阵,没有发现敌人。去前面侦察的杨贵荣也回来了,向我们报告说:“政委,前面有一条河,没有敌人,河还没封住。对面山上没有路,不过还好走。”我立即叫来后面的潘主任和营长,不多时部队就下来了。
这条河虽不大,黑地里或深或浅,水哗哗地响着,冷气逼人。同志们鞋也没脱,就跳进了水里。又瘦又弱的潘主任,也挽起裤腿要下河,被杨贵荣一把背起蹬了过去。水刺骨的凉,还有冰块,碰破了脚钻心的痛。部队快过完了,我正预备收警戒,忽听河下枪响,原来是敌人一个班的流动哨来巡查交通线,被二连长他们全部给抓过来。接着,下面的敌人也上来了,我命令部队赶紧过,过河后立即爬山。
一上山,同志们的湿衣裳就结了冰,一走动,到处是叮当叮当的冰凌声,许多同志冻得直叫唤。敌人听见便在后面打起枪来,我们不理睬,一个劲儿地往前走。
天快亮时,我们遇见了两个茅草棚。大家跑了一夜,就在这里休息,一停下,同志们就打起了哆嗦,我们赶紧摸黑搞了些枯柴烂草,烧起火来烤衣裳。在火堆边,我和营长、潘主任正商量着怎么找路的事,突然枪声猛烈地响起来,敌人已发现了我们,追了两道山梁。我们立刻命令熄灭火堆,不要还击,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不敢上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打枪,扔手榴弹,接着就乱叫起来:“投降吧,前面是死路一条!”“前面巴郎山上连雀子都飞不过去,快回来缴枪吧,缴枪不杀……”我们的战士听了忍不住喊起来:“你们这些大烟鬼别喊,上来咱们较量较量。”但是,真要等到天亮,我们这弹尽粮绝的二百多人就很危险了。战士们四天没见过一颗粮食,难道坐在这里等死吗?当然不能。
营部立刻分了工,营长留下指挥部队,我和副营长去开路,避免和敌人交锋,继续爬山赶路。我和副营长在深山崖摸了一个多钟头,蹬出了一条雪路,可是后面堵着一片丈来高的悬崖,陡得刀切一般的齐,根本上不去,我和副营长急得围着石崖转,用手到处摸,看有没有个坑坑洼洼,只要能落脚,能攀手爬上去,就有办法。摸着摸着,抠到一条粗绳索,仔细一看,原来是葛藤,我高兴得快要喊叫起来,再找了找,又发现好多条葛藤,经崖顶上垂下来,有的像茶杯口粗,我用力拉了拉,能经得起人。副营长攀着爬了上去,我连忙通知部队上来。
这时,天也慢慢地亮了,部队都攀上了山崖,我们听见枪声又响了起来,连忙用刺刀和马刀把葛藤都砍断,继续向上爬去。太阳已经升起,金光照遍雪山,山叫大雪围得严严实实的,没有路,大家只有拄着棍子在雪地里往前摸,同志们一个个口张眼合地打着哈欠,浑身酸疼,每走一步就像要栽倒似的。肚子饿得咕咕叫,昨晚上烤了一阵火,好多人的手脚都肿了,裂了许多血口子,走一步一咬牙,疼得头上直冒汗。
我看潘主任,他面孔蜡黄,更干更瘦了。营长过去受过好多次伤,这时伤口一定也隐隐地发疼了,不然他眉头不会皱那么紧,就那,他还替战士背着一支大枪,我走过去把枪夺过来背在自己肩上,他还叫着:“你背着一支了,也够累的……”我说:“我比你年轻嘛。”谁知刚一回头,见他又不知把谁的枪背上了。
走到下午五点钟,才不过爬了三四十里的山路,掉队的已经很多。身体很好的杨贵荣,也一瘸一拐地落在后面了。这时,遇见一个石洞,附近还有些小树丛,地上雪也不多,就决定在这里宿营。同志们扒了些柴,熬了些雪水,喝了“咸辣汤”,肚子里才有了些暖气,横一个竖一个地都睡下了。
部队每走十里八里就休息一次,许多同志替人背上了枪,就这样,同志们也是挣命般往前挪呀。越往上走,雪越深,许多同志的鞋子,几天爬山走路都磨破了,冰碴子扎着脚掌,像锥刺针扎一般,幸好没有敌人追赶,可以慢慢走。
正走着,我听见前面有人喊“政委”,原来是杨贵荣,我连忙赶上前去。只见他也光着脚,脚肿得像两个大茄子,又红又紫,好多血口子。他左手拄着木棍,右手拿着一双布鞋,见了我,哽咽地说:“政委,我的脚肿……穿不上鞋,你把这双鞋给别的同志穿吧,我……我……”说着大颗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政委,我眼看就不行了……鞋,让同志们穿吧……”我听不下去了,打断他说:“好同志,穿不上鞋,我来背你……”杨贵荣说什么也不肯,哭着说:“政委,不是我不能坚持,我再走,就要带累大家……”正争着,前面过来一个同志,一把把他背起,朝前走起来。
杨贵荣是雇农出身,参军后因为打仗很勇敢,不久就人了党,这回突围出来,侦察、引路,他总是走在前边,涉水过河他在先,跑的路比别人多。前两天我见他就不大好,他还是咬着牙不吭声,我知道他只要有一分力气能坚持,就决不会掉队的,他要是掉了队,就说明真是没法往前走了。那些平日体质不好的,当然就更使人担心了。
这一晚住在一个石崖边,一宿下营,我就去看杨贵荣,他躺在地上,又黄又瘦,两眼显得特别大,没有一点神色,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他一时清醒,一时昏迷,嘴里在说胡话:“再坚持一会儿呀,再坚持一会儿呀,就要找到部队了……”一会儿又看着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不能和同志们一起走了……”大家听了都不住地背过脸去擦眼泪,有的同志想起他平日的好处,忍不住在一旁哭出声来,同志们还没为他烧好一碗雪水,杨贵荣同志便闭上了眼睛,临死时又忽然大叫:“政委,我能走,我能走!”
这一夜,营里就牺牲了近三十个同志,听了各连的报告,潘主任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坐在那里发怔,营长在一旁不住地说:“可惜我们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活着能消灭多少敌人啊!”说着便掉下了眼泪。
我对连干部们说:“今天先把同志们好好埋葬了再走。”连干部一个个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
孙营长沉默了片刻对我说:“老袁,要是把队伍带不出去,咱们还怎么去见上级!”潘主任说:“艰巨啊,一定要把部队带出去。”几个人又商量了一下,把我们的被子都撕了,给同志们去包脚,又进行了政治动员……部队精神又坚持起来,精力也好像饱满了许多。
出发前,大家把牺牲的同志衣裳拍干净,用雪水擦拭了他们脸上的泥污,把他们安葬在昨晚我们睡觉的石崖里。大家用石头垒成了石墓,然后在英雄们面前静默了几分钟,悼念这些为党为人民牺牲了的同志。
高山上,空气越来越稀薄,同志们连气也喘不匀了,浑身发软,又有些同志支持不住倒下了。我在队伍后面,一面招呼着掉队的同志,一面自己也觉得气短得很,眼前直冒金花。我想,今天这么艰难,也许就要爬到巴郎山的山顶了吧?正在这么想着,忽然前面喊叫起来:“同志们,加油啊,到了山顶啦!”这声音好像给大家打了一针强心针,那些走不动的同志,精神陡地振作起来,又迈起了步子,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喘着粗气,吆喝着,越过一个陡坡又一个陡坡,先登上山顶的同志站在上面大喊大叫,后面的同志急得恨不能长上一双翅膀。不到下午两点钟,终于爬上了最高点,五千米的巴郎山顶。
潘主任、营长和我在山顶上观察了一番,做了一些判断,认定西面一条山沟是通向H龙岗的(地名)。日龙岗可能有我们的主力,于是决定就经这里下山。
同志们听说下山,乐得苍白的脸上都泛了红润。有的摸着自己肿了的脚说:“只要找到主力,脚烂掉也要爬回去!”巴郎山被我们征服了!
天渐渐地黑了,可是一路上没有发现什么石洞,也没有找到一处有草木的地方。乘着雪光,同志们顺着侦察员的脚印往前走着。走不多会儿,前边侦察的陈玉山同志回来接我们,同志们七嘴八舌地问他:“宿营地找好没有?”陈玉山在黑地里笑着说:“好得很,和房子一样,洋灰结构,还有大理石柱子呢!”说得我和营长都笑了,不知他又在捣什么鬼。
到了宿营地,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陈玉山对我说:“政委,这有个大冰洞,里面很暖和,就是不能全住下。”我跟着他拿手电照着看了看,原来是自然形成的雪窟,时间久了,都变成坚硬的冰,洞顶上还结着许多冰锥,有的垂下来直到洞底,变成又粗又长的大冰柱,倒真有些像大理石,看起来,这冰洞比石洞还要好些,营长命令大家快进去休息,大家知道不够住,都不肯进去,要宿在露天,争执了很久,体弱有病的先进了洞,还有少部分同志露宿。进洞以后,陈玉山又嚷叫起来:“同志们要注意,进门要弯腰,脸要看房顶,别让顶棚上的银钉子碰破头皮;不能靠近大理石柱子,以免把房子搞垮……”
大家听了忍不住笑了,我们营部这些人,进了一个最小的雪洞,潘主任一进去,就呻吟着坐下了,营长用手往洞壁上一摸,叫了起来:“哎哟,还滴水呢!”从昨天起,辣椒和咸盐也吃光了,而且今天这里连棵草也找不到,熬雪水都不行,只好早些睡觉,使自己忘记饥饿,我看了看,这个洞最多能挤下四五个人,便打算到洞外去睡。向营长要手电时,见他正借着手电光看自己的脚。我一看,他两脚肿得鼓起老高,已经乌紫了,不禁失声叫道:“哎哟,肿得这么凶呀!”他低声说:“不要叫。”又叹了口气说:“明天走起来更困难,妈的,两只脚就像不是我的了。”
我又问潘主任:“你的脚明天能走吧?”主任咳了一声说:“不能走也得走。”我看他的脚时,肿得很厉害。潘主任,看起来一阵风就会把他吹倒似的,营长也不像过去战斗时那样精力充沛、粗嗓子喊着往前冲的模样了,他走在路上时虽然也有说有笑,还鼓动人,帮助人,但是,谁也看得出他是在那里硬撑。想到这里,我真有点担心,便说:“你们咋走呀!”潘主任笑着说:“我人老骨头硬,经得起。”营长好久没出声,最后说:“只要把部队带出去,别的都好说。”我叹了声,说:“快了,就要出山了,出了山,总会好些。”
我到洞外睡下,听见到处都有呻唤的声音。营长也上牙打下牙地在发抖,叫他呢,他又不应,像是睡着了。洞外面是冷得厉害,冻得闭不上眼,我起来活动了活动,坐下,刚打了一个盹,又听见营长哎哟哎哟地叫着,要是有一条棉被,哪怕再有一床毯子给他盖上该多好!
这一夜冻得人浑身没有一处暖气,好容易熬到天亮,又有一些同志牺牲了。
天一亮,我们就起来继续前进。
走到下午六点钟,已经快下到山脚了,雪也很少了,而且看到了野草小树,同志们高兴坏了,眼睛也明亮了许多,有的欢叫起来,拔起草来放在嘴里咀嚼,说:“好了,这下算熬出头了!”
正走着,突然发现前面冒起了烟,营长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一面派人去侦察,一面要大家准备战斗。部队正在准备,侦察员回来了,报告说:“有一家藏民去放牛羊,看见我们就跑了。”营长当即命令提高警惕,继续前进。
拐过一个山坳,到了前面山凹里,就听见牛羊“哞哞”叫,藏民的帐篷还冒着烟,同志们一见,脚步更放快了。营长安排了警戒,我向部队做了动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冻死不动藏民一针一线,饿死不拿藏民一粒粮食,食物统一由营部解决。
正在安排,忽然听通信员嚷叫说藏民回来了。原来,这帐篷和牛羊是一个藏民老侯的,这老侯只有一个女儿,看见我们不像国民党的队伍,慢慢地又回来了,才知道是红军,老侯听说我们是从巴郎山上翻过来的,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只是念佛:天哟,天哟,我活了六十五岁还没听说谁能爬过巴郎山!当他知道我们已经近十天没吃过东西时,立刻要把牛羊送给我们,我们坚决拒绝了,最后答应我们买了他十条牛羊。
从老侯这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主力部队前两天还在日龙岗。营部研究后,决定今晚好好休息一夜,吃些牛羊肉,明天加快步伐,一天赶到日龙岗。
天还不亮,各连便都起来了,二连的一个排长和几个战士提前出发,他们的任务是一面侦察,一面找主力接头。
部队刚要走,忽然到处都响起阵阵哄笑。我还没来得及走到战士群里,就见他们你指我,我指你的拍手大笑着。原来大家十多天没洗脸,昨晚上又吃了半生不熟的烤牛羊肉,弄得一个个脸庞潦黑,嘴唇血红,看了真忍不住要发笑。潘主任笑着对我说:“前面要有水,你的脸也该洗一下了。”其实,他的脸也不比我干净。
这天,天气很晴朗,走的又是下坡路,越来越暖,同志们吃了点东西有了劲,走得也快,一下就走了四十里路,离日龙岗只有二十多里了,遇到一条小河。大家一见,就捧起水来喝,说:“多好呵,又看到河水了。”同志们用凉水洗着脸,说:好好洗洗,见了大部队叫他们看看,咱们吃了多少苦,可一个个还是精精神神的。
刚休息不久,排长回来报告说:“前面说有一个排的部队巡逻。”营长和我立刻去看,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们一到,立刻被全营同志包围了,互相抱起来,握手,跳啊,笑啊,眼泪流了满脸。他们说:“这多少天,团部每天都派人来找你们,首长和同志们都急坏了。今天就要转移,首长还是决定再做最后一次搜索,可巧找到了你们!”说着从怀里掏出团党委给我们营党委和全体同志的一封信,营长立刻当众朗读起来,同志们听到了上级党委的声音,又是一阵欢呼,齐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一个个心急如火,都叫着快走啊,赶到前面去就能见亲人啊!
到日龙岗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师首长来迎接我们,我们也一齐跑上去,紧紧地拥抱起来,政委眼里含着泪花,不住地说:“好同志,你们回来了,光荣地回来了!”我和营长、主任听了,什么也说不出,喉咙像被什么梗住似的,那不听话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一进村子,战士们立刻被抬了起来。不久,军的詹政委也来慰问我们,把粮食、衣服都给我们送来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巴郎山上的苦好像一下子就成为了过去,心里十分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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