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摸黑渡过浪涛汹涌的乌江，马不停蹄地赶到团溪镇时，天已黄昏，上级命令宿营，我们一营驻在离团溪镇不远的一个小村里。走了一天一夜，部队累极了。我到各连转了一遍，就回到营部准备休息。正在烫脚，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同志来了电话。我顾不得擦脚，趿着鞋抓起听筒，朱团长问：“部队情况怎么样?”我说：“刚才检查了一下，有不少架炮(脚打泡)的，不过大家情绪很高，没有问题!’，‘‘好!’’朱团长说，“明天，我们团做前卫，你们一营是前卫营，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遵义。”
“是!”我一听团首长把夺取遵义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王政委大概猜到了我的心情，接过电话故作严肃地说：“曾保堂，遵义是黔北重镇，敌人城防坚固，你可不要大意，打不下遵义我打你的军棍!你别笑，咱们走着瞧!”他顿了一下又说：“从这儿到遵义还有一天的路程，你赶快找向导，把路线调查好!
我和团长研究了，决定派唐参谋去协助你!”团侦察参谋唐振旁同志胆大心细、足智多谋。我到一营以前，他是代理营长，对一营很熟悉。长征以来，一营常担任团的前卫，他曾多次来一营协助我工作，彼此关系很好。听说他来，我信心更足了。晚上，唐参谋带着团侦察排来到营里。我们研究了一下，分头去找向导，调查情况。
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驻地群众基本上跑光了，只有老人和几个胆大的小伙子还留在村里，我把他们召集起来，宣传了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为穷人的道理。有个小伙子听得特别入神，讲完以后，我便问他：“小兄弟，这儿离遵义有多远?”
“九十里上下吧!”他回答说。
“路上有侯家军把守吗?”“有哇!”伙子迟疑了一下说，“离遵义城二十里有个山口子，侯家军的‘九响团’把守着，鸟也飞不过去!”“哦，什么‘九响团’?”
这个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小伙子有些惊讶地说：“你连‘九响团’都不知道啊?咳，全团上下一式的‘九连珠’，厉害着呢，在贵州谁也打不过他!”“原来是‘九连珠’‘老毛瑟’!”
我不禁哈哈大笑，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说：“小兄弟，我们红军连乌江那样的天险都闯过来了，还怕它!听你这话，你对路上的情况挺熟啊!”
“我走过!”小伙子说，“从这JLN遵义必经那儿。‘九响团’把的那座山地势很陡，利于他们防御，不利于你们进攻。”
我眼睛一亮：“你怎么这么懂得地形，当过兵吧?”“没有，没有。”小伙子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我见他还有些惧怕，就安慰他说：“小兄弟，你别害怕!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反动派说我们是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你看我们是不是呀?”
小伙子摇摇头，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长官，不瞒你，我被猴子(军阀侯之担)抓过兵，干了一年多，刚刚跑回来半个月。”“你能给我们带路吗?”我问。“带路?我可不敢!”“咳，你别怕，路上跟着我，一到危险地段你就回来。”“行吧!”他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我高兴地把小伙子请回营部，又向他详细询问了敌人在山口的工事、火力和在遵义城内的守备情况，绘制成简单的草图。根据山口守敌军心浮动、随时可能逃跑的情况，我和唐参谋研究决定速战速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面强攻，敲掉遵义守敌的这个触角，然后乘胜夺取遵义。上级批准了这一作战方案。晚上，我召集各连干部布置了任务。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们全营就以一连为前卫，二连、营部和重机枪排为本队，三连为后卫向遵义前进了。下了一夜大雨，路上像是泼了油，走起来一步一滑，五百多人长长的队列里，不时有人“扑通”、“啪唧”地摔倒，走了还不到十里，不少同志就摔成了“泥猴”。黄胶泥路不仅滑而且黏，一脚踩下去，另一只脚的草鞋就被粘住拔不起来。气得你丢掉它吧，合不得，抠出它来又费时间，后来，同志们干脆脱掉草鞋赤脚前进。尽管道路泥泞难行，但部队情绪十分高涨。你笑我跟头摔得多，我笑你满身泥巴像条大泥鳅。嘴里说笑，脚下使劲，一溜儿跑着奔向遵义。
下午三点多钟又下起雨来。我估摸着快到山下了，就问向导离敌人还有多远。小伙子左右看了看说还有两里。我当即命令大家保持肃静，做好战斗准备。
拐过一道长长的土丘，一座百十来米高的山头赫然出现在面前，它切断大道，只有一条石阶小径伸向山顶。山头上，一左一右两个碉堡好似两只狼眼馋视着山下。山脚有一条不宽的小溪。这个地形确如小伙子说的易守难攻。
向导很害怕。我留下通信员照顾他，自己急忙带着重机枪排跑到了前面。敌人还没有发觉我们，碉堡旁边的哨兵还在那里懒散地转悠着。
于是，我按原计划下达了命令：“重机枪排和一连所有的轻机枪封锁碉堡，压住敌人的火力；一连上刺刀准备冲，一排靠左，二排靠右，三排正面，二连、三连随后，打!”
“打”字刚出口，十几挺轻重机枪“哗”地喷出了火舌!这突然的打击把敌人打蒙了，他们的“九连珠”吭哧了几声就再也不“说话”啦。这时，我把手枪一挥，率领一连像猛虎一样扑上山去。二连、三连的同志们唯恐失去这个立功的机会，也争先恐后冲上山来，此刻，到处号音嘹亮，杀声震天，留在后面的向导见此情景胆也大了，又是叫，又是跳，通信员刷地一下抽出刺刀对他说：“你看，我们营长都上去了，走，上去吧!”
在我出其不意地猛烈打击下，称霸一方的“九响团”抵抗了一会儿就全线崩溃了，除一个多营在敌团长带领下狼狈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我毙、俘，战场上到处是枪支和死尸，两三百多个俘虏睁着惊恐的眼睛哆哆嗦嗦地站在雨中，唐参谋把枪往腰里一插，给俘虏讲起话来，我下了二连三连追击敌人、一连打扫战场的命令后，也和俘虏交谈起来。还没有谈几句，向导跑过来一把拽住我说：“哎呀呀，你们红军真厉害，他们可没有那个机关炮嘟嘟嘟，‘九响团’，哼，‘十响团’也顶不住!”
他转身看了看俘虏，突然瞪大眼睛捣了我一下说：“哎，长官，这里有他们一个当官的，是个营长，你知道吗?”“哦!哪一个?”我立即问，他把一个家伙指给我，我问其他俘虏“他是你们营长?”他们点点头，并把一个连长和排长也指出来。我把这三个俘虏带到一边，向他们交代了政策，对他们说：“你们欺压群众，围剿红军，是有罪的!但是你们缴了枪，我们就不杀你们，如果你们能戴罪立功，愿意帮助红军，我们还要给予奖赏。”这三个家伙听了我的话忙点头哈腰地说：“我们愿意立功受赏，贵军有什么吩咐尽管讲!”
我说：“好，到了遵义，你们去叫开城门，让我们进去，能做到吗?”“行行行!”他们连声答应。我掂了掂手中的枪说：“当然，你们不去叫城门，我们也一样能打进遵义。乌江那样的天险我们都闯过来了，还能被IFIJ、的遵义挡住。”“是是是!”这时，前沿响起阵阵的枪声，我马上对唐参谋说：“老唐，你们搞吧，我带领侦察排到前面去。”
在二连三连的勇猛追击下，逃跑的敌人慌乱不堪，沿途到处是扔下的武器弹药和衣物包袱。我们抓住一些掉队的，审问后得知敌人大队并没有往遵义跑，而是分头向西部丘陵地逃窜了。我当即命令二连往西追，三连随我向东追。追出去约有四五里路，听到后面有号声调我们回去。我马上让号目吹号联系二连，因距离太远联系不上，没法只好先带着三连回到山口。
透过蒙蒙细雨，远远就见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和朱团长、王政委牵着马站在山上，军团侦察连威风凛凛地立在一旁。我三脚两步跑上去向刘总敬了个礼，刘总见到我啥也没说，只是哈哈大笑，朱团长、王政委也看着我直乐。我奠名其妙，左看右看，他们笑得更加厉害了。机灵的通信员指了指我的脸，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雨水、汗水加泥水，弄得我的脸成了花脸。我用手抹了抹，也禁不住笑起来。
笑了一阵，刘总和蔼地问我：“怎么样?”
我报告说：“一个团的敌人被消灭了一多半，其余逃跑了，二连正在追，还没调回来。”刘总把手一挥说：“不要管他了，赶快集合部队，遵义有一个师的敌人，听说我们过了天险乌江，动摇得很厉害，要赶快争取时机占领遵义!”刘总看了看部队，又问：“有伤亡吗?”
我回答说：“只有几个负轻伤的!”他满意地笑了笑，亲切地说：“二连回来后，我给你带上去，现在把军团侦察连配属给你，抓紧时间赶快行动!”刘总沉吟了一下又说：“你们一个营去打敌人一个师，力量是有点儿悬殊呀，但敌人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你们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同时还要动动脑筋，多用一点儿智慧。”
我答了一声“是!”转身走到队伍前面，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跑了一天，刚才又打了一仗，到现在中午饭还没吃，还饿着肚子，辛苦了。但是大家不要怕辛苦，还要饿着肚皮再走十五里，再鼓一把劲，坚决完成刘总亲自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迅速拿下遵义。现在遵义城内的敌人十分恐慌，纷纷传言说我们是有水马过了乌江，有盔甲刀枪不入，一句话，他们无意作战，一心想溜。我们要乘此机会，把遵义夺过来。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首长指到哪里，我们打到哪里!”战士们斗志昂扬，齐声回答。
我请刘总和团首长讲话，刘总却谦逊地笑着让王政委讲。王集成同志大步跨到队前讲道：“同志们，你们一营勇敢善战，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是我们六团的主力。在福建温坊夜战中，你们果敢顽强，消灭了敌人整整一个旅；在兴国高兴圩，你们执行短促突击，打得也很好；长征以来，你们多次担任前卫，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今天，你们又打垮了敌人号称‘九响团’的部队，接着又要去打遵义了!同志们，遵义是黔北重镇，中央军委很重视这次战斗，刘总亲自赶来指挥我们作战，而且中央的首长们也就要陆续来了。团党委希望你们不怕艰难困苦，饿着肚皮坚决冲上去，打开一条通路，把遵义拿下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王政委的话音一落，我随口高声问部队：“同志们，政治委员讲的，你们记住了没有?”“记住了!”“做到做不到?”“能做到!保证完成任务!”“好，那就出发!”
我们冒着毛毛细雨，押着那几个俘虏军官和几个俘虏士兵向遵义挺进。刘总牵着马站在雨中，向行进的队伍注目致意。我向刘总敬了个礼，他满怀信心地说：“你们先走，我们马上就到。”
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细雨霏霏，一片昏暗。我和那个俘虏营长走在一起，一边走一边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他一一回答了。接着我问他：“你们和城里是不是一个师?”他说：“是，我们是从城里派出来的，因为我们这个团最能打，武器好，装备好。”我说：“既然你们最能打，为什么我们一冲就垮?”他哭丧着脸说：“你们的兵厉害，比我们的能打。早上城里来电话说，你们起码还得两天才能到，哪想到突然就来了，真是神兵天将，名不虚传!”听他这么说，战士们都忍不住笑了。我又问他：“遵义城墙有多高?”他说很高，爬不上去。接着又讨好地说：“你们走南门吧，那里守备松些。”
我怕其中有诈，扬了扬手中的枪说：“你可不要欺骗我们，红军的政策你是……”我还没有说完，那家伙连说：“了解了解，在下决不敢欺骗贵军!我一定将功折过，取得宽大处理。”我说：“好，我们就按你说的走南门。到了那儿你去叫门。你这样对你们的人说……”
急行军一个多小时，小雨停了。远处，闪着一星灯光，在黑魃魃夜空中格外醒目，俘虏们悄声告诉我说，那就是遵义城，灯光是城门哨楼上发出的。尽管在路上我已经作过安排，在接近城前，我还是让部队停下来，把各连干部叫到一起，又交代了一番。按原来的计划，军团侦察连负责攻占城左翼的制高点红花岗，我对连长刘云彪同志和指导员小唐说：“经调查，红花岗有敌人的一个排哨。打响以后，敌人肯定会拼命争夺这个威胁全城的制高点，因此，你们无论如何要夺下它，守住它。只要牢牢控制住它，我们就有把握夺取遵义!”我思索了一下又说：“当然，如果可能，最好是一枪不发消灭那个排哨，以配合我们在南门诈城。南门打响以后，你们立即侧击敌人，敌人腹背受敌，势必不战自溃。”刘连长和唐指导员会意地点了点头，带着部队如离弦之箭直奔红花岗去了。
接着，我让重机排隐蔽接近南门，选择有利地形架好重机枪，准备诈城不成，即以武力强攻。然后，我和唐参谋分别掌握着俘虏军官，让他们和部队扮成败退下来的样子，慌慌张张跑到南城门下。
“你们是哪一部分?”城楼上敌兵哗啦一声拉响枪栓发出喝问。我用手枪一顶俘虏营长，他忙用贵州土话回答说：“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是‘九响团’的。”“噢，是‘九响团’，你们不守山口，跑回来干什么?”城楼上的敌兵放下枪。俘虏营长拿出一副哭腔说：
“咳，共军打过来啦!”“什么，共军打来了?不是说他们还有两三天才能到吗?”敌哨兵惊叫着。一些敌兵闻声登上城楼，听到这个消息，也惊恐地议论起来。
“什么两三天!”俘虏营长说，“那是当官的骗人哩!人家过江有水马，走路就不兴有旱马啦?一个时辰以前，几千红军突然包围了我们，一个个穿着盔甲，什么子弹也打不透。一个多营弟兄有的被打死啦，有的被俘虏了!团长带我们拼死拼活突出来，顺山沟往桐梓跑，红军主力被吸引过去了，团长就让我带一个连的弟兄绕道回来报信。你们快打开城门，让我们进去吧!”
“好好好，你们等着啊!”
听到这话我们心里不禁暗喜。突然，一个凶狠的声音从城上传来：“妈的X，你找死啊!不问清楚就随便开门，放进共军我崩了你!”接着啪啪打了几个耳光。听口气，这家伙是个当官的，我们不由紧张起来，密切注视着城上。我轻声问俘虏营长：“这是什么人?”他说：“可能是个排长!”我说：“你不要害怕，拿出点儿派头和他说话。”“是，长官!”俘虏营长拿腔捏调干咳了一声，厉声向城上喊道：“上面是谁?”
“你是谁?”那声音凶狠地反问。“我是‘九响团’一营王营长。”
“噢，是王营长。”那家伙油腔滑调地说，“我是二团二连马排长。王营长，您说您是‘九响团’的，兄弟我怎么没听说过啊?”“全师那么多军官，恐怕连侯师长也未必认得全，你算个屁!”俘虏营长反诘了一句，那小子语塞了，支吾了半天又狡猾地问道：“你知道你们团长有几房太太，二营三营的营长都叫什么名字?”俘虏营长一一回答以后，故意骂道：“姓马的，你他娘的眼瞎了还是怎么的?你开不开门?耽误了时间你负责!再不开门，我可要让弟兄们砸门啦!”
“王营长，您别生气呀!”那家伙说，“军事时期，兄弟不能不仔细一些，您等着，我让弟兄们开门。”这小子嘴里说开门，暗里却让全排一齐打开手电照我们，几十把手电组成强烈的光束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老实说，我们只有侦察排几个同志穿着国民党兵的衣裳，其他人并没有化装。幸亏在泥水里滚了一天，从服装上已经根本分不出是红军还是白军。侦察排的同志站在最前面，他们故意拍着头上的白军帽子骂道：“妈的，好好瞧瞧，看我们是不是‘九响团’的!”那些俘虏见此情景，也都举起手中的“九连珠”步枪用贵州土话喊道：“弟兄们，都是乡里乡亲的，何必这么刁难!快开门吧!我们真的有紧急情况要向长官报告呀!快让我们进去吧!”那个俘虏连长也大声说道：“马排长，我是‘九响团’一连的张连长呀，刚才真的是我们王营长。”战士们这时也七嘴八舌嚷道：“马排长，行个好吧!”“马排长，弟兄们死里逃生来报信，你连门都不开，把事情耽搁了你可吃罪不起呀!”
就这样，我们和城上的敌人前后磨缠了二十几分钟，那家伙终于认定我们是他们“自己人”，命令士兵开了门。
“哗啦”一声，城内卸了门闩，随着“吱嘎”一阵响，两扇又高又厚的城门打开了。我们早就急不可待地上好了刺刀、子弹等在门外，门一开立即蜂拥而入，分头从两侧占领城楼，两个拉门的敌兵惊恐地问：“怎么，共军来了?”战士们一把揪住他们厉声吼道：“老子就是共军，你们赶快投降吧!”狡猾的敌排长正从城楼上往下走，一听事情有变，急忙反身上去抓机枪。侦察排一、二班的勇士们眼疾手快，一个箭步扑上去给了他一刺刀。敌兵们一个个胆战心惊，纷纷缴枪投降，有几个腿快的边跑边喊：“共军来啦，共军来啦!共军是神兵天将，这么高的城墙一下子就跳上来啦!快跑吧!”我进城以后，抬头就见二百多米远的丁字街头，正有一群敌兵在抢劫珠宝店。纷乱的敲门声、吵骂声、夺抢声、哭泣声响成一片。我怒火中烧，命令重机枪给以当头痛击!这一打不要紧，抢劫的匪徒们扔下东西抱头鼠窜，一时间丁字街上到处是散乱的金银首饰、包袱什物。与此同时，红花岗方向传来三声清脆的枪声，随之，机关枪便“嗒嗒”地吼叫起来，这说明侦察连也已经得手，正在侧击敌人，支持我们。“好啊，同志们!”我兴奋得一跃而起，命令三连向纵深发展，穿插、分割敌人，我则带着一连直奔敌人的师部。
敌人果如刘总所说的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在城内，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劲就抓了好几百俘虏，胜利占领了敌师部，惊惶的俘虏供称：侯之担早在一月四日晚问就携家带眷偷偷跑回老巢一桐梓去了，而南门一打响，发誓“与遵义共存亡”的“城防司令”、侯之担之弟、伪教导师副师长侯汉佑也带着大队人马和抢劫到的大量民财，从北门向娄山关方向狼狈逃窜。“追!”我带着一连飞速追出北门，一阵冲杀，又俘虏了几百敌人，缴获了六批枪支弹药和物资。正想继续追下去，红五团上来了，红六团二、三营也上来了，他们告诉我说：团长命令我们回城休整，逃敌由他们去追歼!
我们押着俘虏胜利返回遵义城。师团首长来看望了部队以后，我们即到敌师部宿营休息。追击敌人的时候，并不感到疲倦，一松下来，顿觉又累又饿，腰酸腿疼，草草吃了点饭，倒头便睡。昏昏沉沉睡得正香，突然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和高亢的冲锋号声，我一惊，提枪奔出屋，才辨清枪声是从红花岗方向传来的。我仔细一问，不禁吓出一身冷汗来：原来，遵义有新城、老城两个不同的城池，我们昨夜占领的这个城是新城，不知道还有个老城，而那里竞有敌人八个团的兵力呢!在新城打响的时候，老城的敌人正想逃跑，不料被我们追击逃敌的部队堵住了他们的去路。随后，我大军源源人城，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一直悄悄潜伏到凌晨才打开小北门，爬山向娄山关逃跑，坚守红花岗的军团侦察连发现以后，英勇阻击。我暗暗责备自己麻痹大意，险些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
一月七日早晨，遵义城宣告解放。受尽侯家军剥削奴役之苦的遵义群众看到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禁欢天喜地，纷纷庆祝解放。我营一边休整一边做群众工作，查封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开仓济贫。敌人逃跑前曾破坏了电厂，攻克遵义的第二天，上级要我组织力量迅速修复电厂，我通过调查访问找到了电厂工程师，并动员了一批老工人，当天晚上十点就恢复了供电。
我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一时在人民群众中传为美谈，而敌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腐败无能，则到处宣扬红军有水马、盔甲。为了迷惑敌人，鼓舞士气，团通信主任故意在我的房门上写上“第一水马司令部驻此”九个大字，许多教师、学生和群众见到以后，纷纷要求看水马和盔甲。我拿出一顶钢盔给他们看，他们不满足，非要看水马和盔甲不行，我故意逗笑说：“水马盔甲是军事秘密，不能看!”我走到哪里，他们就围到哪里，说我是“水马司令”，能“飞檐走壁”，那么高的遵义城墙一蹦就上来了。
我想，这正好是个宣传群众的机会。于是，我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是领导穷人翻身解放的；我们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我们一不拉夫，二不派款，三不打人骂人，要打的只是王家烈、侯之担这样的军阀恶霸、土豪劣绅。希望大家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和那些多少年来趴在你们头上拉屎撒尿的坏蛋作斗争，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我的话不时被掌声所打断。
我们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这是长征以来休整时间最长的一次。就在这终生难忘的历史性的十二天中，我们党中央召开了光辉的遵义会议，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撤了李德的职，请回了毛主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从此得到了新生，中国革命从此有了转机。遵义会议的消息很快在部队中传开来，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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