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阎海清，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５日出生于山西省沁县段柳乡姜家庄。
这是晋东南地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全村四五十户人家，二百多口人，名为姜家庄，但多数人家姓阎。
父亲家境貧寒，祖上几代都是貧雇农。由于家里缺吃少穿，他四丶五岁时就下地帮大人干活儿，到了上学年龄也无钱读书。十岁时，有位本家爷爷在邻村设馆，見其聪穎，免費召入私塾，并为其取学名海清，让一个连大名都沒有的穷孩子叫了阎海清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大名。可惜只读了半年私塾，粗识几个大字，终因家中缺少劳力，辍学归农了。
１９２８年３月，春节刚过，春荒又起，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天天饿着肚子干活。父亲十分恼火，一气之下，抱着当兵吃饱饭的想法跑去参加了阎锡山領导的晋軍。那年他刚满１２岁，又黑又瘦个子又矮，領兵的軍官拿了支马枪比其身高，竟赶不上一支小小的马枪，经苦苦哀求终于穿上最小号的軍装，老兵们一看笑得东倒西歪，说军装穿他身上像长袍。参軍后因年令小、个子矮，一直给连長营长当勤务兵。
１９３０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父亲跟着营长一家在太原火車站候车，他負责看管的大皮箱被賊人盗走，１４岁的他自知无法交待，吓得连夜逃跑，加入了晋军另一支部队。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当了七八年兵的父亲当上连长。这时，中共山西地下党组织积极在晋軍中下层军官中发展党员，他们开始联络父亲，介绍其阅读进步书刊，组织其参加外围活动，父亲由于出身穷苦，易于接收进步思想，很快转向了革命。１９３６年９月，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一间普通的教室里，经太原市地下党负责同志介绍，父亲与晋军另一位战友一起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人民和民族解放奋斗终生的道路。
１９３６年秋冬，父亲参加了阎锡山为培训新軍而举办的著名的秋林集训。归队不久，从阎锡山军官学校毕业的王晓（建国后任海军学院副院长，海军后勤部长），白云（建国后任空军学院教育长，空军副参谋长）被分配到父亲所在连队任见习排长三个月，三人由此相识相交。
１９３７年５、６月间，父亲在山西新军中任政治保卫队长（连长），突接上级命令，派他去晋南执行任务，把自己的部队交给贾耀祥（建国前任新四军副旅长， 建国后任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局长）管理，父亲把部队交给贾接管后即赴晋南。７月７日，卢沟桥 事变爆发，中国军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山西民众，尤其是青年，参军打日本热情高涨，贾耀祥以政治保卫队为基础，顺应形势，积极扩军，仅用三四个月时间，就将所辖部队扩编成近２０００人的一个团。
１９３７年８、９月间，父亲由晋南返回部队时，该团已被编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二总队，总队长韩钧，贾耀祥任团长，父亲被任命为营长。１９３７年７月决死队初创时称为总队，后随人员增加，编制扩充，１９３８年后改称纵队。当时在该团任职的还有中共党员乔明甫（建国后任中组部副部长，系＜王若飞同志在獄中＞一书的作者）。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国民党蒋介石策划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史称晋西事变。由阎锡山调动了十几个师的部队围剿新军，企图将这支由共产党領导的抗日部队消灭于襁褓中。事变前夕，组织上将＂带好部队、保存实力、伺机突围＂的命令下达给父亲，并規定了秘密联络暗号。在晋西隰县地区父亲率一营６００余人与敌周旋，经数次战斗，一周后终于跳出包围圈。此时清点队伍，还剩５５２人，基本上保持了队伍的完整。
部队休整期间，正遇八路军１１５师陈士榘支队奉总部命令挺进山东魯西南。当陈支队从父亲所率营驻地经过时，父亲看出他们是八路军、共产党的队伍，立即下令全营尾随跟进。三日后，抵达平汉路附近，陈支队首长派参谋梁乃强（建国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六分部主任、太原２０８厂党委书记）前来联络，询问晋军队伍为什么一直尾随他们行军？父亲吿诉梁参谋，自己是共产党员，本营系决死二纵队所属部队，欲加入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并将事变前党组织秘密下达的联络暗号吿诉了他。
陈支队经与延安联络，证实是自己人。梁乃强再次返回，向父亲传达了陈支队首长的三点意见：１、欢迎该营加入陈士榘支队，２、全营干部战士必須自願加入八路军，因部队奉命去山东建立根据地，即将远离山西，３、全营干部一律降一级使用，即营长改任副营长，副营长改任连长，以此类推。
父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陈支队首长的意見，对全营干部战士进行了说明与动员，只有两名战士表示不愿意去山东，欲返回山西老家。于是每人发大洋５元遣返，其余５５０人被编入八路军１１５师陈士榘支队二团。父亲任三营副营长，时任营长贺健（建国后任总参军交部副部长，吉林省军区司令员），教导员李觉（建国后任１８军参谋长，二机部副部长），副教导员穆欣（建国后任光明日报社长，文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的团长为夏德胜（建国后任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父亲进入陈支队后才发現，其干部战士都是南蛮子，从团长、营长、连长到班排长甚至马伕、伙伕都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红军战士。５５０人的加入使得部队的战斗力几乎增强了一倍。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陈支队二团抵达了以山东荷泽为中心的冀鲁豫边区，又与1940年初到达的原属八路军１２９师的决死二纵队的一个团合并整编为新的团队。在新整编的团队里，父亲见到了自己在晋军中早已熟悉的老乡和战友贾耀祥、白云和王晓。整编后的二团，团长仍是夏德胜，贾耀祥、白云任副团长，王晓任二营副营长，父亲仍然担任三营副营长。当时三营的连职干部也多为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如吴忠（建国后任４０军军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員、广州军区副司令）年仅１８岁，是十一连连长。父亲说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常脫光膀子率队冲锋。王定烈（建国后任空军参谋长、副司令）等。
１９４０年３月，父亲率部在山东冠县伏击日冦的战斗中左肩中弹，子弹从肩窝处进入身体后洞穿，前面只有一个小枪眼，肩后连骨头带肉炸出个大洞，仅剩一条肩胛骨与左臂相连。伤重加之缺医少药导致伤口化脓，腐烂发臭。幸亏在后方医院工作的曾国华将军（建国后任空军副司令員）夫人刘时铁精心护理与及时清洗換药，三个月后伤愈归队。父亲回到团里时，贾耀祥已调鲁南军区，后又随１１５师的部队支援新四軍。白云已去军区司令部任一科（作战）科长，王晓担任了团参谋长。１９４０年６月父亲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二科（侦察）科长，暂时离开了一线作战部队。
父亲到军区司令部报到时，时任军区主要領导是：司令員杨得志（建国后任济南、武汉军区司令，总参谋长），政委张霖之（建国后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副司令員杨勇（建国后任志願军司令員、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长），副政委苏振华（建国后任海军政委），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建国后任铁道兵政委），政治部副主任王辉球（建国后任空军、沈阳军区政委）。父亲的直接領导是司令部参谋长、黄埔一期毕业的阎揆要（建国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父亲任科长的二科，当时不过五六个偵察参谋和描图員。如左良（建国后任国防大学副校长），徐仲禹（建国后任１６军、４６军军长，济南军区参谋长），见习参谋、描图員王钦裕（建国后曾任１６军政委）那时才十六、七岁，还是个孩子。
１９４１年２月，父亲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一分区参谋长，正好与一地委副书记万里（建国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同一区域工作了近两年。１９４２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一年，父亲调任三分区参谋长，时任分区司令员、政委和地委书记于一身的是赵健民（１９４９年２月任１７军首任政委，建国后曾任山东、云南省省长）。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父亲还多次调回军区司令部工作，先后担任过敌工部副部长，时任敌工部长李一非（建国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粮食部副部长）。1946年1月，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在山东东明县组建，父亲担任参谋长一职。时任旅长汪家道（建国后任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政委孙仁道（建国后任17军参谋长），副旅长马宗凱（建国后任云南省军区后勤部长），副政委胡正平（建国后任甘肃省军区、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屈兴栋（建国后任哈军工院务部长）。
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先后在冀鲁豫军区五分区、七分区任副司令员。时任五分区司令员为王才贵（建国后任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七分区司令员为何光宇（建国后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在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的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道，百万雄师，齐下江南，一举突破国民党反动派所谓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南下前夕，父亲被任命为五兵团办事处主任，办事处政委惠世如（河北围场人，１９３２年入党、建国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兵团办事处是一个集司政后为一体的派出机构，負责处理三个野战军（１６、１７、１８军）及兵团本部南下进击途中对内对外的各种事务，纷繁而复杂。这期间，奉兵团首长命令，父亲作为第二野战军的代表，临时接管了武汉至衡阳的铁路，保障了解放大军快速南下。还曾代表杨苏首长专程去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建国后任哈军工校长、囯防部副部长）湖南老家进行了慰问。
五兵团办事处先后驻扎在长沙、衡阳、柳州、桂林等地，为兵团本部及三个野战军的兵力输送、干部往来及武器弹药和被装配置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６军解放贵阳后，兵团办事处进驻贵阳，回归本部。
１９５０年２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吿成立，杨勇任省主席，苏振华任省委书记。组建首届政府前，杨苏首长与父亲谈话，叫他到省交通厅任党委书记兼副厅长，并特别叮嘱，担任厅长一职的将是原国民党中将、第１９兵团副司令王伯勋先生。杨苏首长要求父亲与这位在五兵团逼近贵阳时率部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搞好团结、做好统战工作，同时作为共产党员要负起責任来，不能只管党务不管业务。交通厅的工作搞不好、出问题，不关王伯勋的事，拿你阎海清是问。在省政府一同共事的还有公安厅長吴实（后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商业厅长陈璞如（后任贵州省副省长、辽宁省长、铁道部部长）等许多五兵团及冀鲁豫区党委、区政府的老領导、老战友、老同事。
父亲在与王伯勋先生共同工作的三年多里，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土包子，相处融洽，配合黙契，使原本落后又遭战爭摧残的贵州省的水陆交通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进步。
１９５２年，赵健民调铁道部任副部长兼西南干线铁路工程局局长，点名要父亲到铁道部新成立的隧道公司任经理兼党委书记，同时将原１７军的韩曰翰（建国后任铁道部地下铁路工程局局长、基建总局副局长）、張子厚（建国后任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局长）等干部调去任副经理。
铁道部隧道公司成立时设在四川成都东郊的八里庄，負责宝成线的修建任务。１９５４年１０月，父亲被调到北京，出任铁道部刚刚组建的新建铁路工程总局副局长，时任局长刘建章（后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
１９６４年，布克（建国时任五兵团组织部长、建国后任铁道部基建总局副局长、局长、副部长）由铁道部基建总局局长任上调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父亲被任命为基建总局代局长。
１９６６年秋，父亲陪同邓小平、谷牧等中央領导同志視察三线建设数月，６７年初甫回北京，即被造反派以＂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假党员＂的罪名实施了关押与批斗。关押一年后又发配宁夏黄羊滩及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监督劳动。作为一名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在一只胳膊不能动弹的状态下，仅凭右臂从事体力劳动，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１９７０年国庆前夕，父亲由军管会宣布解放，派去焦枝、枝柳线筑路工地协助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徳将军修建铁路，年底被任命为铁道部第四铁路工程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那时，铁四局驻地武昌杨园，系文革前铁道部实施机构改革时的试点单位，由原铁四局和铁道部第四设计院两个局级单位合并而成，是一家集勘察、设计、基本建设为一体的大型国企。文革中派系爭斗，管理混乱，散沙一片。父亲先行整頓，统一思想，再主持局院分家，决定新成立的第四设计院留在武昌原址，第四工程局則搬去合肥。
一个十万人的大型国企整体搬家，谈何容易？父亲从选址、设计、施工、装修、迁移，一切亲力亲为。在协调与安徽省及合肥市的关系时，他亲自出马，幸有老战友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给铁四局的定址搬迁予以极大支持。
铁四局搬迁完成后，１９７８年铁道部新成立设计予算鉴定委员会，父亲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结束了多年独自一人的京外生活，回到北京家中与母亲团聚。
１９８２年父亲响应党中央号召，与大批老同志一道退出工作岗位，离职休息。
１９８３年６月２1日，父亲因胃癌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铁路总医院，享年６８岁。临终前叮嘱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一切靠自己努力＂。
父亲阎海清的一生，是为打击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奋不頋身、英勇奋斗的一生，是清正廉洁、刻苦奉公的一生，他自１９３６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革命队伍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率先冲锋、不畏艰险、不怕牺
牲，始终率部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战场上。除１９４２年五一大扫荡后曾赴太行党校短暂学习三个月外，从未离开过对敌斗爭的第一线。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二叔阎二清于１９４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沁县老家坚持抗日与组织群众对敌斗争。解放后任大队党支部书记，１９５９年在反右倾斗争中被迫害致死。
我的三叔阎三清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华东野战军，牺牲在淮海战伇的战场上。我曾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碑旁的烈士名录碑中找到了三叔的名字。父亲１９２８年３月离家当兵时，三叔尚未出生，全国解放前夕，三叔已血洒疆场，因此兄弟二人从未见过面。阎家兄弟三人都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纵观父亲一生，在历史关头的两个重要节点上，他都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一是１９３６年９月宣誓加入共产党，二是１９３９年１２月率一个营５５０人加入了八路军１１５师的序列。他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遵守纪律、从不向组织伸手要职务、要级别待遇，无条件地、兢兢业业地干工作。解放前是打仗，冲锋陷阵,消灭敌人。解放后又与许多老首长、老战友及众多新同事、新老工程技朮人员一起，创建、发展、 壮大了近百万铁路基本建设大军 ，使得我国铁路基本建设队伍长期以来能够称雄世界。在祖国十几万公里的铁路线上撒下了父亲的一缕心血和数滴汗水。他一生的历程，为我们五个子女及孙輩作出了榜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我的母亲白维钧，１９２０年３月出生于河北省广平县南卜乡南刘村一户富裕农民的家庭。受中国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父母自幼不送她上学堂。见别家孩子读书，她羨慕得不行，１３岁时绝食一周，才逼得父母同意，允其读书。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母亲正读四年级。她的班主任是中共党员，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老师的率领下，母亲与部分同学走村串户貼标语，喊口号，号召民众打日本。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班主任带着母亲和另外三名同学瞒着父母到广平县城报名参军，当她们来到县城中心大街上时，两个征兵站对峙而立。路西是国民党孙连仲兵团新兵征集站，参军就发現大洋；路东是范筑先領导的抗日民族先锋队新兵报名处。老师带着四个学生径直走到路东，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民众抗日武装。入伍后被分配到冀南军区三分区做民运工作，主要任务是动员男女青年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她先是动员自家子侄参军入伍，继而是走村穿巷，挨家挨戸地说服家长们送儿女当兵。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２年的四年间，母亲活跃于大名、肥乡、广平、魏县等地，被当地百姓称为白大姐。经她说服动员走上抗日战场的男女青年超过２００人。母亲在军分区时副司令员是高厚良（建国后曾
任空军政委）。母亲于１９３８年入党，１９４４年，经调往冀南军区任职的李一非介绍与父亲认识并结婚，婚后调到冀鲁豫军区工作。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日本签字投降日，我大哥阎晓民出生在山东曹县。
１９４９年４月，母亲随部队南下，任五兵团办事处勤务连指导员。建国后一直追随父亲，频繁地调动工作。１９５５年调入北京后，在铁道部党校学习一年，后分配至铁道部丰台桥梁工厂当人事科长，在这一岗位上她一直干到离休。
在女干部里，母亲参军较早、入党较早，却从不摆老资格，朴实得像农家妇女。她一輩子兢兢业业于组织上分配的工作，扶持丈夫、维系家庭 。
文革期间，在父亲被打倒、被关押、子女们纷纷上山下乡，全家七口人分处六省市的情况下，一面独立支撑一个家庭，一面天天下車间劳动，其脑部肿瘤即是被车间龙门吊上的吊装物击打后所引发的。即便如此，她仍然毫无怨言，鼓励子女们在农村踏踏实实地劳动，向貧下中农学习，掌握种地本领。她一辈子的高级化妆品是蛤蜊油和百雀灵，自己省吃俭用却成年累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钱送给子女多、生活困难的工人师傅。她还给同样被打倒被关押的在冀鲁豫时就认识的老战友家里送钱，帮助人家渡过难关。
母亲离休以后因脑瘤发作而失语偏瘫，入院两年后于１９８６年９月８日逝世在北京天坛医院，终年６６岁。
母亲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事业，勤恳工作、勤俭持家、乐观直率、勇于助人。始终保持了老八路的本色，还辛辛苦苦养育了我们兄妹五人。她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总是迴旋在我们的脑海里，让人毕生难忘。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永远活在孩子们的心里！
阎晓怀2017年9月29日于北京
(作者阎晓怀，阎海清次子，1948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祖籍山西省沁县。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47中学。1968年9月赴内蒙古突泉县插队，1970年12月入伍，在16军历任战士、班长、副指导员、指导员，47师教导队副政委。1981年12月转业到铁道部，历任科长、副处长、处长。著有长篇小说《曲折》三部曲，中国古典家具丛书三部等8部作品。1988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策展了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杰出艺术家一一陈子庄遗作展，使四川这位少为人知的画家享誉海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