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 农家子弟“黑车轴”
时光铸造历史。烽火硝烟岁月卷过，转瞬之间已是八十多年前的往事。
我原名岳殿升，曾用名岳克，1922年出生于山东平原县曲路店村。曲路店村中间有一条3公里长的官道，村子的东边是京浦铁路，西边是马家河，交通很便利，在当地是有点名气的大村庄。
父亲上过学，比较开明。我母亲生了3个孩子，我是老大，父亲很宠爱，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从小就把我送到村子北头的私塾里念《三字经》、《百家姓》。
有了弟弟以后，父母都希望再生个闺女。结果天遂人愿，母亲果然又生了一个女孩。哪知妹妹出生不久母亲就得病死去了。父亲非常生气，认为母亲的死和刚刚降生的女孩有关，就将小闺女送了人。
不久，父亲娶了20岁的继母。继母性格倔强，看不惯父亲对我的宠爱，偏不顺着我。有一次为了一点小事，父亲一气之下打了继母，继母因此和我结下了不解的怨恨。过了些日子，经继母一再劝说，父亲离家外出，到黄河入海口的滨县“垦丈局”谋到一个职位，后来熬上了县教育局的录事，挣钱养家糊口。
父亲离家之后，继母的权威全部施展出来，和我的关系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我的私塾也上不成了。那时我才八九岁，继母让我和外祖母的长工一起吃住，整天干农活，还要忍受她无缘无故的痛打和辱骂，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多，让我感受到了社会底层的艰辛、不公和痛苦。
我从小就性格倔强，受不得冤屈，觉得活在人世上，名声很重要。我记得刚刚认字的时候，父亲指着村里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匾，要我知道那4个字是“望重乡里”。他要我将来也能这样。可是我天天干农活，饭都吃不饱，怎么能“望重乡里”呢？
我13岁那年，在外面做事的父亲回家了。他一看我没有上学，非常生气，和继母吵过之后，把我送进了离家10多里路的刘家屯中心小学。父亲的决断改变了我的命运。
经历了艰苦农家生活的我，重新燃起了读书的愿望。由于热爱学习，我的学习成绩相当出色，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读完一个学期就跳一级，结果只用两年就读完小学课程。
在学校，我得了两个外号：一个叫“铁第一”，因为每次考试都是这样；还有一个外号叫“黑车轴”，因为过去长年累月干活，脖子晒得特别黑。
二、求学 鬼子的飞机扑来了
在当年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们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革命？又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读者可以从文字中读到岁月留痕．．．．．．
1937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入了平原县中学。正当我憧憬着美好读书生活的时候，天上飞来了日本飞机，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7·7”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就要打过来了。父亲赶到学校，吩咐我家里已准备了便衣，有“事情”就回家“躲一躲”。
我根本不想回家，还想上学。1937年9月中旬的一天夜里，韩复榘的军队突然开进学校，说他们要打仗，要住我们的学校，把老师和学生都赶了出来。
大家乱成一团，一位老师勇敢地出来高呼：“不愿意回家愿意上学的跟我来，我们去济南借读！”有些同学响应了这位老师号召。这时，我手里只有算伙食帐退还的一元钱，就拿着这一元钱，跟着同学们去了济南。
来到济南，形势十分不妙，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几位学龄大些的同学看我年龄太小，时间长了困难更大，决定送我回家。
我不走也不行了。谁知刚刚走到黄河大桥，就传来消息说，日军已逼近我的家乡，有家也不能回了。我们只好返回济南。
侵华日军一步步逼近，我们先退到滕县，又经济宁、菏泽来到了河南的郑州、许昌，再到南阳的赊旗镇。这时，很多山东来的流亡学生集中到了这里，以山东省立菏泽中学为主，成立了“山东联合中学”，管学生们吃饭，我们这些人也包括在内。除了上课，我们和东北流亡民众联合在一起，演戏、唱歌、喊口号，真是轰轰烈烈。
我的同学中有朱鸿恩、朱鸿勋兄弟，他们有个哥哥叫朱鸿均，参加了新四军。朱家兄弟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组织了“野军”读书会，传播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我的要好同学许尚仁（许宏刚）带我也参加了进去，读进步书刊，讲革命故事，在同学中传阅“禁书”。我在这时读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顿时明白了许多道理；也在这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心中燃起了革命的火花。
由于日军逼近，学校迁往湖北，到达汉水边的郧阳后，改名为“国立湖北中学”。时间不长，我们又沿着汉水过秦岭、虎牢关进入四川。我们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道路前行，在路上看到了许多红军留下的大标语。这自然成了同学们议论的内容，我们读书会的同学常常利用这样的机会宣传革命道理。
1938年底到1939年初，学校迁到了四川绵阳，改名为“国立第六中学”。校本部（高中部）设在绵阳城里，一分校（师范部）设在梓潼，二、三、四分校都是初中部，分别设在德阳、绵阳新店子镇和罗江几个地方。我在三分校。
三、追寻 方岳发展我入党
回顾自己的战争岁月，视为对历史的尊重和生活的快乐。
他们的神采使我们惊叹，他们身上洋溢的对生活的乐观精神令我们敬仰。
学校有了暂时的安定环境，“野军”读书会的朱鸿恩、朱鸿勋兄弟去成都找到《新华日报》川西办事处汇报情况，要求派干部来指导我们的学习和活动。于是在这年的春夏之间，中共川康特委派出负责绵阳地区工作的中心县委书记方岳前来我们学校接头，布置工作。1939年冬，方岳第三次来到绵阳指导工作的时候，分别发展了徐方明、许尚仁和我3个人入党。我们3人组成了一个特别支部，我是宣传委员。方岳先后带张英、张帆来学校参与指导工作，并交代有急事怎么找他。
我们在学校师生中积极开展活动，发展了一批又一批党员。
我们将订阅的《新华日报》公开贴在阅报栏上，组织大家讨论形势和报上的文章，演戏、唱歌、体育活动也展开得有声有势，并组织学生借故打跑了袒护三青团的童子军教员。许多学生加入了进步社团，国立六中成了出名的“红色学校”。
学校的名声大了，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0年春，他们派特务在绵阳校本部放了一把火，然后栽赃说是共产党杀人放火，开始对老师和学生进行大搜捕。
这次大逮捕最初针对校本部，其它分校暂时没动。我们分校表面安静如常，实际上人心慌乱，我们也在焦急地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情况危急，支部书记走了，不知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
我和许尚仁商量，去三台县找方岳去！我们用看望老师的名义去了三台。但在原先说定的地方，却没有人知道方岳。我们扑了个空。
回来的路上，我俩反复商量，看来是要靠自己独立战斗了！许尚仁决定先离开学校去成都找工作，为后来者开路。我继续留在学校坚持。
没想到不久就出了事。我不小心，被人发现在晚上偷看《列宁主义问题》；张宝贵、赵永祥同学传达我们开会的记录也被训导主任发现。眼看迫害抓捕就要来了，我们3人连夜逃离学校，到成都找许尚仁。
尚仁一个人的收入要管3个人吃饭是不行的。我就在离成都不远的崇庆县（现崇洲）城西厢小学谋了个职位，教音乐、体育。我在学校教唱《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很受欢迎，抗日救亡的气氛鼓动起来了。这里有位教师还教我带领学生跳轻快的“土风舞”，结果轰动了全县运动会。我这个新来的“下江人”受到了民众欢迎，也受到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我很快知道自己受到了怀疑和追查，马上回到了成都，请许尚仁帮我找工作。
许尚仁找关系把我安排到一家纺纱厂当“助理员”。厂里有位名叫王以忠的管理员，为人宽厚，很照顾我。他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过早进入社会起不了多大作用，生活也成问题。“我建议你考大学。现在燕京大学已从北平搬到成都，秋季招生，这是个好机会。我给你解决文凭学历，学科考试请李总工程师帮助辅导，你多下些工夫，我给你时间复习。”他还给我改了一个名字叫“岳克”。在他帮助下，我于1941年秋考进燕京大学新闻系。
四、光明 从燕大到中原找组织
穿过枪林弹雨，趟过战争血海。烽火染红的岁月，是他们那一代人独有的，而这段历史也因独特而凸显珍贵。
进了燕京大学怎么办？我和尚仁等商量，总的精神是：不出头，不落后，广交朋友，随大流。我虽然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但已得知党中央对大后方的政策和要求，因而随时都按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直接间接联系同学，注意观察他们的政治态度，明显看出来的党员，不管他有没有直接组织关系，不勉强别人暴露身份。
我认真完成学校课程，还选修了专讲“唯心论”的哲学课，使自己的思想认识更深刻了。
我和一些同学组织出版了《杂伴》墙报，还利用报纸副刊写杂文批判无政府主义。这期间，我的中学同学刘清波（原名刘照溪）考进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和中共南方局青委负责人刘光接上了关系。他们办小报《沙坪新闻》，邀我当“特约通讯员”，报导成都学生运动。后来他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了中共南方局青委。
1945年夏天，我到重庆《国民公报》当实习记者，和南方局青委接上了头。见面后他们要我写两份材料：家庭出身和经历，另一份是入党、失掉关系的经过。他们研究之后找我谈话说，本来准备派你到湘西去，埋伏下来，开展工作，迎接湖南解放，但一时落实不了。而你在重庆又不能久呆，所以，“决定你到鄂豫皖边区党委去”，给你带“组织口号”，“从你到达之日起，承认你是正式党员”。
青委负责人还要我带燕大经济系女同学吴凤真同行。我认识她，但不熟悉，以前没有直接交谈过。
吴凤真，1922年8月生，安徽贵池人，到武汉上了小学，在四川万县上完中学，考入了燕京大学。她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里逐渐成长起来，思想进步，决心投奔革命。
我和吴凤真化妆为经商的夫妇同行，一路交谈使我们相互有了了解。
我们先坐船出三峡，在三斗坪上南岸，进入湖南津市，这里是国、共和日伪“三不管”的地方。我在这里得到通知，明天通过日军封锁线。
那天晚上，我和吴凤真谈了很久，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还年轻，就这样要面临生死考验了。明天虽然危险重重，但我们抱定了坚决向前的信念。这时，我们发现彼此已经有了感情。于是决定，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对恋人，一起去突破生生死死的封锁线。
结果，我们比较顺利地在长江藕池口附近突破日军封锁线，进入了中原根据地。
接待人员要我们填表时改个名字，我一时没有准备。突然想到，这里是“李先念的中原”，灵机一动，就改名为“李原”，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现在。吴凤真呢，改名为吴舫，这个名字也用到了今天。
来到新四军，我们进入李昌领导的青年训练班，并跟随李昌带领的战地服务团开辟新区、建立政权、组织力量支持部队打枣阳。战事不顺利，又大踏步地撤回铁路东。我们曾留下打游击，后来又让我们急速归队，我到一个战斗连队当文化教员，吴舫留在战地服务团。国共两党停战谈判开始后，我调到中原军区司令部，参加军调处三方小组的工作。
转眼到了1946年初夏，国民党调集大军进攻中原，中原解放军主力决定突围。这时，组织上同意我和吴舫结婚，批给我们5元钱，我们举办了战地婚礼。
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马上就要打响。我被抽调出来参加疏散工作，把中原军区一部分伤病人员和文职人员转移出去，留下精干部队，以利战斗。把这批人员全部撤出之后，临战夜前，我和吴舫遵照上级安排，隐蔽地来到了公路上，迅速撤离战地。
五、岁月 奔向人民日报
他们都经历了革命战争的洗礼，他们都曾是人民日报红色报人，他们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们亲口告诉你：这些青年男女来自哪里？是什么信念引导他们走向革命？又是怎样走进人民日报？
我们先到信阳，声称自己是去北平燕京大学复学的学生，坐火车到了安阳，又从安阳坐马车一路颠簸到了河北邯郸。
我们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接上了组织关系。恰逢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前来采访，吴舫英语好，又是女性，就被派去担任斯特朗的翻译。
我在邯郸工作的时间很短暂。中原大战之后，国民党调集军队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逼，新的大战眼看就要爆发。
这时，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已经创刊，人手紧缺。我和吴舫向领导我们工作的中央局秘书长陶西晋提出，大规模战争即将爆发，我们对军事毕竟不熟悉，熟悉的是办报，希望调到新创办的《人民日报》去。
陶西晋同意了我们的要求。这时已到了1946年7月，战争形势紧张，人民日报编辑部已撤出邯郸，向西进入武安县南文章村。我们来到南文章村向人民日报编辑部报到。
我到人民日报后，刘希玲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和何燕凌，还有王定坤、李克林，两男两女为一个组，共同编辑地方新闻版。吴舫被分配到数据室工作。
我们在南文章村的时间很短，由于战局紧张，人民日报编辑部西撤到太行山麓的河西村。到了河西村就稳定下来了。
当时武安农村正在搞土改，我们也到各个村庄，经历了许多群众运动的场面。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推翻了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平分土地，使贫苦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青壮年男子踊跃参军，保卫土改成果。这些情景使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感到兴奋，都积极地投身进去。现在回过头来看，土改运动中出现过“左”的偏差，当地“搬石头”（对地主进行肉体消灭）就是其中的问题。对这段往事，我进入晚年以后经常想起，深深地感到，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我们凡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实事求是，才能把事情做好。
在农村土改同时，人民日报编辑部进行整风。我这个人心直口快，对当时存在的工农干部看不起知识分子干部的倾向等提出了意见，认为各有所长，应该互相尊重。没有想到我的意见闯了祸，受到了很严厉的批判，使我自己也成了整风对象，检查了很长时间难以过关。我们曾经说入党要经受“脱胎换骨”的改造，但当这种改造真的临到头上可不是好受的。我一度吃不下，睡不着，反反复复地考虑。有些人说我“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还没入党”。开始我不服气，后来还是检查了。思想入党，就是要彻底丢掉“个人”，一心一意为了党，听党的话。这期间，萧航和林韦等都来和我谈话，他们鼓励我，也提醒我对有些事情不可太天真。
在河西村的岁月，既使我焕发了革命热情，也初次经历了党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加深了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经历还是有益的。像我们这代人，就是在各种复杂环境的锤炼中成长的。
六、征程 凯旋进京又南征
在人民日报铭刻历史的铅字背后，他们的经历、战友、亲情，还有无限的感悟和感慨，这些经历与感受和共和国的成长融汇在一起。
我的党籍问题实际上是进入根据地经历了一年的考验后才解决的。组织上告诉我，由于我没有找到入党介绍人，党龄就从进入根据地之日算起，如果以后找到入党介绍人，再加以改正。
我永远不会忘记武安河西村。1947年4月，我的大儿子岳虎在边区医院出生。孩子出生后寄放在老乡家，老乡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跟子”，“跟着生儿子”的意思。他们把孩子当自己的儿子抚养，一直到解放后我和吴舫都到云南工作，吴舫才去河西村把孩子接回来。
人民日报整风之后，我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参加武安九区的“土改复查”，对土改中一些“左”的做法进行纠偏。这项工作很得民心，工作上也比较顺利。
由于参加土改纠偏和对工作的收尾，我是晚些时候才赶到河北平山里庄的。吴舫比我早去，她经历了华北《人民日报》在里庄创刊的日子。
1948年9月，我参加了华北记者团，到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峪学习，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给我们讲课。这些讲课总的精神就是，我们很快就要夺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就要建立全国政权了。《人民日报》将成为党中央机关报，我们这些编辑记者都要做好准备。参加这个记者团的编辑、记者，后来都成为各方面的骨干。
10月初，“华北记者团”结束在陈家峪的学习，徒步回到里庄，我见到了刚刚降生的二儿子岳雷。但是没有几天，傅作义军队南下袭击石家庄，形势非常紧张，吴舫还在月子里就跟随大队人马转移。我留在里庄，和李庄等人一起坚持办报。待到傅作义军队被打退，报社编辑部搬到了东焦村。
很快，平津战役展开，副总编辑王亢之带队去了天津前线，筹办《天津日报》。我编入了范长江率领的先遣队，奔向北平前线。
那些日子事态纷杂，千变万化，我们胜利向前，势不可挡。
1949年1月31日，范长江带领我们挺进北平。守军打开西直门，首先让我们进城。我们来到王府井大街，接收了国民党《华北日报》。《人民日报·北平版》于2月2日创刊，创刊号第1版是何燕凌和我编辑的。
3月15日，以张盘石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编辑队伍从河北获鹿县东焦村进入北平，接手《人民日报》。“北平版”停刊。我们办“北平版”的全班人马由袁勃带领，创办北平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市委书记彭真、宣传部长邓拓亲自抓，不但审稿，有时亲自写社论。
这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三野战军进军西南，向中央要办报队伍。中央决定，停办《北平解放报》，全班人马由袁勃率领，带上毛泽东新题写的报头，远征云南创办《云南日报》。我也是其中一员。
就这样，我离开了人民日报，和许多老战友分别了。从此，我长期在云南工作。不久后，吴舫也离开心爱的《人民日报》，到云南和我团聚。从此，她也一直工作在云南。
初到云南，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很巧合的事情。一次和云南地下党领导人会餐，发现席间一个人有些面熟。我试探着问了几句，原来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方岳！现在他改名侯方岳，后来是著名学者。我们10多年没有见面，互相认不出来了。这次见面，使我的入党时间得到了确认，但是也没有落实。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文革”之后的1978年，中央下达有关文件之后。
这就是我，一个青年学生在青春似火的年代里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人民日报工作的历程。
此文登载于《战火染红青春岁月——人民日报口述历史（第一卷）》
（李原口述 钱江2012年3月整理 ）
第一排左一任贵三，左三朱靖宇，左四陈和，右四段惠卿。第二排左二田畴，左四周兴柏，左五许南波，右二孙振华，右五李原。195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