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作军 洪流
蜿蜒在"世界屋脊”上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被誉为连接祖国首都北京与拉萨的“金桥”，这对于促进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繁荣,提高藏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密切西藏人民和祖国内地人民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保卫西南国防，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当时黄作军任五十三师师长,洪流任政委。那已经逝去但深深留在我们记忆里的修筑川藏公路的日日夜夜，又生动地浮现在我们脑海里。当年参加这一艰巨浩大工程的全师指战员,他们为完成这一任务所贡献的力量与智慧，所战胜的艰苦与困难，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特别是那些献出了宝贵生命长眠于公路两侧的战友们，他们的名字已与川藏公路一起载入史册。
一面进军 一面修路
1950年初，我师部队接受进军西藏的任务后，深入进行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进一步激发了干部战士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革命热情，纷纷表示: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使西藏同胞回到祖国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来，决心要在胜利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伟大事业中建立新功。
当部队踏上向西藏进军的征途，执行着“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任务时,部队中反映出一股情绪:“向拉萨进军光荣，修筑公路艰苦”，愿扛枪当名战斗员，不愿握锹当个筑路工。对党中央、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意义缺乏认识，把“进军”同“修路”对立起来。我们针对这一模糊认识，反复引导部队深刻理解“进军西藏”与“修筑公路”的关系。向部队讲清“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是党中央、毛主席根据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重大决策，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进军西藏的根本目的。“进军”与“修路”是一致的，修路是进军的组成部分。公路不断向前延伸，向西藏进军就步步巩固。公路修到拉萨,修到边防,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我们部队就能在西藏、在边防牢牢站稳脚跟。要实现胜利进军，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必须努力把路修好；要巩固西藏边防，必须努力把路修好;要建设好西藏,帮助兄第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必须努力把路修好。当广大干部战士理解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重大意义后，提高了努力筑路的光荣感、责任感,增强了永远是个战斗队与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以旺盛的劳动热情和高昂的战斗意志投入到紧张艰苦的施工中，推动着筑路任务的胜利完咸。
让高山低头 叫河水让路
“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毛主席的这一号召，深刻地阐明了建设西藏交通的重大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完成筑路任务的艰巨性。川藏公路是在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国家正处在经济恢复的初期,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之际开始修筑的。当时国家财力不足，物资不丰富，科学技术落后，存在着不少困难。虽然全国大力支援，但施工条件还是极其艰苦的。川藏公路全长2200多公里，平均海拔高达3000米以上。路线长，地质条件复杂，工程的浩大与艰巨，举世罕见。川藏高原山脉河流南北纵列，高山夹着深川急流，深川两侧奇峰峭壁屹立。从四川的二郎山到拉萨以东的敏拉山，共翻越海拔3000米以上的14座高山;从青衣江到拉萨河，共跨过几十条大小河流;其间更有流沙、冰川、泥沼、塌方、地震、冻土和原始森林等复杂地段。我师部队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到筑路工地，领导同志缺乏组织领导施工的经验,干部战士不懂得在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不同作业方法。再加上高原特有的空气稀薄缺氧，呼吸困难,高山气候变幻无常,时而烈日,时而冰雹，冬天气温常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风沙狂舞。既有高山病的威胁，也有蚂蟆、草虱的袭击。部队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仅有铁锹、十字镐、钢钎、铁锤、铁箕等简单施工工具,而且数量不足。没有房子住,每人发一块方块雨布，白天当雨衣，夜里当帐篷。发给师团机关少量的帆布帐篷,也还得把帐围和帐顶分开两下用，既不能挡风，也不能防雨。高原气压低,又无高压锅，饭煮不熟。没有新鲜蔬菜吃。有时因运输补给不上，还得喝稀饭，挖野菜充饥。营养不良，不少同志得了夜盲症。所有这些,都是摆在部队面前的巨大困难。我们的战士身背背包，手持简单工具，在人烟稀少，甚至鸟兽绝迹的高山上，战天斗地。凭着顽强的意志,依靠集体的智慧,一锹一锤，一里一里地开拓着，使川藏公路遂段地向前延伸。
施工的组织领导是一个新课题。从修路开始，师团司令部成了筑路工程指挥部，各级军事干部全力以赴组织领导施工,连以上单位建立有工程研究小组。每年施工开始，我们按照公路修建司令部的部署,使用兵力。分配任务，研究作业方法，充分发挥全部人力、物力的作用。对每日每周的工程进展、施工效率、工程质量、施工经验、以及防病、防险，保证人员健康和施工安全等，自下而上都有一套严格的报告、检查、鉴定、总结制度。对重点工程和较大的桥梁，选派施工作业能力强的部队担任，或集中各单位作业技术熟练的同志组成突击队伍攻坚。每段工程，师团都组织先遣队提前进入新工地,复查路线，复测水平，补椿，确定部队驻地,筹划主副食，调查民情和气候、水源情况，做好全面施工的准备工作。通过不断实践、摸索，各级指挥员较快地掌握了组织领导施工的特点和规律，使施工得以顾利进行并保证了工程任务的胜利完成。
雀儿山、甲皮拉、达马拉、初次拉以及地质条件特别复杂的波密地区帕龙地段，都是我师筑路中碰到的劲敌，但都被筑路英雄们战胜了，征服了。
1951年11月初，甘孜机场工程基本竣工，我师部队接受了与兄第部队和技工大队于年底前打通雀儿山的筑路任务。雀儿山海拔修5047米，是川藏线上著名的一座高山。我师部队正式投入路任务，是从攻克这个堡垒开始的。在热（亚)昌（都)段执行筑路任务的工兵八团,亦同时调进雀儿山西台站一线施工。
雀儿山终年积雪，童山濯濯，气候严寒，空气稀薄,花岗岩层坚硬，冻土厚达一米以上，部队投入施工之时，已是大雪封山,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度左右。部队集中10天时间,学习了一般筑路施工常识,就进入了雀儿山工地。当时部队缺乏石方作业和剥掉冻土的经验，对在高寒缺氧的气候条件下施工的适应能力也很差。但经过动员，战士们的情绪高昂。他们说:“山再高，没有我们志气高;石再硬，没有我们骨头硬1”他们哲言:“铁山也要劈两半”，“不打通雀儿山不下山”。不懂打眼、放炮技术,就向邻近的工兵部队学习。硝壁上没有站住脚的地方，他们就缚上绳子，悬空打炮眼。当时，有些战士双手冻裂出一道道口子，抡着铁锤血从裂口处冒了出来，掌钎的手握在冰冻的钢钎上,有的皮肉都被粘了下来。首战雀儿山，历时两个多月，部队主要靠意志，拼体力，实现了战士的誓言,提前完成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赋予我师的任务。工兵八团五连班长.筑路特等功臣杨海银同志，在这座山上创下了一个半小时抡锤打钎1200余次的记录，炮眼深度达1.7米，被誉为“千锤英雄”。特别是一五九团三连炮班班长张福林同志，为了打通雀儿山，忘我地劳动着。他不倦地钻研石方作业技术，采用放大炮爆破的方法，第一炮用70公斤炸药炸掉坚石540立方米，第二炮用40公斤炸药炸掉坚石470立方米，超过标准工效26倍，使全班平均工效提高24倍。1951年12月10日，张福林同志在连队吃饭的时间，独自一人在工地上检查石方作业，被突然脱落的一块两立方米大的尖石砸在身上。他在牺牲前，念念不忘的是早日打通雀儿山，把公路修到拉萨去。他告喁战友们接受他的教训，注意施工安全。他向指导员交纳了最后一次党费。他牺牲后，从他的挂包里掏出一本日记本和5包菜籽。这两件遗物凝结着张福林同志建设西藏的崇高理想，表现了他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张福林同志是许多筑路英雄模范中最突出的一个。1952年经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党委批准，追认张福林同志为模范共产党员、一等功臣,并命名他生前所在的“六〇"炮班为“张福林班”。张福林同志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建设西藏的一面红旗。我师部队在几年筑路中，一直广泛深入地开展向张福林同志学习的活动，他的英雄事迹一直激励着部队干部战士奋勇前进。
力争在大雪封山之前，抢通甲皮拉、达马拉，是我师部队1952年筑路施工的重点工程。甲皮拉、达马拉海拔4800米以上，工程艰险，成为实现1952年底通车昌都的主要障碍。为了达习“路通、桥通、重点工程通”的要求，我师部队在征服了海拔600米的矮拉山、转向4640米的宗拉依山施工的同时,师组成了仓修重点工程先遣指挥部，并率领两个团先期进入工地的抢修。
先遣施工部队于7月初背着沉重的行李、料具跃进到甲皮拉、达马拉。山上严重缺氧,呼吸困难,部队刚住下来，接连好几个同志患高山病，在急往山下护送的路上就牺牲了。一到山上，接连下了七八天的大雪。大雪大风压倒刮倒了几十个大帐篷。部队帐篷架在山脊上的雪地里、斜坡间，铺下垫的干树枝、碎石头，雪融化时，水从铺底下流过。帐篷漏水，就用雨衣盖在被子上睡。被子结着一层冰霜,鞋子冻结在地上。补给供不上,就喝稀饭，有时请昌都地方同志磨好糌粑送来吃,由于缺食油,吃了糌粑往往大便困难。在这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同志们仍很乐观，情绪高昂。施工中碰到的最大困难是厚厚一层雪覆盖着沉睡千年的树根草皮，和冻土结在一起。战士们把雪铲掉，用镐挖只起一个白印，十分坚硬。硬拼不行，采用火攻，从十几里以外砍来干枝点燃，把冻土烤化，再一点一点地挖，一层一层地剥。山顶上的气候一天几个变化，时而出太阳，时而下雨，时而风沙弥漫，大雪纷飞，冰雹倾泻而下。同志们白天穿看狲的衣服、冰冷的鞋子劳动,夜里烧火烤衣服，几乎没有一天穿上干衣服施工。特别是在甲皮拉山顶上一段工地,大雨大雪和融化的冻士形成的泥浆有一尺多深。部队成天在冰雪泥浆中作业，许多同志腿冻硬了,红肿了，划出一道道血口子，但情绪仍是那样乐观。他们自编歌子边施工边唱:“雪花儿飘，甲皮拉山上遏英豪，雪山红旗分外红，雪里鲜花分外香……”同志们就是这样以高昂的斗志,剥开冻土,铲掉稀泥，又从数十里以外背来石头，填实铺平路基。一五八团副政委洪凯同志、副团长苑庆祥同志深入工地,加强组织领导，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大大鼓舞了士气，工效成倍地提高。后面施工部队上来了,经过同风当搏斗110多天，终于使公路象条欢腾的巨龙，逶迤行进在60多公里的山脊线上，提前延仲到澜沧江边。
1953年，我师部队在提前完成年拉、邦达草原等施工任务的有利形势下,再接再厉，乘胜前进，全师会战于海拔4319米的初次拉和悬岩峭壁高达40多米的然乌沟。这是一场攻坚战。阵地下一条狭窄陡硝的峡谷，谷底急流奔腾，公路设计线在峡谷半腰的绝壁上。工程多是石方作业，石质坚硬，数量大且集中，不易展开作业。部队投入施工，已是寒冬季节，刺骨的狂风呼叫着,最低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部队经过两年筑路锻炼,掌握了高原施工技术，适应了强度很大的体力劳动，培养了一种可贵的精神:工程越艰险,困难越大,干部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愈强烈,完成任务的责任感、荣誉感愈增强。要是汽车不能按时从自己所担负修筑的地段通过去，从上到下就象在战场上吃了败仗一样不光彩。
整个峡谷沸腾起来了。石崖上挂着密密的绳索，每根绳索的尖端系着一个无畏的筑路勇士。他们通过绳索联接成的软梯上下工，悬空抡锤打炮眼。在一段长300米的绝壁上，随着作业面积的扩大，先后集中了全师石方作业技术好、体力强的32个连队,日夜分4班突击。干部战士情绪始终饱满,各连之间密切协同。冉宪仪参谋长等师团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昼夜不离工地，细心组织指挥。他们人瘦了，眼睛也熬红了。当时部队已熟练地掌握了石方作业技术，普遍推广了前两年开展工程民主、技术创造运动中所创造的“自来水打炮眼”、“底层爆破”、“台阶式爆破”、“梅花形爆破”等等作业技术,使全师平均工效达190%，开石方达21万立方米，超过原设计数的67%。峡谷按时打通了，公路展现在然乌湖畔的森林区。同兄弟筑路部队与民工队一起，超额18公里完成了1953年的筑路任务，为1954年通车拉萨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4年是争取川藏公路全线建成通车的一年。我师部队经过冬整,体力得到恢复。公路即将修到拉萨,精神十分振奋,刚接受了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的慰问，受到极大鼓舞。全师部队在背运了一个月的主副食和料具,作好物质准备的基础上，以更加高涨的热情，于3月下旬进入了波密地区帕龙地段筑路。这段公路线设计在沿江河谷地带。这一地段群山环抱，青翠宜人,海拔较低,雨水多，气候温暖湿润。但就在这一地区，不但要忍受草树丛中密布的蚂蟆、蚊虫叮咬，而且地质、水文情况极为复杂，有冰川泥石流,有大面积的流沙，有不少岩石碎落塌方等。就在这样地质条件下,工程进展很快，路基迅速开出来了。可是就在这时,波密地区降雨特大，我师施工地段从6月8日山洪爆发，迄至6月底洪水越来越猛地上涨，一直持续到8月底。我师开出的路基,修起的桥梁、涵洞，遭到了严重的水毁，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单是三次部分改线，就给我师增加了24万多个标准工日。更为沉痛的是这段施工中牺牲了35位同志……。一五七团六连二排在帕龙和拉月之间的老虎嘴石崖开出的整个路基被水冲毁，从20米高的悬崖上滑坡到咆哮的洪水里。正在施工的同志中，有9位随着滑坡被浪花吞噬了。在滑坡区以上身拴保险绳的17位同志被悬空吊起。副排长邬贵相同志陷落崖下，在生命危急时刻还奋力跳入洪水抢救战友，不幸壮烈牺牲。年仅18岁的战士梁兴邦同志，在石崖下塌后，自己已被砸得头破血流，腿臂伤折，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又面对可能被不断下滚的石头砸死的威胁，连跌带滚地挣扎到急流边，去敦护被大石压在水里,尚未停止呼吸的副班长吴才滨同志。这是一种多么崇高多么真挚的友爱!他们的英勇事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水毁路基，部队情绪受挫。在这关键时刻，公路修建司令部召开了加龙坝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提高部分路段线位,增添了特殊防护工程的设计，坚定了1954年底通车拉萨的决心。师总工程师李昌泽同志和团、工程分段的技术人员,对这一地段施工技术指导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们同干部战士一起现场研究作业,给部队上技术课,绘图讲解,搞模型展览，组织参观示范作业，使干部战士很快掌握了帕龙地段防护工程的新技术，学会了在不良地质地段的不同作业方法。在洪水面前,几年来经过严峻考验的战士，能向它屈服吗?战士们回首东看，一座座高山奇峰都被征服了，低头了,抬头西望，拉萨已经相距不远了。为了保证1954年底通车拉萨，他们响亮地喊出:“让高山低头，叫洪水让路"的口号,师《战旗》油印报在头版头条以这个口号为标题发表文章，激励全师指战员把洪水吞去的时间抢回来。全师同志的意志、力量和智慧,在这个口号的鼓动下充分地发挥出来,一鼓作气在波密地段拦住了排山倒海的流沙，越过了咆哮而下的冰川，跨过了奔腾的急流，进而翻段填实了举步难行的鲁郎沼泽地段，穿过了不见天日的色霁拉原始森林。于1954年11月27日与川藏公路西线筑路部队、民工会师在巴河桥头，胜利完成了通车拉萨的任务。
开展工程技术民主 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修筑川藏公路，是一个艰苦繁重、长期持续而又带有突击性的体力劳动。1951年部队接受修筑甘孜机场任务时,发动了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组织部队以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来提高工效。接着在冬季抢修雀儿山时，基本上仍以加强劳动强度来提高工效。部队中虽有群众性的技术创造，领导上也作过一些推广，对工效的提高，任务的完成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战士们蕴藏着的创造精神,未能引起我们领导的高度重视。
甘孜机场的修建和雀儿山段公路的抢通，由于体力劳动强度极高,加之营养不足,部队的体力受到很大削弱。1952年初，因体质下降不适应高原工作而转业复员的同志占部队总人数的16%，给继续执行筑路任务带来直接影响。这一状况引起了师团党委领导的深思:从部队建设西藏和巩固国防的长远利益着想，单凭加强劳动强度来完成筑路任务，显然是不妥当的。如何傲到既要保证任务顺利完成，又要保证部队人员健康，这是摆在我们领导工作议事日程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1952年6月，师政治部于矮拉山西的瓦拉寺召闻全师功臣座谈会。同志们在会上交流了丰富生动的有关思想领导、作业组织和技术创造等方面的经验,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大力扶持群众中的点滴创造已是势在必行,用提高技术来提高工效，是更快更好地完成筑路任务的重要途径。座谈会后，我们立即向全师部队明确提出开展爱国主义工程技术创造运动。这一号召，迅速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热烈响应。一个群众性的发扬工程民主、开展技术创造运动在部队中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使工效成倍地增长。1953年，西裁军区后方部队党委统一称为“工程民主技术创造运动”。1954年,西藏军区党委又确定以“工程民主技术创造”为爱国建藏立功运动的中心内容，促使这一运动持续深入地在部队中开展起来。
三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开展工程民主技术创造运动,使广大干都战士从筑路实践中遂步培育了爱科学，钻技术。探求知识，虚心好学的可贵精神,培养了部队以不提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既有力地保证了筑路艰巨任务的完成。也有效地加强了部队思想、组织、作风建设。
运动中，从师团领导到基层干部和战士，人人动脑筋,钻技术，搞创造发明。三年里，全师共提出各种工程技术的创造和改进达66多种。
张福林、杨茂武同志在雀儿山开石方。采用放大炮爆破的方法,在以后几年的施工中，针对适合的作业对象加以运用,使工效成数十倍地提高。工兵八团六连副连长高福印同志创造的“山”字形挖土法，把挖间隔土的工效提高了24倍。继后,其他同志依据这一原理,在不同地形、土质作业中创造的“山”字形、月牙形、“八”字形挖土法，都获得显著的成效。某团二营机枪连战士曹熹创造“飞燕式”排土法，提高工效500 %。又如铅丝滑士等创造，也大大地提高了排运土工效。某团在石方作业中采用底层爆破法，充分发挥药量威力，提高工效2倍多，并节约了炸药。一五七团团长柴洪泉、一五六团团长王立峰、工兵八团团长张启泰等同志,不但在施工中实施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而且自身也有创造和革新。柴洪泉同志用铅心代信管,王立蜂同志以铁镐改铸斧伐树,部队采用后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张启泰同志研究出木槽排渣的方法，解决了上下线同时作业排渣的困难。现在看起来，这些纯属简单工具、作业组织和手工操作的改进,既"土”又“小”,但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对提高工效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使我师部队每年都提前完成了任务。1952年全师工效总平均达136%，1953年达156%，1954年标准工效平均提高31.5%，而且处于自然灾害严重的波密地区施工,总平均工效仍达到128%。三年总计共开土石方365.8多万立方，架设大小桥梁80 座，涵洞513道。提前174天完成了上级赋予我们的462公里的筑路任务,占东线新建公路的37%。
我们以爱国建藏立功运动作为开展工程民主和技术创造的指导思想，把工程民主、技术创造作为爱国建藏立功运动的中心内容，促使运动更加健康地发展。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克服了部队中当时存在的狭隘经验主义和保守思想，树立相信科学、重视技术的观点，同时也增强了领导干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施工中，全师立功人员共4500余人。1953年工程技术创造评奖，有77人、7个连队获奖。每当通过评功、奖励活动，部队的积极因素就大为发扬，技术创造更为事富。并得到更为广泛的推广。
我们集中时间，对部队进行工程教育，把技米准备和思想发动紧密结合进行。1952年、1953年冬训，把实际的作业经验，经过综合提高，用上课、示范、模型展览等方式向干部战士集中进行教育，使先进经验和技术创造进一步得到推广，使部队作业技术水平再一次得到提高。在施工过程中，运用先进典型掀起爱国主义的革命竞赛，及时交流和推广先进经验，推动运动持续地向前发展。1953年，师的先进典型张福林班向全师提出挑战,开始有11个单位应战，到1954年初发展到33个单位应战。这些单位都是筑路中涌现出的师的先进单位，在完成筑路任务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团结一致 同心战斗
加强团结,密切配合,是我们顺利提前完成筑路任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几年的艰苦筑路过程中，不论是部队内.部上下之间，新老战士之间，兄弟部队之间，军工技工之间，以及藏汉民族之间，都能做到亲密团结，互相支援。
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对组织高原筑路施工也是在实R中不断地摸索，因而对施工的领导不免会产生失误。有时由于我们的疏忽和失误，造成不必要的伤亡，给部队带来损失。而这些均为全师干部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所理解。同志们对师的领导十分支持尊重,同时也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我们领导同志的批评和关心。有时在我们内部为了工程任务也发生过争吵，i我们领导对下级也有过过头的批评，但并未因为这些损害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现在我们已年过花甲，但每当想起在艰苦筑路环境中共同奋斗所建立的同志感情，总觉得特别亲切，特别温暖，特别可贵。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当时那种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紧密团结，互助互谅，修筑“工程艰险，意义重大”的川藏公路，必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是不可能提前保质保量建成的。
我们还要特别提及的是筑路中部队干部战士与工程技术人员紧密团结，共同战斗的重要作用。部队从炮火纷飞的战场转入筑路施工，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不懂工程技术，缺乏技术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在完成任务中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可以说，要完成“世界屋脊”公路的修筑，离开了具有工程技术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是不可想象的。筑路部队中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部分是地方施工局配属的，一部分是部队机关和基层抽调的。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却起着为师、团领导当好技术参谋、顾问的作用。他们担负着工程总段（师)、分段（团)的工程技术工作，负有对一切技术问题的最后决定权和采用各种技术措施的责任。我门尊重他们的职权，支持他们的意见,放手让他们创造革新。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照顾他们。教育部队尊重工程技术人员，向他们虚心学习，组织他们给干部战士上工程技术课。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工程技术问题的处理，如施工中的改线移线，我们按照有关工程技术责任的规定与总工程师具体磋商探讨，认真考虑他们提出的技术措施。如果彼此意见不一致,就由部队作出决断,同时报告上级,错了由师领导承担责任。这样就解除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顾虑，进一步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开展工程民主技术创造运动中,我们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到运动中来,进行技术指导。1953年4 月,师专门召开了一次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就部队技术创造进行研究，作出鉴定，以科学原理指导先进经验的推广，从而提高了部队的科学技术水平，使部队更加自觉地把先进经验运用到施工作业中去。几年来，正是有工程技术人员的参加，部队创造的60多种经验才得以顺利推广。经过共同战斗，部队干部战士同工程技术人员建立了亲密融洽的革命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