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底由中共党员刘钝之创建的板泉小学（原临沂县第十完全小学）党支部，是莒南县早期的一个党支部。
刘钝之（现名刘谐和），郯城县码头镇人。一九二九年在码头小学（郯城县立第三小学）任教师，经刘之言（第三小学教师）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和刘之言、孙振国（教师）三人组成中共鲁南支部。后因从事革命活动，刘钝之被郯城县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左倾、扰乱阵营”罪名驱逐出郯城县境，刘遂到费县从事党的工作。这期间，鲁南支部和中共徐海蚌特委负责人唐棣（又名唐东华，邳县人，三三年七月苍山暴动前被捕，就义于济南。）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临郯县委。
一九三二年夏，刘钝之又因搞学生运动，被费县当局追捕。后经友人介绍，刘于暑假后到板泉小学任教。
刘钝之到校后，任高年级国语课，并担任班主任工作。当时正值国民党到处剿共的白色恐怖时期，刘钝之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地方党的组织，他通过教学活动等各种方式，经常向学生传播革命道理和进步思想。他给学生讲课，很少按着课本讲，多是选择一些带有进步思想的文章给学生讲授。他利用教国语课来观察学生的思想动向，启发学生的觉悟。他出的作文题有“我的小史”、“谈内战”、“劳苦大众的痛苦”、“被压迫下的农民”、“黎明前的黑暗”等。他推荐一些进步书籍让学生课外阅读，如《郭沫若文集））、《蒋光慈文集》、（（母亲））（高尔基著）和《黑手》、《牛>等。他教学生唱革命歌曲，如《少年先锋队》歌，歌词是：“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向前，稳住脚步，高举抗日（原为“鲜红”当时改为“抗日”）的旗帜，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还有《工农兵进行曲》等歌曲。刘钝之同志用猜迷语的办法，向学生介绍我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名字，如：“慢慢走”，打一人名，意指徐向前。他还组织学生召开讲演会，让学生自己讲时事，谈感想，互相启发教育，用潜移默化的方法，逐步提高学生的革命觉悟。
刘钝之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培养，首先选择了王福三为发展党员的对象。王福三（现名王任之），家是板泉崖南养鱼池村，家境贫寒，十岁时曾随父逃难至东北，乞食数月，具有朴素的阶级觉悟。刘钝之多次找王任之个别谈话进行教育和培养。有一天晚上，在黑暗的教室里，刘钝之和王任之单独谈话。刘谈到苏联的情形，又谈到中国的黑暗腐化，然后问王任之：“你感觉怎样才能救中国？”王答：“只有走苏联革命的道路”。刘说：“你说的对，中国只有走苏联的道路，劳苦大众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可恨国民党政府不允许这样做，许多革命的青年想实行苏联的法子而被惨杀。现在，国民政府正在进行剿共。记住，共产主义早晚有实现的一天”。刘钝之在结束谈话时嘱咐王任之：“今晚的谈话对任何人都不要讲，就连自己的父母也不要讲”。王任之慨然允诺。
王任之在同班同学中有三个最要好的朋友，即薛汉鼎、李文学（现名李伴农）、夏锡龄（现名夏林），他们晚上都住在李文学家里，四人朝夕相处，情投意合。有一次，上晚自习的时候，刘钝之给学生读报，读到在东北发生万宝山惨案的消息，报道了日本人惨杀东北同胞，许多学生进行反日示威，遭到日本人逮捕活埋的情况时，全体同学愤慨万分，不约而同问道：“国民政府不管东北了吗？”刘钝之镇静而含愤地说道：“只忙剿共，谁管抗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王任之等四人照例结伴而行。他们对当局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谩骂国民政府。夏锡龄说：“不行，咱干共产党！”薛汉鼎、李文学表示赞成：“参加共产党，干！”王任之见他们三人有参加共产党的要求，就把刘钝之和他那一次秘密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的伙伴，并表示说：“只要你们三人坚决，不怕死，我负责和刘老师说，咱一同参加共产党。”当时四人议定由王任之向刘钝之提出他们四人一起参加共产党的要求，并互相叮嘱要保守秘密。
第二天是星期六，到了晚上，王任之和李文学决定找刘钝之谈参加党的问题。到了刘钝之屋里，发现校长和几个教员都在那里，他们没有机会和刘钝之单独谈话，只好退出，在学校门房里一个地铺上和衣而卧地过了一夜。
王任之几次想找刘钝之谈心，都没找到合适机会。他就在日记中表白了自己对国民党怎样不满，怎样想找刘老师谈话等思想。那时学生每天都写日记，并且交老师审阅。刘钝之看了日记后，把王任之的几篇日记全部用墨笔抹掉，并约定当天中午趁其他同学回家吃饭的时候在教室里和王任之谈话。王任之很高兴，就约李文学做伴。刘钝之见有两个人便没谈，叫王任之晚饭后一个人去找他。
晚饭后，刘钝之和王任之到了村外，边走边谈，对面没有人时，就谈共产党的问题，对面来了人即谈功课或其他闲话。刘钝之问及王任之的家庭、年龄、思想等各方面的情况。王任之表示坚决要求参加共产党，刘钝之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绝对保守秘密；第二，不怕牺牲；第三，在任何环境、任何威胁下不能叛党。王任之肯定地作了答复：“我完全能做到”。刘钝之同意王任之参加共产党，并嘱咐说，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薛、李、夏等人，更不能说我（指刘）是共产党。
王任之按照刘钝之的嘱咐对他的三个好朋友说：“我们的志愿，我和刘老师说了，但刘老师责备了我一顿，他说他不是共产党，我们怎么办？”三人沉默了许久，坚决地说：“不管刘老师是不是共产党，横竖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不行，咱以后去江西找共产党……”。王任之将和薛、李、夏谈话的情况又如实地向刘钝之作了回报。经过多次考验，刘钝之同意介绍薛汉鼎、李文学、夏锡龄三人入党，并分别进行了个别谈话。在这同时，刘钝之还单独介绍了王汉侯等人入党。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刘钝之指令王任之秘密通知薛汉鼎、李文学、夏锡龄共四人于这天夜晚到板泉西门外松林里谈话，谈话时间很长，主要是讲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以及怎样做一个党员和保守党的秘密等。当晚成立了支部，刘钝之指定王任之任支部书记，薛汉鼎负责交通联络。
刘钝之在板泉完小的活动引起了部分教员的猜测和怀疑。他们在背地里议论纷纷，称刘钝之为“老共”。教员葛XX家是板泉镇，有钱有势，拉拢了部分教员和学生对刘钝之限制、排挤和打击。对此刘钝之有所警惕。不论同党员谈话，还是召开会议，都采取了更加隐蔽的办法，并且教给党员秘密工作的常识，告诉他们怎样发展党员等。每当党员开会的时候，刘钝之总想一些办法掩护得很巧妙，如借打兔子为名，到野外开会。刘钝之说：“越是大雪、大雨、大风等天气，则越是我们活动的好机会，因为这时外面行人少，不易暴露秘密。”有次，支部下着大雪开会，刘钝之说：以后当下雪开会的时候，你们可以把鞋倒穿着，雪地上的脚印是相反方向的，这样可躲避敌人的追捕。
刘钝之告诉党员们，在发展组织时，首先要选择阶级成份好的，斗争性强的，胆大的，能保守秘密的，能吃苦的作为发展对象。先从感情上接近，使对方有什么话都愿对你讲。谈话时，一定要把自己的政治面目隐蔽好，从侧面启发其思想觉悟，绝不能首先暴露自己的身份。要随时准备被捕，准备牺牲，宁肯牺牲自己，也不能暴露组织。党支部成立不久，发展了高立明入党，接着又发展了何子明、王锡春入党。
板泉小学的个别反动教员对刘钝之的怀疑越来越大。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刘钝之于寒假前夕离开了板泉小学。临走时，王任之、高立明、何子明等一直把刘钝之送了六里路。在路上，刘钝之对王任之等人说：“这个时间我和你们很接近，假如校长或其他教员问我和你们有什么关系，问我向你们宣传过共产主义没有，你们怎样回答？”王任之等答道：“我们坚决不说，说你什么也没和我们谈……”，刘钝之说：“这样说不行，他们都怀疑我是共产党员了，我和你们这样接近，假如你们坚决不承认我向你们宣传过共产主义，那不但不能保守秘密，相反会使他们怀疑你们一定参加共产党了。”接着又告诉王任之等：“你们应当说我曾向你们宣传过共产主义怎样好，可是因为我们年龄小，听不懂他的意思，他从来没有提出要我们参加共产党的事，这样就掩护过去了”。刘钝之还询问了每个人将来的打算，是务农升学还是经商教书……。最后他嘱咐了几句话：第一，要绝对保守秘密，要慎重地在青年学生农民中发展党员，但目前因为你们经验少，发展应特别慎重，在保证不暴露秘密的情况下，一个一个慎重地发展。你们的关系以后派人来接。第二，你们还年轻，要继续升学，在学校里要多看一些进步书籍、小说……。在大薛家村后，王任之、高立明、何子明等依依不合地和刘钝之分手告别。
刘钝之离开板泉后，向临郯县委负责人刘之言汇报了他在板泉小学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的情况，刘之言表示同意。
一九三三年春，王任之升人临沂中学。刘钝之在榜上看到王福三的名字，晚上派人通知王任之到临沂第一小学去找他。在一个黑暗的教室里，王任之见到了刘钝之。因为教室外面有来往行人，谈话不方便，刘钝之叫王任之第二天一早来找他，来时不要叫他，只要在他宿舍的窗户上敲几下他就知道了。王任之第二天拂晓如约叫起了刘钝之。两个人边走边闲谈，穿过大街小巷，出了临沂城东门，来到一个极偏僻的坟地里，刘钝之详细地询问了他走后板泉支部的活动情形。王任之高兴地做了回答：您走后支部又发展了几个同志，一个是薛连琛，一个是薛从存，我们不断开会，大家情绪很高。我来临沂中学后，支部由薛汉鼎、李文学负责，等等。刘钝之听了汇报后决定派交通到板泉小学联系，并规定了联络暗语，让王任之把暗语告诉薛汉鼎。暗语是，交通问：“你贵姓？”对方答：“姓薛”，薛反问交通：“你贵姓？”交通答：“姓白”。涵义为“雪”是白的，证明是自己的同志，即可接党的关系。
刘钝之约见王任之之后，王给薛汉鼎、薛连琛俩人发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别后想念心切，定于x星期日，我们在相公庄西门外见面，勿误。至时，王任之、薛汉鼎、薛连琛，在相公庄西门外会面，王把暗号告诉了薛汉鼎等俩人。一九三三年上级党两次派交通到板泉小学支部联系。第一次来人叫马叙卿，接头地点在小薛家庄薛汉鼎家中。第二次是农历四月初五板泉山会的头一天，接头地点在板泉崖高立明家中，来人化名王元章，暗语是：“你看到老白吗？”回答：“看到”。这天晚上，在高立明家中，交通员召集了李文学、高立明、薛连琛、何子明、王汉侯等七、八个党员谈了话，传达了上级指示，要板泉支部扩大宣传，团结群众，发展组织，积聚力量，隐蔽斗争，要注意在农民中间发展党员。交通还送来了《告鲁南同胞书》和“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传单，要板泉支部翻印、散发和张贴。板泉支部连夜翻印，组织党员分头散发。高立明把传单贴到了国民党区公所的门口，土沟村党员韩振西当夜把传单散发到十字路、相邸一带，还有的把传单伪装成小包放在路上。第二天逢山会，在群众中引起较大影响。据刘钝之回忆，要板泉支部散发传单是苍山暴动整个部署的一部分，是采取声东击西的方法，把临沂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力吸引到东北方向，而后在临沂的西南方向举行暴动。
一九三三年七月，我党领导的苍山暴动失败以后，中共临郯县委和地方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板泉小学支部失去了和上级党的联系。
板泉小学支部在与上级党失掉联系期间，仍然坚持地下活动。支部组织了读书会。支部的同志凑钱由在临沂读书的王任之购买了一大批带有进步思想的书籍，供党员和非党学生轮流阅读。这些书籍有（（蒋光慈文集》、《郭沫若选集》、《呐喊》、《仿徨》、《一天的工作》、《少年漂泊者》、《飞絮》、《洪流》、《冰心选集》、《星火》、《桂冠》等等。这些进步书籍对巩固提高党员的革命觉悟，启发非党青年学生的进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板泉小学支部的组织生活是不规律的，但又是不间断的。一九三三年之后，板泉小学支部的几名委员和部分党员王任之、薛汉鼎、李文学、夏锡龄、高立明、何子明、杨家祥、王汉侯、王锡春等先后考入临沂五中、临沂师范讲习所、临沂乡村师范等学校。在临沂，他们有时利用星期日借同乡的名义聚会，互相交流思想，研究工作。他们分别在各人所在的学校积极寻找党组织，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如演出进步戏剧、闹学潮、撰写进步文章、参加抗日宣传、募捐等等。每逢寒暑假，在临沂读书的党员回到家乡开党的会议，进行一些革命的宣传工作。
板泉小学支部在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几年时间里，仍继续为党工作。他们根据刘钝之同志临走时的“要绝对保守秘密，要慎重地在青年学生中、农民中发展党员”的嘱咐，坚持个别地不断地发展组织，隐蔽地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板泉小学支部的党员共发展到三十三人。
和发展组织工作同时进行的便是隐蔽的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如在农村中宣传劳苦大众怎样苦，穷人怎样才能有好日子过等，对一些贫苦的同学和一些爱国青年，作一些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的宣传。居住在板泉镇河北沿的党员杨家祥还把几个贫苦农民的孩子组织起来进行业余学习。经常参加学习的有高连友、王振山、小喜、小路和纪文华等。这几个贫苦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杨家祥利用星期日、节假日或晚上的时间把他们集中到他家里，以盆底作石板，用石笔写字，教他们认字、算术，直到杨家祥到临沂上学为止。
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初，在临沂各学校读书的王任之、薛汉鼎、夏锡龄、高立明、杨家祥等通过各种渠道辗转赴陕。他们一方面想到陕北学习，增长革命的本领，另一方面想寻找党的组织。临走时，支部开了个会，决定由李文学负责，何子明为组织委员，刘廷栋为交通委员，王汉侯为宣传委员。而后党支部又组建了鲁南青年救国团第三十六分团，在家乡进行抗日宣传，并且又发展了一批党员。
一九三八年十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二团三营路过板泉，板泉小学党支部书记李文学向营长谢辉陈述了板泉小学党支部的建立和活动情况，要求和上级党取得联系。谢辉把这些情况转告了中共鲁东南特委。
一九三九年春，莒赣临工委组织部长曹明楼根据鲁东南特委指示听取了李文学的汇报，并以板泉党支部为主，成立了中共临沂县五区委员会，李文学任书记，刘廷栋为交通委员，何子明为组织委员，王汉侯为宣传委员。至此，板泉小学党支部即转为中共临沂县五区委员会。
板泉小学党支部从一九三二年底成立至一九三九年春转为临沂五区区委，存在六年之久。王任之同志的党龄由党组织多方取证考查，于一九五四年，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恢复了他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年与党失掉联系期间的这段党龄，薛汉鼎、夏锡龄、高立明、何子明、李文学、王汉侯、杨家祥、薛友甲、庞秀荣……等同志，也都先后恢复了那段党龄。
板泉小学党支部在板泉一带传播了马列主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材，为革命输送了一批干部，在莒南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
（《莒南县党史资料》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