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是敌后抗日军民最艰难的一年。是年，华北平原旱灾严重，许多地方大地干裂、河水断流、颗粒无收，群众生活异常困难。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敌后解放区战场，敌后军民担负起抗击日寇主要责任。情况更为严峻。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在华北地区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采取安据点、修碉堡、挖封锁墙、筑公路和“铁壁合围”、“梳篦扫荡”等手段，分割、“蚕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当时，我在冀南军区新七旅第二十团工作。1942年初，驻武城县的日伪军，在清河县黄金庄安据点，驻有伪军一个中队100多人。为了广泛开展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我们团乘该据点的敌人立足未稳，打掉了这个据点，歼灭伪军一个中队，打破了敌人在黄金庄安据点“蚕食”根据地的计划。敌人认为其黄金庄据点所以被我军打掉，原因是从武城至黄金庄不通公路，不便于派部队增援，于是便抓、派了大批群众修建从武城至黄金庄的公路，妄图继续在黄金庄安抗据点，使这一带的村庄由根据地变成敌占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这一计划，我们团多次派部队打击、歼灭监督群众修建这条公路的伪军，我们的活动使敌人恼羞成怒，2月初，敌人调集了日军500余人，伪军约600人合击我团，这次反合围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双方死伤惨重，我在这次反合围的突击战斗中身负重伤——敌弹从肺的上端穿过，肩胛骨被抒断，流血不止，呼吸困难。团管理员魏吉辰见我负伤，便背着我向外突围，边走边打，这样走了七八里路，才冲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我负伤初期，组织派了一副担架，抬着我随部队活动。当时，环境恶劣，部队要作战，流动性大，有时一天转移几个地方，抬着我随部队活动很不方便，于是组织决定派一名侦察参谋、一名警卫员、一名护士陪我去大后方医院治伤（所谓后方医院，就是选择一个偏僻、敌人很少去的村庄住在群众家里。所谓医院，就是有院长、政委、几名护士和医生流动着给伤员医病）。当时，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营养也差，我的伤一天天加重——伤口化脓，全身浮肿。负责给我治伤的李兴凯医生向领导汇报说，他对我的伤已束手无策。陈再道、刘志坚等冀南军区首长根据我的病情，曾计划通过社会关系将我转移到德州（敌占区）去医治。正在这危难之时，一件出入意料的喜事发生了——北京协和医院的赵医生应石友三部的聘请，乘一辆轿车，拉着些医疗器材从我团驻地经过，被查住问明情况后，我团葛协理员便作他的工作，积极动员他留我部工作，不去石友三部。赵医生说：“我是应朋友邀请，不去对不起朋友！”葛协理员说：“我们欢迎你和你的朋友一起来我部工作。”赵医生仍不同意。葛协理员说：“你不同意留下，我们也不会勉强，我团有位负责同志负了伤，你能否帮助治疗一下再走？！”赵医生同意了。赵医生详细询问并仔细查看了我的伤口后说：这伤容易治，要把伤部打断的碎骨头和脓全部取出来，浮肿是营养不良所致。当时，开刀无麻药，赵医生用酒精和碘酒在伤口周围擦了擦，就帮我开了刀，把碎骨头和脓全部取出，敷上药、包扎好。同时，他又开了几味中药让我煮着吃。赵医生医术高超，技术精湛，在他的治疗下，换了两次药，10多天伤口就愈合了，浮肿也渐渐消失，2月底就能下床慢慢走动了。在治伤期间，我和赵医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该同志具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使他深受感动，他主动放弃了去石友三部任职的计划，自愿参加八路军，共同抗日。冀南军区首长得知上述情况后，对赵医生倍加赞扬，也很器重，生活上对他也很关心（当时赵医生患肺病，组织决定每个月设法给他搞一两斤肉、一两只鸡吃，以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后来，赵医生担任了冀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1942年4月，我在冀南军区后方医疗养伤，住清河县段芦头村，陪同我的有警卫员陈清堂，侦察参谋杜×（外号“小铁锤”）和一名护士。杜参谋原是团里的理发员，看他灵巧聪明调团教导队受训后任侦察参谋，是个机灵鬼，思想敏捷，善谋敏断，他负有轻伤，本来可以不住院的，组织上为了使他一面养伤、一面照顾我，才同我一起住院的。
日本侵略者为了摧垮我清河一带的抗日根据地，调集了三万余人，于4月29日从临清、武城、故城、南官、威县等地出发，采取“梳篦”、“拉网”战术，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合围清河一带抗日根据地。这时我的伤日渐恢复，是日早晨起床后，我到村外溜达。见晴空万里，大地安静，农夫忙耕，春意盎然。八时许，刚吃了饭、换了药，杜参谋从外面跑进来对我说：“今天有情况，北面、西面都有敌情，南面还没有动静，我们要赶快收拾一下，马上转移。”我带上几本书和换洗衣衫便和杜参谋、警卫员及护士一同转移。开始时我们四人向东南转移，一面走，一面分析敌情，杜参谋说：“从敌人动向看，这次可能是大‘扫荡’，如果是大‘扫荡’，我们应当迎着敌人走，从敌人空隙间冲出去。”走了几里路，东南面也有枪声，我感到向东南转移不对劲，东是武城，驻有敌人。杜参谋说：“从西、北、南三面的枪声判断，肯定是大‘扫荡’，我们应当朝西北走，乘机突出敌人的合围圈，如果待敌人的合围圈收缩小了，再突围就晚啦！”大家都同意杜参谋的意见，于是我们就沿着道沟向西北方向走，杜参谋在前面侦察，走了约10里路，杜参谋从前面跑来说：“据逃出来的群众讲，敌人每进一村都开枪，许多群众听到枪声就外逃，外逃群众有些跑出、有些被敌人打死。”现在远远的可以看到，北面和西面的敌人，手持小旗，每10来米一人，平排前进。他说：“我留下继续观察敌情，你们往回走。”不一会杜参谋跑回来说：“敌人打着小旗，排成一条线，正在快速前进，看来肯定是合围，我们要赶快出道沟，往北面洼地里去，那里有逃出的几百名群众，便于掩护，要伪装冲出去。”我左手持左轮手枪，杜参谋和警卫员手持匣枪，我们四人弯着腰走出道沟迅速向北面洼地运动，这时迎面打着小旗排成一条线前进的敌人已看得清清楚楚，嗖嗖作响的敌弹不断从头上飞过，有些群众被打伤，有些被打死，哭声、喊叫声不断，惨不忍睹。正在这千钧一发危险之时，忽然正南方向枪声大作，响成一片，从西面向东合围的敌人，听到正南方激烈的枪声后，急速调头向正南方向前进，这时，在北面向南前进的敌人和西面向东前进的敌人之间，裂开100多米宽的缺口，杜参谋观看判断得十分准确，我们带领群众急速向无敌人的西北方向（缺口处）前进，走了四五里才突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在突围的路上到处是死伤的群众。杜参谋一面指挥群众突围，一面观察敌情变化，他对我说：“后面没有敌人了，我们现在只有越过公路（南官县到武城县）到南留村去找联络站，了解一下情况，歇歇脚，再安排下一步的行动。”大家都同意，杜参谋便指挥群众向公路边运动，当快接近公路时，发现敌人的汽车队从南宫前来，杜参谋指挥群众立即卧倒、隐蔽，待敌人的10多辆汽车过去后，我们便快步越过公路向西方向急进，直到下午5时许，我们四人才到了南留村联络站。大家从上午8时到下午5时滴水没进，又渴又饿，联络站的同志忙着给大家搞水、搞饭吃，护士帮我换了药。不一会，联络站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这次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和群众团体都被敌人围在合围圈里，军区警卫团与敌人经过英勇搏斗，才掩护领导机关冲出了重围，但死伤惨重，损失极大。这两次突围我都是“虎口余生”，虽已过去50多年，但至今仍记忆犹新。什么叫“九死一生”？通过这两件事使我对这句成语的含义有了深刻的理解。今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回想起来，胜利实在来之不易，无数的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不怕流血牺牲，和三大敌人进行了长期而殊死的战斗，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衷心祝愿老一代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代代相传，祝愿我们的，祖国日益兴旺发达，红旗永远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