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征途建队进军安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于1949年8月奉命进军大西南，解放贵州。在进军的征途中，传来了新中国诞生的特大喜讯，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进军到达湖南省湘潭县，参加了当地党政军组织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会场中红旗招展，人头攒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歌声嘹亮，口号声此起彼伏，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在这难忘的日子里，中华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旧机器被彻底砸碎了，新中国诞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建立了。伟大的中国革命，过去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今天已经取得了城市，党的工作重点已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基本群众管理城市，领导农村，从战争转入和平建设。个人也由军队转业到地方，由农村转到城市工作，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这一切都是摆在面前的新课题，必须重头学起。
行军抵达邵阳县后，新的贵州省委和五兵团领导召开了联席会议，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讨论解放和接管贵州的方针与任务。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当时对旧政权的接管方针是“接过来，包下来，逐步改造”。会议决定组织地、县的接管班子，由于地方干部少，决定从军队抽调2000名干部转业到地方，我原是分到遵义地区的，行军途中，省委了解到国民党在贵州省新成立了个安顺专员公署。到芷江时，省委决定把我调到安顺地区，白潜同志为地委书记，赵尧、宗凤鸣和我组成安顺地委，我任专员。原拟接管8个县，但又只有5个县委、县政府的接管班子，干部也少。在芷江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地委为大队，县委为中队，动员向贵州省安顺地区挺进。那时对安顺的情况还不清楚，只好在行军途中搜集旧的报纸等资料，分析了解安顺地区的情况，学习接管城市的方针和政策。大家在学习中，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告诫全党的“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不要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受到的教育最为深刻。特别是借鉴李闯王进京失败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武装了我们的思想，随时准备不仅要打退国民党匪特的武装进攻，还要打退不拿枪的敌人的进攻。
由于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分，我们对民族政策研究得也比较多，听说贵州食盐极缺，又不出产棉花，我们还带了一些食盐和针头线脑等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人民。在芷江稍事休整，就向贵州进军了。为了早日到达目的地，跋山涉水，风雨无阻，晓行夜宿，紧急行军。进入贵州后，与湖南的境况就大不相同了，贵州山大坡陡，地瘠民贫，劳苦大众衣服褴褛，面黄肌瘦，旧政权还在压榨人民，散兵游勇坑害百姓，渴望解放的贵州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情况更加促使我们加快了行军的步伐。进军到镇远县，大队部决定休息一天，地委开会研究班子的配备问题，根据已知安顺地区的一些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统一思想，增强接管信心，哪个中队接管哪个县也作了决定，并将几天来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对行军中表现好的进行了表扬。地、县领导班子虽然是新组成的，彼此都不怎么熟悉，但阶级的情谊很深，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互相照顾，替背枪支、背包，说说笑笑，唱唱跳跳，热闹得很。行军路上，有的地方群众躲避了，有的地方群众列队欢迎，同志们都受到鼓舞。宿营早的时候，大家就学习，搞民运工作的同志，还要召开群众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作医务工作的则给群众看病，送医送药。凡队伍出发前，都要检查群众纪律，看看借的东西如数还了没有，损坏的东西照价赔偿了没有，这些工作深受群众的赞颂。
二、组织力量开展接管建政工作
1949年11月22日，在夜幕笼罩下，进驻贵阳山城，刚住下就接到兵团、省委的通知，命令明日赶到安顺县城。23日，天麻麻亮，即驱车前进，举目纵观，山峦起伏，偶你出现一块小平坝子，田土肥沃，山青水秀，人民朴实，沿途风光尽收眼底。快到安顺县城的时候，十七军四十九师派人来接，并说明市民组织欢迎。于是我们全部下车，整顿队形，整理军风纪，步行前进。工农商学绅等，手执小旗列队欢迎，口号声、鞭炮声响彻云霄。
安顺城青山环抱．翠峰簇拥，街道也较宽阔，房屋鳞次栉比，市面比较繁荣，山国之中，有此小城，真有点出入意料。我们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就要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开展全面的接管建政及建设新区的工作。为了提高认识，又进一步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使干部认识到党的工作重点已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知识分子，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团结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市场经济。这些方面的具体政策问题，首先是使大家从思想上搞清楚，才好开展工作。但从安顺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仅城市要接管，广大农村也要接管，要全面开展工作。在新旧交替的混乱过程中，首先得把县委、县政府建立起来，县委、县政府建立了，就可以发号施令统帅全县，但乡镇权是基础组织，一切工作任务都要通过它才能实现。所以，对区委、区、乡政府的建设也抓得紧。县、区、乡三级政权建立后，就抓党的政策宣传，组织群众，安定社会秩序，征借公粮，收缴武器，组织工农业生产等。县里则按照财政、民政、文教、工商、政法系统进行接管。因干部缺少，区、乡政府组织好一个区的班子就接管一个区，组织好一个乡的班子就接管一个乡。没有班子接管的区乡，就召集旧人员开会，讲明党的政策，规定几条原则，让他们去办。当时地委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设法解决干部问题。省里分配来的军大、江西干校部分学员，军队又转业部分干部是当时工作的主要骨干力量，的确解决了大问题。但干部仍然不够用，地委又决定开办短期训练班，自己培训干部。旧政府的人员经过教育也留用了一部分。这样一来，安顺、平坝、普定、镇宁4个县的干部虽然很少，但班子已经组成，随即铺开了摊子，展开了工作。紫云县的班子直到12月初才组成，由吕瑞林任县工委副书记，李育民任县长，对紫云县进行了接管。与此同时，省委决定安顺地委不接管长顺而接管郎岱县，地委即将接管长顺县的班子调来接管郎岱县。陈洪涛任县委书记兼县长，王舍人（地下党员）、聂殿臣副县长。至此全区6个县的县、区、乡的班子大都搭起来了。虽然有的乡只派了一名干部，但工作却都铺开了。那时情况不熟悉，又是在新解放区开辟工作，困难是很大的，但同志们不怕生活艰苦，不怕任务重，不怕牺牲，吃苦耐劳，日以继夜地工作，而且朝气蓬勃，工作效率特高，工作中紧紧抓住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这个主要环节。工作一铺开，就与国民党反动匪特的干扰和破坏展开了艰苦而顽强的斗争，在斗争中带领群众，坚持人民政权的建设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三、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在接管工作中，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特别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力量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搞好工作。首先是各县、区、乡及时召开了工人、农民、学生、少数民族和民主人士座谈会、联欢会、各族各界代表会、农民代表会议等，大讲党的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许多会议开得很好，对各项工作的进展十分有利；对民主人士如文教界的黄国权、田曙岚，工商界的贺少恒、戴子儒、孙起延，以及科技界的知识分子等，都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情况分别安排了工作，有的还安排了较高的职务；对工人、妇女也都吸收了一部分参加工作；对旧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区别对待，量才录用，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这对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恢复工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贵州是个少数民族省分，在接管中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尤为重要。所以，进军中，对所有的干部、战士都进行了民族政策的教育，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在接管区、乡政权时，注意了对少数民族的原区长、乡长的教育和团结，也酌情留用了一部分，并对其上层和有代表性的人士如杨庆安（苗族）、纳星斋（回族）等都安排到专署工作。娄发旺（布衣族）、杨伯昌（苗族）等安排到安顺县任副县长、区长工作。各县都安排了一至二名少数民族副县长和一批民族干部的工作。而且还在镇宁县扁担山区，经过宣传、酝酿，召开人民代表会，民主选举成立了扁担山夷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这真是破天荒的事，兄弟民族有了自己的政府。执行财经政策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免于征借公粮，允许银元流通使用，给贫困户赠送盐巴、衣被等进行救济。通过党的一系列工作，民族政策逐步深入人心，各兄弟民族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出现了史无先例的民族团结的新气象。
四、解决粮食、盐巴、棉布问题
接管工作中最急切的是解决粮食问题；原国民党政府仓库的粮食于解放前夕被其贪官污吏劫掠一空。地委决定首先向大户借粮，以解决军队的供给。省人民政府公布《1949年公粮征收办法》后，为了保证军需民用，贯彻合理负担的原则，规定了免征点，对贫农不征粮，对中农给以照顾。征粮中的斗争也是尖锐、激烈的，专门组织了武装征粮队进行这项工作，从征收粮食的实际情况看，地主、富农负担了85%以上。征粮的成绩是很大的，不仅满足了军需，而且保证了民食。
贵州缺盐、缺布匹也是个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安顺亦毫不例外。盐巴早被国民党军政人员抢光、卖净，我广大城乡人民没有盐吃，这也成了我们接管中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根据省委的决定，采取武装护运的办法才解决了食盐的供给。但食盐运来后，城市供给比较好办，而乡村供应就困难了，所以，只好由盐务局，贸易公司组织商贩在区、乡政府的管理下，串乡赶场出售。群众有了价格公道的盐巴吃，各族各界人民皆大欢喜；布匹也采取同样办法长途贩运，合理销售。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开展了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对恢复工农业生产，活跃经济生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五、开展税收 扩充财源
接管时期又一最大的问题是财政困难。当时的财政来源，一是靠征借的粮食，二是靠税收。但在千头万绪的接管工作中，还来不及制订财政税收条例或办法，即按省人民政府决定的出布告的办法，首先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对营业税，所得税暂时还征收，并规定了起征点，所得收入寥寥无几。没有办法就暂用粮食作为开支。直到1950年财政部、税务总局相继公布了印花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各税种的征收办法，税收工作才有所遵循，税收才略有增加，财政开始有了一点收入，加上国家给于补贴，从而使财政困难有所缓解。
那时的金融市场相当混乱，虽然通令人民。币为市场流通的唯-•合法货币，但国民党旧币和银元仍在流通，不法分子乘机囤积居奇，造谣煽动，破坏人民币的威信，弄得物价波动，影响极坏。省军管会很快发出布告，宣布：“为了保护人民利益，稳定金融市场，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确定人民币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其他一切旧币一律禁止使用”。同时禁止使用银元，违者处罚。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斗争，细致的工作，才保持了人民币的信誉。保证了币值的稳定以后，金融市场才逐渐的好起来。
六、剿灭匪特巩固政权
根据西南局和省委关于“剿匪、生产、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指示，地委在乡村政权的接管和建设的各项事业中，曾进行了大量、艰苦和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是宣传党的政策，教育群众，使之对我党政策有个初步认识，广大农民群众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办好事的，从而靠拢人民政府。在此基础上废除了国民党的保甲制度，进而组织群众，成立村民小组、农民协会，建立民兵组织。有的完成征粮任务后即组织群众开展农业生产等项工作，这一切都是很得人心的。我们的干部领导全区人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在与匪特的激烈斗争中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政权建设。当时的安顺各县都没有部队驻扎，本身也没有武装，匪特的破坏活动十分严重。起初是拦路抢劫，交通受阻，我们则采取针锋相对的武装护车的措施。继之匪患猖獗，攻打我区、乡政府，抢掠客车、仓库物资。军分区掌握的部队又少，顾了东就顾不了西，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就要求各县、区、乡积极组织民兵，掌握武装，随时准备打击和歼灭敌人。一般是一个区人员多的十几名，少的五、六名，一个乡一两名干部。当时，地区领导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应变计划，虽然知道一些情况，但不具体。从俘虏敌人的口供中得知，解放前夕，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等，早就制订了应变计划，扩编地方团队，组织反革命武装，只是在我人民解放军重兵压境之际，才被迫潜伏下来，未敢轻举妄动，后见我部队挺进云南，各县都无驻军，即趁机而动，逐步形成较大规模的暴乱活动，原国民党的一部分起义部队，区乡武装有的又哗变，锋芒直指我县、区、乡人民政权。1950年初经查明全区共有股匪四大系统，约3万余人：以曹绍华、罗湘培为首的股匪是过去国民党的保安部队，人枪较多，也有点战斗力，破坏活动最猖狂；1950年2月初，镇宁县马场征粮工作队和县整训大队两个排遭匪包围、激战一昼晚，我援军赶到才将匪击退，解了围；3月初，普定县补郎区政府被匪围攻，区委书记梁兴福等8位同志英勇抗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幸光荣牺牲；郎岱六枝区政府被匪攻击，经过顽强战斗，终因敌众我寡，被匪攻下，区长王洪庆等同志英勇献身；镇宁县安西镇区委、区政府开始发动群众时就抓了组织民兵的工作，匪特向其围攻时，区的干部加上民兵武装约40人，进行抵抗，并适时出击，将匪击退。地委鉴于以上情况，要求各县集中各种武装力量，打击股匪，支援区、乡政府。对区、乡政府能在原地坚持的，可以组织武工队在区的附近打游击；既不能坚持，又无法组织武工队的，就撤回县城，以免受损失，并可增加守城力量。这个决定是正确而又适时的。
3月初，匪特全面暴乱，到处攻打我区、乡政府，围攻县城。正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候，成都会战胜利结束，我五兵团圆师贵州剿匪，十七军军部一部进驻安顺城，真是来了救星。这个时候的匪特们得意忘形。派匪徒在城郊袭扰，并派匪特潜入城内，设立情报站，妄图里应外合，占领安顺县城。我公安部门得此情报后，向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作了汇报，当即研究决定，采取清查户口的办法，进行逮捕。3月6日晚上7时起全城戒严，开始大搜捕，至7日下午结束，共逮捕潜入城内的匪特近200名，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3月8日，平坝县城被匪曹绍华部2，000余人围攻，军分区派出部队，前往支援，激战2小时将匪击退，共毙俘匪200余人；3月12日和14日，敖伯章、杨芝兰匪部2，000余人，围攻镇宁县城。县委、县政府和一五一团协同一致，固守县城，14日相机出击，将匪击溃，毙伤匪30余人，俘匪300多名。与此同时，郎岱县城情况危急，县委、县政府机关人员撤至安乐塘一带活动，一四六团二营由普定赶到安乐塘将匪丁华山部击退，才回到郎岱县城；3月19日，紫云县城被姚聚五、屠占廷匪部攻占，县委、县政府机关人员以及区乡干部，被迫撤回安顺城，在撤退途中，组织部长关向武等同志不幸牺牲。
这个时候匪风遍及全地区，3月下旬最为猖獗。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的剿匪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全区实行领导一元化，军队地方化，各县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有计划、有组织地采取合围、奔袭等战术，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匪特暴乱最猖獗时，半数以上的区、乡政府都在区政府所在地修筑碉堡，坚持斗争，起到了震慑敌人、保护群众的重要作用。区里也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区队，配合军队剿匪，供给部队粮革，处理俘虏，侦察敌情，给军队带路等后勤工作。并与军队组织的武工队紧密配合，全面开展驻剿、清剿，扑灭匪焰，迅速扩大了控制面。同时将在剿匪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批积极分子，经过短期培训，补充到区、乡担任工作，区、乡政府的机构也得到了充实。在此基础上趁热打铁，随即发动群众，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成立农协小组和农民协会等，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军、政、民一起清匪，使区、乡的工作更加活跃，充分发挥了它们领导和指挥各项工作的重要作用。
自从3月份集中力量开展剿匪斗争以后，直到7月中旬，对曹绍华匪部分别于安顺旧州、平坝马场给予沉重打击，歼灭敌人1，320余人，对起义后又哗变的罗湘培部，在普定，郎岱一带，也给予了沉重打击，计歼灭1，160余人，但这两大股匪徒尚有力量与我对抗，骚扰、破坏十分严重，这时军区组成东集团剿匪指挥部，派主力部队为骨干，各地、县组织民兵武装参加，组织铁壁合围，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终将曹绍华匪部歼灭，并活捉匪首曹绍华：罗湘培部眼见形势不利，在往西逃窜中被歼大部，余部西窜。时至8月，土匪的嚣张气焰大为下降，但其残余仍在作垂死挣扎。这个期间，县、区机关和乡政府边剿匪边整顿边建设，县的科、局大部建立，并组成了县大队。区公所也配备了助理干事等，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区中队。广大群众通过剿匪得到了锻练，还成立了乡、村农民协会、民兵组织。这就为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等反封建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由于顺利完成了五大任务，又为土地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以后、才有条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县长、县人民委员会，选举乡长等。这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才真正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也在逐步的建立之中。实践告诉我们：粉碎了旧机器，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权，真是不容易啊！而建立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还将是长期的工作，万里长征才只走了第一步。
回顾这段历史，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广大地方干部的英勇奋战，艰苦努力下，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由于领导经验不足，政治水平不高，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以及各项具体工作中，是有失误之处的，这是我们应当记取和借鉴的。
（原载安顺党史办编印的《回顾安顺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