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祖辈。
我家祖籍是山东省莒县夏庄镇薛家湖村，家乡是丘陵地区，本村以薛姓为主，其次是赵姓。赵姓人家是在公元1730年也就是在清朝雍正十三年间(1734年)由夏庄镇赵家四兄弟迁至薛家湖村而形成，至今约有近280来年的历史。自我记事时，薛家湖村有70户左右人家，村民有250多人，赵姓人家约有20户。现在全村已经400多户人家，约有1300人，其中赵姓人家占了 1/3。
我的祖父姓赵名广(生于1875年，卒于1947年)，共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当时我家在赵姓家族里是最高辈份。祖母赵古氏(生于1875年，卒于1958年)是一位家庭妇女。我祖父兄弟四人每人分得10亩土地,虽然生为农民，但我的祖父不如他的三个兄弟勤劳，生活也比他的兄弟们差一些。祖父为人很正派，就是性格暴躁，这使得兄弟之间关系也不够亲密，特别是小辈人都对他敬而远之。
我的父亲赵连玉(生于1895年，卒于1961年)是独子，与祖父合不来。我的母亲赵王氏(生于1893年，卒于1968年)是一位家庭妇女。母亲在1912年即19岁那年与父亲结的婚。父母结婚三四年后，祖父卖了几亩地做路费，去闯关东了。后来父母得知祖父在吉林省通化市快大帽子镇开了一家小饭店，因父母在家种地，收成不好，于是大约在1918年，他们就带了两个男孩去投奔祖父，但是到那里后祖父不收留，他们只好去投奔先前闯关东的在吉林省临江县的外祖父。父亲挑着两个筐子担着两个不会走的孩子走了300多里路，终于到了临江县，外祖父找人帮忙在山沟里租了一块山地种。后来听说祖父开的小饭店不赚钱，就回了山东老家。
我的父母在临江县山区种了将近10年的地，上缴了租金后，所剩无几。1929年春天，父母决定返回山东老家，于是带着我和大哥赵锡贵(注:当年闯关东时带的男孩子有一个已经去世了)，还有两个弟弟一家六口到临江县乘帆船顺着鸭绿江经过安东(现在的丹东市)换乘海船到了山东省日照市港口，下船后徒步回到了老家薛家湖村。到老家后祖父就向父亲要钱，得知无钱后将我们一家大小六口赶出家门，并把我父亲告到县政府，理由是儿子不孝，不养父母。父亲听说被告到了县政府就出去躲了起来。过了几天，县里派人来抓父亲，没有抓到，就让母亲招待他们吃早饭。母亲一气之下，将做好的一锅稀饭倒在了门外院子里，并拉着我和一个4岁、一个2岁的小弟弟们到祖父家，结果被祖父拿着木棍打出了家门，我的两个小弟弟当时太小吓得直哭，因为受到惊吓，回到我们住处就病了，几天后去世了。
回到山东老家的第二年(1930年)春节后，父母亲带着大哥和我再次闯关东又回到了吉林省临江县山沟里种地。因为地主剥削的太厉害，几乎每一年都换租地主的地种。如果秋收后是丰收年，地主的地租粮征收合理，我们就继续租种;但是第二年秋后丰收了，地主就要加收地租。我记得在1930年到1934年秋之间，我们被迫换了几家地主的地种并搬了三次家。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公路、铁路，但是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日本鬼子无法管理，逐渐地抗日武装建立的越来越多了，土匪也多了，弄得日本鬼子惶恐不安，所以在1934年冬，日本鬼子就决定要把分散在山沟里种地的农户们都集中在山下居住，便于他们统治。临江县属于长白山脉，几乎都是山区，农户下山就没有地种无法生存，因此，1935年春，父母就决定带着大哥、我和四岁的弟弟及两个妹妹(一个2岁、一个1岁)从临江县乘船顺着鸭绿江到了安东市。大哥赵锡贵在安东学了木匠，因为我的外祖母家在安东种菜园子，所以在此处住了两个月，为2岁的妹妹治病。结果治疗无效，小妹妹去世了。这样父母就在此带着大哥、我、三弟、妹妹一家六口从安东乘坐“广力号”轮船到青岛换乘小轮船到日照县(现日照市)石舀所港下船，步行三天,共180里地,又回到了老家薛家湖村。
这次回家后买了老家的一块宅地盖了两间草屋，算是安下了家。当年夏季，我大哥就结婚了。第二年(1936年)大哥夫妇就去了大店镇找了工作。祖父母仍然与我们分居生活。祖父母留了一亩四分地自己种，给了我们5口人3 亩地，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父亲除了种自家地还得出去打临时工。到了冬季没有农活的时候，父亲就用独轮车往日照市给商人运送花生米，每趟车装上300斤花生米,每次往返就是5-6天的时间,每次挣上5-6元钱，还要支付路上的吃住,最后也就剩下3-4元钱贴补家用。因此，虽然地里收成差点，粮食少点，全家还算勉强够吃，日常花销从临时工的收入中解决。
2、我家的族谱
从我的祖父母那代算起，由夏庄镇迁到薛家湖村到我祖父这代是第六代。祖父这代人姓名都是两个字的，他兄弟四人，祖父叫赵广。我的父亲叫赵连玉，是第七代。我这第八代人的名字应该是“锡”字辈儿，大哥叫赵锡贵，三弟叫赵锡金，妹妹叫赵锡臻，我的名字叫赵忠实。因为参加革命的时候还不满16岁，那时也没有上过学，农村的孩子不满18岁没有成家一般就叫奶名，我是参加革命后部队领导给起的名字，所以我的后代就没有按照家族的族谱起名字了。我的后代也就是第九代人的名字本应该是三个字的名字，中间是国字。我父母生育了七个儿子、五个女儿，活了下来并成家的就是3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大哥赵锡贵(生于1916年,卒于1946年)自小就在临江县城外菜农家打工。1931年9月18日，日本鬼子占领临江后他就到安东市外祖母家学习木工。
1935年，大哥与我们一同回到山东老家，当年就结婚了。1936年，大哥夫妇俩到大店镇大地主家打工。1940年农历正月16日，大哥夫妇俩带着俩个女儿(一个3岁、一个3个月)去了东北安东市外祖母家。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部队进军东北路过安东市，我们兄弟俩见过面。1946年春，我调到辽宁省贸易局工作，省贸易局在安东市设立办事处，大哥就到办事处工作。不久单位派他押送卡车物资，送到辽宁省通化市，在返回安东市的途中，出了车祸，大哥的腰椎被压断，神经也压断了，在通化市住院治疗两三个月无效后，1946年9月底，被用担架送回安东市家中。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安东市。1946年冬天，大哥下半身开始腐烂，不久就去世了。1947年，安东市解放了，大嫂和两个女儿享受了政府给予的烈属待遇。
我是1950年4月份调到东北人民贸易部工作，同年7月与老伴儿李敏结婚。老伴生于1932 年1月26日，1948年2月参加工作，1949 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北京工商大学工作(处长)，1988年离休。我们养育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3、我少年的经历
我是1924年7月25日，出生在东北临江县猫儿山南坡干沟子，父母在此种地。除了1929 年回过山东老家，1930年返回临江县，在临江县山里租种地主家的地。当时地主为了便于佃户种地看地，提前在地边上盖上两间茅草房，地与地之间距离很远，所以佃户之间基本上没有来往。自我记事起到1935年曾经搬过几次家，都是这样的环境。我从5岁起就帮母亲照顾弟弟、妹妹;7岁开始，白天放猪或放牛，晚上回家照顾弟弟、妹妹或帮助母亲干家务活。9岁那年，家里买了一头小牛，我在放牛的时候不小心被牛角顶破了右眼上眼皮，当时流了很多血,父母当时很担心,害怕我眼睛失明，没想到用布把眼睛包了15天左右后，布拿下来的时候，眼睛好了，什么都看得见，大家都很高兴。在我10岁那年，我们搬到了县城西北猫耳山后种地。到了秋季，打场打下来很多黄豆荚皮，父亲跟我讲:县城里的饭馆会买这些英皮喂兔子，我就提出到县城卖英皮，父亲同意后，我就用布口袋装了20多斤的黄豆荚皮，翻过猫耳山走了10多里地，到了鸭绿江边上的县城饭馆，还真把黄豆夹皮卖了，一共8-9角钱。我就在饭馆里花了2角钱买了一盘饺子吃，剩下的钱回家给了父母，他们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因为那会儿，除了过年过节能够吃到饺子，平日根本吃不到。后来我又到县城卖了几次黄豆荚皮，每次都是卖了后吃顿饺子再回家。有一次去县城看到城门上挂着一个人头，我吓坏了，一打听才知道是日本鬼子干的。他们抓到了胡子，把人杀了，割下头挂在这里，恐吓反对日本人的中国人。那时候日本人对抗日游击队和土匪都叫胡子(东北人把土匪叫胡子)。还有一次在县城看到了曾经和我家在一个山沟子种地的山东老乡，他到县城卖牛，不小心牛被偷了，但很快就被他找到了，他牵着牛，拉着偷牛的人去警察局，我也跟着去了。一到警察局，被偷牛的老乡跟日本人讲，偷他牛的人也带来了。没想到日本人二话没说，就把丢牛的和偷牛的人各打了几个耳光。我一看就吓跑了，当时是既害怕又恨日本人。1935年春，我回到山东老家，仍然在家务农。当时我已经11岁，看到村子里的孩子上学就跟父母亲提出要上学。可是父母说:“咱家没钱上不起学!你就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拾柴、捡粪、干农活”。这样，我就每天早起按照父母的要求背着筐围着村子路边、野地，捡拾人和牲畜的粪便。因为土地少，不仅粮食少，秸杆也少，做饭缺少柴火，秋冬还要出去捡柴。所谓柴火也就是落叶或路边干草。我在13岁的时候就开始帮助父亲干农活，我记得在我15岁那年秋季，大爷爷家雇我放了一个多月的猪，不但管吃还给一块银元。1940年端午前，我母亲包好了粽子叫我到夏庄镇卖了几次粽子，赚点钱买一点油、盐、火柴等生活必需品。这年年初，父亲与邻居家因为宅基地的事情打架，一气之下跑到东北安东市找我大哥了。家里只有母亲和我及9岁的弟弟和6岁的妹妹，这个家就全靠着我母亲一个人负担着了。
山东省县城以上城镇都被日寇占领以后还处于无政府状态，我们村子靠近台潍公路 (潍坊市到台儿庄)，日寇进攻台儿庄、徐州市时，常常从这条公路上运送日军和物资。看到日本军队来了，村子的大人、小孩、妇女都向村子东边跑，翻过东岭藏起来。有一次，日军由北向南走，有两个日本骑兵看见山后村有一农民(他的地靠近我们村)在地里干活没有跑，日本骑兵下了公路走到那个农民身边，抽出大马刀就向那个农民脖子砍下去，人倒地后，骑兵从地里抓了一把沙土抹在那人脖子上。后来那人没死，但脖子上留下了一个三四寸的伤疤。靠着公路边的村子里没有跑的妇女被日本鬼子抓住强奸的也不少，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日本鬼子进村。
1940 年以前，我的家乡没有地方政府，但陆陆续续出现很多的抗日组织，有原国民党时期县区政府组织的武装也叫抗日游击队，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某支队，有国民党组织的抗敌自卫队，有地方知名人士自已组织的某某抗日部队。他们来到哪个村子都要吃住，老百姓不知道哪个是真正抗日的。只听说共产党为贫苦老百姓办事，组织的部队可能是真正抗日的，但由于当时这些武装部队都叫抗日部队，并没有公开党派名字。作为我们这样贫穷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只想自已全家四口怎么填饱肚子吃饱饭，在这种环境下怎么平安生活下去，特别是我的母亲更是负担很重，这种苦难心酸的日子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