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参军过程和当文工团员
1940年农历五月初六，我母亲从夏庄镇赶集回来跟我说: 在夏庄镇看到有两个穿着灰军装的军人，他们说是从山西来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们向赶集的人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号召大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共产党是为劳动人民办事的，要求大家积极支持抗日，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去打日本鬼子。这两个人都是外省人，一个叫姚杰，一个叫李队长，他们还来招兵，咱家西边苟家村陈XX、刘得玉都报名参加了。我母亲说她问了李队长，说有个儿子 17 岁(她讲的是虚岁，实际差一个多月满 16 周岁)，身体好，你们要不要?他们俩都说:叫你儿子来吧，我们要!这样母亲就回来问我:你去不去参加八路军?我想八路军说的确实对，只有打败小日本，建立二个新中国，人民才能有出路。我当即就决定参加八路军.，但家里只有母亲带着两个几岁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怎么办呢?我问母亲: 我去参军这个家可怎么过呢?母亲很爽快地说:家里一切我想办法，你放心去参加八路军。当天母亲就把我送到了苟家村，见了李队长。那里已经有四个人，加上我共五个人，他们都表示欢迎我。姚杰已经回部队了，只有李队长(后来知道李队长叫何子修，是文工团团员 ) 在那里。我母亲走后，李队长指定陈 XX 负责，每天早起带着我们几个人到村外出操、跑步，这样过了三四天，由李队长带领我们五个人到了沂南县东高庄村南山坡文工团所在地，当时部队叫八路军八支队，实际是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一分校，简称抗大一分校，司令部和政治部驻扎在沂南县东高庄村。我们五个人来到文工团后只留下刘得玉和我在文工团，其余三个人交由司令部分配到别的单位工作，这样我就成为了一名文工团小团员。文工团当时有 30-40名团员，大都是外地人，团长袁成隆是北京人,副团长王九鸣是上海人，团员多数 20多岁，也有几个十几岁的，最小的 12-13 岁。他们告诉我:抗大一分校是 1938 年 12 月份从延安抗大总校分出来的，然后东进过黄河到了山西八路军总部所在地。1939年12月份，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又招了第二期学员，此时奉命第二次东进，经过了河南、河北两省...... 两次夜间经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指经过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1940年1月来到山东沂南县东高庄村并在此过的春节。抗大一分校到敌人后方为我军培养各级领导干部。当时一分校有 2 600 多名学员，大部分是连排级干部，总共分三个大队( 一大队、三大队、五大队，每个大队 700 人左右)，还有一个女生队: 机关有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每学期的学习内容根据专业、形势和工作需要而定，时间有长有短，一般几个月到一年。
抗大分校的方针是遵照毛泽东同志于 1936年5月26日为纪念抗日军政大学建校三周年文选中指出的“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成为一名抗日军人的必不可缺的，也是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针的具体体现。抗大的人们对新来的战士都很热情，见面都叫我小赵,有一些比我小的战士也叫我小赵。有一天，袁成隆团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有没有名字，说总叫你小赵也不行呀! 我说: 我没有上过学!没有名字只有小名!他听我说明了情况后说道: 那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好呢，你考虑一下。我回答没有考虑过。这时候王久明副团长从外边进来听到我们之间的谈话，就说:你很忠诚老实,就叫赵忠实好了,这个名字不错征得袁团长同意后，我自已也表态: 行，没有意见。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老家赵姓排辈的问题，以后也再没想过改名 字的事情。
团里的领导知道我没有上过学。我在没有事情的情况下，就拿着小本子和铅笔，看到墙上的大字标语就主动请教他人并在小本子上面记下来，后来团长就叫一位叫林立的女同志当我的老师，只要一有时间就帮助我学文化。她很热心地教我学习，行军途中休息时我就问她这个字是什么，那个字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她每次都很有耐心地教我，别的同志看到我爱学习也都主动地帮助我学习文化知识，我在文工团就和大家一起唱歌、排练话剧不参加演出就到戏台上拉大幕，别人出去宣传抗日写大字标语，我就帮忙提着白灰桶，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部队开大会和新学员开会时都会唱抗大校歌，我每次都感到很受鼓舞和教育。歌词里这样写道: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已承担，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6月下旬，为纪念共产党诞辰十九周年和抗大一分校第一次党代会召开，我们在团长袁成隆的亲自安排下，决定创作有重要意义的歌曲，并派史平同志去政治部宣传科找沙红干事，请他写歌词。沙红同志高兴地接受了，只用了几十分钟就写出了一首歌词。史平拿回来后就交给了副团长王久鸣看了，并立即谱了曲。我们全团同志连续练了几次后，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庆祝大会上表演朗诵，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我清楚的记着这首歌的名字叫《跟着共产党走》，歌词这样写道: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指引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共产党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改为伟大)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这首歌词充满了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充满了时代的革命激情。我当时对这首歌和抗大校歌印象特别深刻。同时，我看到革命队伍里的各级领导没有一点官架子，与学员、战士、工勤人员平等相待，并且领导干部以身作则，都很严格要求自己，使我深受感动，下决心跟着共产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
当年7月20日左右，我们文艺工作团奉命由团长率领奔赴沂南县青驼寺，为山东省召开的各界代表大会演出。这次大会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山东首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共产党、八路军四支队、八支队等我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游击队及各地方的民主人士(也包括过去的举人、秀才) 还有国民党的抗敌协会，无党派的抗敌自卫军。由当时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山东纵队政委兼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同志两人负责组织这次大会。大会是在青驼寺镇上南边的大广场召开的。我们都参加了，有两三千人参加了这次大会!报告人在主席台上用麦克风讲话，这是我第一次从麦克风里面听到报告人的讲话声音。
我们文工团都驻扎在青驼寺庙里，庙的后面有个广场在那里搭个戏台，参加大会的人晚上来这里看节目，来为大会演节目的有两三个文工团队。有时候分别上演两三个节目，有一次,还演过三次，其中有一次演完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上台后看我们并与我们握手，表扬我们演的节目很好!这次在青驼寺召开的各界代表大会上，出山东临时参议会、战时工作临时委员会(简称站江会)，并成立了山东各界抗日救过总会和农、青、工、妇、文各界抗日组织。这次联合大会的召开为我党领导下推进山东全面抗战扩大抗日根据地，建立各级政权奠定了基础。到七月底大会还没有开完，突然接到了山东分局的通知，临沂日伪军已经奔着青驼寺方向来了，上级要求我们撤走，我们文工团当晚就离开青驼寺，回到了校司令部所在地跺庄村。不久又发现日伪军要进攻垛庄村，我们就随着校司令部就向东撤离了二十多公里的双侯村。
2、调到校司令部通讯警卫排
我记得当时我们随着校司令部和政治部又回到了垛庄村，大约是八月下旬，袁成隆团长找我谈话说:司令部通讯警卫排需要人，叫你去当战士，并询问我有没有什么意见。我当时就表态同意。袁成隆团长给我写了介绍信后，我就去司令部找到孙培琦指导员报道。他把谢排长(一位经过长征的四川人) 找来把我安排在二班。二班的班长叫董珊海，我们班有 12个人。除了我一个人是本地人其他都是外省人,我们班还有一位经过长征的老战士。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我都很热情。只有我和田春华年岁小一些，我俩都是十六岁，田是陕西人，1938 年参军的那年才十四岁。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走到一起的。可以说在一起比亲兄弟还要亲。我们通讯警卫排的任务就是保卫领导机关和首长的安全及通讯联络。当时抗大一分校有两千六百多人，有二十多个伙食单位。驻地一般都是驻扎在一二十个村子里面方圆一二十华里。上下级单位的联系既没有电台也没有电话。司令部有部电台是与延安总校和山东纵队山东分局联系使用的。校领导机关与所属单位联系全部靠通讯警卫排战士步行来回跑。大队有通讯班，每个单位都有一到两名通讯员。
抗大一分校是在敌后方办学，经常遭受日军及伪军的袭击，还有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顽固分子，还有反动会道门找我们的麻烦。所以我们就是边学习边战斗，在战斗中学习。通讯警卫排一共有 37人，一旦有情况的时候就非常忙，平日驻军时我们除了放哨、站岗、通讯外，跟其他学员一样军训。有军事、政治、地理、文化课。上下午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为了行军或战斗中指挥联络便利，专门编排了旗语并对通讯员进行了培训。培训后每个人发了两面蓝色和黄色的小旗子。用旗语指挥部队进攻、撤退和转移。后来发现这样容易被敌人发现我们的指挥地点，容易成了敌人的射击目标，后来旗语就停止使用了。
我们在沂南县垛庄村驻军到九月初，听说日寇要来袭击我们，校领导决定叫通讯警卫排派人通知各单位迅速向东转移，校司令部准备撤走时，哨兵来报告: 发现日军到垛庄村西南河边，周纯全 (1955 年授上将)校长立即命令通讯警卫排速派一个班阻击敌人掩护机关部队东撤，要把敌人引向村北后利用青纱帐隐蔽迅速向东跑步赶上部队。阻击敌人的这个班里还有两名战士使用冲锋枪,他们猛烈向敌人射击，把敌人打懵了后，他们按照司令部的指示迅速北撤，然后向东跑步追上大部队。敌人过河后直向北追扑了个空。秋收后没有了青纱帐，日寇曾几次从县城出来袭击我们,我们靠近蒙山,一有敌情就进蒙山和日军在山里周旋。大约十月份的一天下午，发现敌情了，我们夜间就顺着蒙山南边向西进入了太安地区驻下来。我们三大队继续向太安县内行进并在石莱村驻下。又过了两三天我们侦察队报告，太安县城的日伪军准备来袭击我们，校领导决定当天晚饭后出发向东北蒙山区内，并派我和另一位同志赶快去石莱村通知三大队撤回来，路程大约有十多华里，我们还没有进石莱村三大队就出来了并说: 他们已经知道了敌人分九路向我方扑来，我们俩随即跟着他们返回，当晚就追上了校司令部，继续连夜转移经过泗水、新太、莱芜等县第二天上午进入蒙阴县内蒙山北山下驻军，据说整个行程 180 华里，大部分同志脚上都磨出了水泡。我不仅双脚磨出泡还有血泡。在夜行军中同志们相互帮助，身体强壮的帮助身体薄弱的同志背行李或扛枪。有的病号走不动，部队首长就把马让给病号骑。经清查驻蒙阴地区的 2600人都安全地到达了。
我们虽然有2600人但是学员有2000多人，有一多半人没有枪，有枪的也都是地主或富农支援抗日捐赠的旧枪，每只枪也就是几颗或十几颗子弹。学员每个人都发三四个手榴弹，不能与敌人硬拼。所以日寇对我们有准备的出来扫荡时，我们必须想尽办法，保护学员不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因为他们毕业后就是发展壮大抗日组织的骨干力量。
我们转移到蒙阴县垛庄村东南双侯村驻下.这一驻就是挺长时间。校司令部通信警卫排扩建为通信警卫连，共设立三个排九个班，由司令部分出来独立起火，当时的连长由司令部秘书主任周贤兼任，政治指导员由司令部政治指导员孙培琦同志兼任。在我们驻军村子的南边有一个寺郎宅村。驻有三四百人的地方武装，专门与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对抗，村子周围修了两米高的石头墙，他们经常出来到别的村子抢东西、要粮食，有时候还出来袭击我们。当地周围村子的老百姓就怕他们出来抢东西，一般的抗日游击队治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村子修的是石头墙。曾经有我们的抗日军队打过他们，没有攻进去。我们校领导了解情况后决定配合当地抗日部队消灭他们。于是我们派人先侦查地形，帮助制定攻打计划。先派起几个中队将他们围了起来，防止他们突围出去，我们派出爆破教员赵志坚，经他观察地形后决定从围墙外面100米距离那边的几间房子，有部队掩护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面用了七八天的时间挖洞到石头围墙下面把炸药装入木棺材里顺着洞送进围墙下放好,接好引线等部队准备好，引爆炸药成功将围墙炸开了一个三米的口子，部队迅速进攻进去。我们警卫连由孙、周两位亲自率领下配合其他部队将大部分敌人消灭掉，解放了寺郎宅村，并在这里驻扎了一个月。
我记得女生班是在这里毕业的!有三个女学生被分配到山东纵队工作。通讯警卫连派我们班副黄锡珍和我送她们三人去纵总队司令部报道。沂南县寺郎宅村向南经过大青山东坡到费县诸满镇山东纵队司令部有四五十华里。第二天我们才回到了寺郎宅村。
十二月中旬我们奉命由寺郎宅出发东进滨海地区到了现莒南县与江苏赣榆县交界处杜岗村。1941年元旦各班发了面和猪肉包饺子吃。一切都准备好了，听说赣榆县鬼子出城奔向我们这里了。司令部叫我们赶快通知各单位向北转移，走了二十多里到坪上镇住下，在这儿过的元旦，然后转移到十字路镇北边曲流河村过的春节。这期间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机关也来到滨海地区,这一地区离县城远些,是丘陵地带，村子多，比沂蒙山富裕些。4月我们又搬到曲流河西的西岑泉村，这里是平原地区，后勤供给好解决，我们住了四个月。在这期间，我由警卫连调到校司令部政治处当通讯员。与政治部、训练部、文工团、女生队、民工团等单位的指导员经常打交道，这些单位分住在几个村，通讯联络就我一人跑，虽然紧张点，但他们对我很热情，看我爱学习都主动帮助我，晚上他们的办公油灯有时主动让给我学习练字。我在政治处工作了五个月，把一年的文化课程都学完了。抗大一分校在滨海地区驻了七八个月，基本比较稳定。整个学校教学训练有计划的进行这么长时间是少有的。
校司令部在西岑泉村组织各大队学员集中进行了训练比赛，并举行了阅兵式，接受校领导检阅。全校的文艺活动搞得很活跃，各单位组织了俱乐部，我们还组织了联合演出，请来了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实验剧团、战士剧社及我们的文工团。在村东边河滩上搭的戏台，我记得演出了《李秀成之死》、《雷雨》、《日出》、《阿Q正传》等。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抗大一分校在敌后办学环境最好的一段时期。
3.为应对日寇扫荡，抗大一分校奉命重返沂蒙山
当年八月下旬抗大一分校奉命西进重返沂蒙山地区，准备反扫荡，由滨海区西岭泉、邢家水磨一带出发经过五天行军，到达蒙山南边田庄村一带住下。边教学边备战，筹备粮食，过冬物资运进山里储藏起来。准备干粮(炒面)每人三四斤装入长布袋里随身携带。十月初上级告知日寇在华北(当时山东属于华北地区)组织了几十万兵力准备向我根据地扫荡，要求我们部队进一步轻装。我校为此将所有马匹都放到东蒙山南坡一个教堂北边的森林里，饲养员换上老百姓服装照顾马匹。还有一门迫击炮及不能携带的东西就地掩埋起来。伤病员由卫生科负责安排。校领导决定政治部成立通讯警卫班从各单位抽调了十个人，把我从司令部政治处抽调来任警卫班副班长，班长姓张，20多岁。我上任第二天，直接领导我们的校政治部锄奸科副科长黄明清找我谈话，说我们班长在原单位犯过错误，要回原单位处理，让我代理班长。
十月下旬日军由临沂向蒙山南坡进攻，蒙山东西有一百多里长，南北有三十多里宽。我们有2 600余人在山里与日军周旋，那时天天都能见到日本鬼子举着太阳旗满山搜寻我们。虽然在山里活动我们比日军熟悉，但由于包围圈的收缩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大约十一月十日左右，接到山东分局的指示，二三千人的目标太大应分成几个部分活动，校领导决定分成三部分。校司令部随五大队突围出蒙山，向西北方莱芜一带活动;我们政治部随二大队到东蒙山和孟良崮山区活动;三大队留在西蒙山活动。
我们政治部随二大队(大队长严似海，政委刘惠东)转移到东蒙山、大青山一带与日军周旋了七八天。由于日军对这个山区反复搜索，无周旋余地，要暂时离开此地，去北边的孟良崮山区，这就必须经过青坨寺到垛庄之间的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又被日军控制着，我们午夜时分穿过了封锁线后，来到前面的桃花山下桃花屿村前。这时天刚朦朦亮，有雾，能见度低，侦察员走到了村口才发现日军的哨兵，双方交了火，侦察员赶紧回撤。听到枪响大队长严似海马上命令中队长王丁带一个小队先占领最高山头掩护部队转移并叫部队跑步向西北边撤。我们刚跑到西北边的山坡上，雾开始散去，看到东南桃花山上正在激战，不久中队长王丁负伤被学员抬了下来，由指导员继续指挥战斗。我们部队七百多人都到了西北边山坡上，再看桃花山经过猛烈激战最终山头被日军占领了，这个区队三十多人除两人抬王丁队长外都没有回来。我当时非常悲愤就问大队长:“我们这么多人，难道就无力增援，使指导员和三十多同志都壮烈牺牲?”大队长说:“我们这些学员都是革命的骨干，而且我们有枪的人少，每条枪只有几发子弹，对抗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日军，牺牲会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少数人对抗敌人来掩护多数人安全撤离。”当时我们都为掩护部队安全转移的战友们奋不顾身、英勇与日寇生死拼杀而壮烈牺牲感到非常悲痛，加深了对日寇的仇恨。
我们到达孟良崮山区与敌人周旋了六七天，感到这个山区既不熟悉又离日寇据点比较近，因此就又返回到东蒙山区活动。11月29日，接到校司令部的通知，叫我们转移到蒙山东边的大青山,校司令部驻在大青山北边大姑台村。30日拂晓前我们到了大姑台村，进了房子大家都靠着墙休息，因为是夜里从东蒙山走到大姑台，坐下后都睡着了。突然听到院子里有人喊:“有情况啦。”我们都跑到院子里，见到校长、政委都在，这时听到村北山上有紧密的枪声，五大队的二中队肖队长向周纯全校长报告，北边垛庄方向日军碰到我中队军事哨已接上火。这时日军重机枪、小跑也开火了，周校长命令肖队长立刻派一个区队占领村北边高地坚决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向南山上撤。我随着司令部向南山跑，这时村北边敌人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打了过来，我们上到第一个小山头，然后有个下坡，敌人的枪炮就打不到了。这时发现东边下坡处有几百人向我们这边走来，不像是敌人。周校长派通讯员下去联系一下看是什么人，此时上来一个背枪的人问我们是否是抗大部队?周校长说:“是，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他说是一一五师和战工会(山东分局)的，是拂晓时从东北方向进到这个山下，不久敌人就追上来了。周校长说，我们在山下发现敌人也追上来。然后一一五师通讯员就回去了。周校长于是命令五大队派一个区队占领南面制高点，该区队刚前进一百多米，南面制高点就朝我方射击，看来制高点已被敌人占领，马上就叫区队撤回来。这时三个方向都有敌人，西边大青山与东蒙山之间有一条南北方向干河沟,当时训练部副部长阎捷三拿着望远镜观察到河沟南北还没有被敌人封锁，有空隙，北边山头有五大队一个区队在和敌人进行搏斗。周校长当即命令再派一个区队死守住小山头掩护大部队向西突围到东蒙山。我和锄奸科长黄明清想跟随周校长走，周校长叫派几个人掩护李培南政委赶快走，并叫我和黄明清也快点走,留下四五个人就行，我俩于是向山下跑去，途中没跑多远就被敌人发现了，轻重机枪打过来，子弹啾啾穿过头顶，打在地上发出噗噗地声音，这时也顾不上了,大家沿着山沟拼命地向东蒙山跑，同时炮弹也打到干河沟上，但是我们一刻也不29能停，想尽快冲出包围圈。我们一直跑到东蒙山的树林里才停下了。大约半个小时周校长和大部分人员都到了,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时可见敌人的飞机在大青山上空飞过。过了一会，看见一个人捂着肚子走过来，走近才认出是司号长齐德同志。他面如土色，有气无力地向我说:“我找张管理员(司令部管理员张志中)。”我急忙把张志中叫来。齐德坐在地上左手捂着肚子,右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钢笔、笔记本还有几毛钱都交给了张志中并说:“我不行了，这些钱是我最后交的党费。”这时大夫过来查看他的伤口，他把手拿开，我们看到肚子被敌人用刺刀划开了一条大口，肠子都可见了。当时的条件差,大夫先拿衣服把肚子包紧，还没有包好，齐德用尽力气说了最后一句:“我们区队都牺牲了。”就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齐德同志是经过长征的老同志，在场的同志都掉下了眼泪，那种悲痛和对日寇的愤怒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大青山突围战在山东抗日战争中是比较有名的一次战斗。因为当时有中共山东分局、山东战工会、一一五师等机关一千多人及抗大一分校近二千多人被围在大青山，仅抗大一分校在这次战斗中就牺牲了二百多人，其中二大队政委刘惠东在此次战斗中也牺牲了。我们在东蒙山将队伍整理完就下午5点左右了，我带的干粮在突围路上跑掉了，我班里的张振和给我一缸子水，黄科长给我两个煎饼，这样一天来就吃了这么一点东西。当天晚上黄科长对我说:刚才司令员和政委决定你这个班暂时归警卫连领导。我就率领全班同志到警卫连报到，随后转移到东蒙山西北坡住下。第二天晚间部队向西蒙山转移与三大队靠近，但走到东蒙山下边有条南北通道，发现山下相隔三十米就有一火堆，说明敌人已经把我们圈在东蒙山，准备白天进攻。校领导决定当天夜里必须离开东蒙山，从山半坡向南走，不准发出声音，相互小声传到每个人，不准掉队。走到了西南坡就看不见火堆了，然后向西绕过南北通道，警卫连分别在南北方向守住道口，掩护部队安全到达西蒙山，结果部队都安全到达了西蒙山。西蒙山比东蒙山活动空间大些，但这么多人吃住困难一些，老百姓怕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大都到山下平原地区投亲靠友了。我们做饭没有油盐，经常几天吃不上有咸味的菜，有时找到老百姓腌咸菜的缸里剩的盐水，用它做菜吃，虽然味不正,但比没有盐的菜好点。一天晚上没有粮食，在老乡家柴房里，找到地瓜秧子上剩下的只有手指大小的地瓜，大的老乡都摘了，剩下的没人吃。我们摘下来，收集一起洗一洗，无锅(老乡带走了)就找个水缸拿石头垫起来，放上水和地瓜，用柴火烧。缸里水刚冒热气，警卫连长就来说有情况,赶快集合。这时水缸给烧炸了，地瓜没熟，我们也不管那么多了，伸进去每人拿几个就边吃边跑去集合。这时枪声响了，警卫连负责掩护机关和部队向山里撤,边打边撤，因天黑敌人不敢再追，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山沟住下来。12月10日，我们部队又返回东蒙山一带活动，在东蒙山下西北边有几个村子住下。上级叫我们班在两山之间的山道上设立军事哨，既可以观察西南下坡有无敌人，又可以向北边的机关通报。我们班由排长率领，还有一个侦察员跟着来到指定位置，两个人站岗其他人轮岗，休息的人在为自己做棉衣。因为12月了，棉衣来不及做，就把裁好的布片和棉花发给每个人，自己做棉衣。我把被子打开裹在身上，用背包带把被子系在脖子上，像个斗篷似地，趟地就睡。到下半夜排长和我商量，拂晓前顺着这条路下去到村子里找点吃的。我表示同意。于是在四五点钟时，我们全体顺着小道下行，侦察员在前带路，我随其后，排长在队尾。快到村子时，侦察员停了下来，回头小声对我说:“有动静。”我也听到了声音，因日军穿的都是皮靴，走起路来像马蹄的声音。我立即向后传向右边迈一步离开小路，因路边有农民怕人踩踏他们的地，用石头垒了三十公分高的小墙。我们一步就跨过去了，都卧倒，头贴在石头上。因为我们穿的军装是灰色的和石头颜色差不多。敌人迎头向我们走来，没有发现我们，我看见最前面是两个穿便衣的，紧跟着是个穿大衣的像是日本军官，后面都是扛着步枪的。排长因在最后有时间把步枪上了子弹，当穿大衣的敌人走到他面前时，他把枪口顶在敌人头部开了一枪。枪声一响，大家都站起来向北坡跑，我身边的敌人向排长处开枪，我边跑边推上子弹朝开枪的敌人开了一枪。跑开二十多米时，有个战士向敌人连扔了两颗手榴弹，并在敌人处爆炸了。排长和侦察员回校部报告，我带领我们班撤到小山坡上时天刚亮，我朝山坡下看敌人顺我们来的小路还在往前行进，我着急了，怕校部准备不好敌人就到了，就命令向敌人瞄准射击，延缓敌人前进，枪响后敌人乱了，能听到喊叫声。我们在左边坡上，敌人在我们和东蒙山之间的小路上，山里有回音，敌人分不清枪声在哪个方向，就看见敌人向右边东蒙山爬去了，我们使敌人改变了前进的方向，阻止了敌人向校部前进。我带领大家向后撤下来，途中发现有一个山洞就躲进山洞里。因日军的行动规律是拂晓出动，中午从山里开始返回据点，我们躲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出来并且很快找到了部队。当晚部队转移到西蒙山挂心橛子一带活动，在这期间每个人都抓紧把棉衣做好，当时已到12月中旬天气很冷了。在12月底部队向东蒙山转移，途中碰到放军事哨时的那个侦察员。他向我说，我去了咱们和敌人在村边遭遇的那个村子，老百姓说那天早上可见日本鬼子抬走了七八个人。1978年，我在山东泰安开会期间，我特意要辆车去东蒙山西边当年遭遇战时的那个村子。找到几个60岁左右的人问:”37年前拂晓，在你们村子东边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仗，你们谁知道?”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说:“我知道，俺那时还是个小媳妇呢。”其他人都笑了。她又说:“听俺男人说打死了好多日本鬼子。”
1941年12月底，我们部队向东行进来到莒南县东边，进入了滨海地区。山东分局、山东战工会、一一五师也都到了滨海地区。不久一一五师教导队合并到抗大一分校，改为一分校一大队。我们通讯警卫班从警卫连出来，又归政治部锄奸科领导。到了滨海地区相对比较安全了，我们才可以洗澡，换洗衣服。我有两个月几乎没有脱衣睡觉了，都是武器不离身随时转移，那些日子是非常紧张。现在终于可以好好收拾一下内务了。
在此期间，我们总结了这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交流了情况。在这次反扫荡中，我们抗大一分校牺牲了200多人，二大队政委刘惠东及六七名中队长牺牲了。但各级指战员、学员、战士为国家民族存亡，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不怕牺牲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为掩护校机关及学员的转移，我们的指战员面对数倍于我们的敌人敢于拼搏，不怕牺牲，直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这种为革命不怕牺牲的行为激励着我们更好地为革命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1942年1月，我们转移到十字路(现莒南县城)以北地区，那年春节是在曲流河村过的。5月份我们学校转移到三界首镇以东地区，我们政治部住在黑龙坡，在此政治部通讯警卫班扩大为警卫排，一班长叫武玉树，我是一班副班长;二班长是赵超贵(后改为赵超),是经过长征的;勤务班长是张金生;抗大一分校人事上也有变动，一分校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培南调到山东分局党校任副校长。一大队政委张雄升任校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由一一五师司令部五科科长袁仲贤调来任一分校副校长，校训练部袁也烈部长调清河军区任参谋长，闫捷三任校教育长。原二大队(也叫建国大队)学员毕业后不再招生。以后地方干部培养由山东站工会办，女生队也是毕业后不再招生。6月份校部在朱梅村，对校警卫连和政治部警卫排进行军事训练，搞竞赛和文化考试，当时考试分甲乙丙三级，甲级考试合格就完成扫盲了。我是直接考了甲级并通过了考试，因我以前就进行自学，可以写信看报了。
4、反顽斗争
我们驻在莒南县黑龙坡村，村北13公里外驻有国民党第五十七军(原东北军)。他们受蒋介石安插的反动分子不积极抗日，与我们经常搞摩擦，我们称他们为顽固派。曾经有我们的同志在附近村子搞群众工作被他们偷抓去杀害了。1942年8月4日上午，从村东北方向突然发现了几百个穿国民党军装的人进到我们村东南边的村子，当时我们很紧张，加强了戒备。这时校司令部来人说，接到山东分局通知，他们是国民党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旅长万毅和五十七军秘书处主任郭维城率2000多人起义，投奔我们这边来了。就是有名的八三起义。具体情况是:当时任五十七军旅长的万毅(地下党员)被反动分子关押起来，蒋介石给五十七军长官发密电要处决万毅，被五十七军秘书主任郭维城扣下，救出万毅并和译电员刘振华三人一起逃出来，找到山东分局朱瑞书记、一一五师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报告了情况。然后决定让万毅和郭维城速回一-一师找常恩多(地下党员)组织了这次起义。这是刘振华在一分校学习时，他自己讲的。常、万、郭率部起义成功后，其原部下孙焕彩(旅长)是顽固派，在甲子山以南纸坊一带驻防，有三千多人。山东分局决定由一一五师的六八六团、山东二支队六团和抗大一分校联合起来对付这股顽固派。8月中旬开始，我们在甲子山纸坊进行四天的战斗，消灭敌了一千多人，剩下二千多人逃到日照到莒县公路以北地区，这是第一次交锋。10月8日孙焕彩集结四千多人趁日伪军对我根据地扫荡之际，又返回甲子山纸坊一带，由于避免两面受敌，反击日伪军扫荡是首要任务，我们抗击了两天就主动撤出了甲子山一带，这是第二次交锋。这次战斗我没有参加，因我九月初患上痢疾和疟疾两种病，久治不好，病情加重，领导就派人把我送到一一五师野战医院(在今江苏赣榆县大树村)治疗。住了三个月医院，12月下旬痊愈返回部队。这时我一分校正在配合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和教导五旅攻打顽固派孙焕彩部，我当即参加了战斗，第二天早上战斗结束，顽军四千余人大部分被我军消灭，仅孙焕彩带着小部残兵败将逃出了滨海地区。这是第三次交锋。为滨海地区根据地铲除了一害。然后我们一分校住在甲子山附近铁牛庙一带并在此过的1943年元旦和春节。这期间政治部通讯警卫排合并到司令部警卫连，我被政治处要回去当通讯员。
5、抗大一分校改为教导团
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决定》山东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一一五师和山东 军区合并组织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1955年授元帅)为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任副政委，肖华(1955年授上将)任政治部主任。抗大一分校属于山东军区改为教导一团保留抗大一分校名字，胶东分校改为教导二团，我们一分校8月份才宣布，校长周纯全调走，副校长袁仲贤任教导一团团长，政委张雄(1955年授少将)调走，原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主任梁必业(1955年授中将)任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原山东二旅旅长孙继先(1955年授中将)教导一团副团长，李梓斌(1955年授少将)任教育长，大队改为营建制。10月份团里成立骑兵通讯警卫班，由团领导的四名警卫员和我们新抽调来的四人组成，负责团领导的保卫和通讯联络工作。团长和政委外出一般都带警卫员和通讯员两人，以便保卫和通讯联络。当时没有步话机和电话，全靠人通讯联络，骑马是最快的联络工具。骑兵主要是学校和山东军区、山东分局联络工作，学校与各营级所属单位之间的联络一般是靠步兵通讯员，紧急情况才用骑兵。我被调入骑兵通讯警卫班时，指导员刘建国和我谈话说组织上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候补期两个月，到期转正)。
1943年初，抗日根据地经济稍微好一点了，每个月可以发几块钱够买点毛巾、牙膏、牙刷等零用的生活用品。记得在1944年抗大一分校开全校模范代表工作会议，给我们代表每人发的奖品是笔记本、铅笔、毛巾、香皂和肥皂各一块，这是奖品发的最多的一次。条件艰苦时1940年一年我们才发了一块钱，但大家都为革命勤奋工作，从没有想过个人的得失和生活待遇的问题。
6、杀朱信斋过年(叫杀猪过年)
朱信斋是当地的土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我军收编为山东纵队二支队，他任大队长。共产党派去几名干部在他的队伍里做政治工作。1941年日寇经常向我根据地扫荡，他又投靠了日本鬼子,叛变投敌,把我们派去的干部杀害了，他们专门袭击我抗日部队,残害百姓,作恶多端。我们教导一团警卫连的一个班被他们袭击了，6人牺牲5人被俘。1944年春节前，由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渠(1955年授上将)指挥有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和我们教导一团参加，把朱信斋共700多人包围在日照县石沟崖的日伪据点，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拿下了这个据点。活捉了大汉奸朱信斋及伪军400余人。我随团长和政委一直在指挥部，战斗结束后，将朱信斋押到指挥部，由陈司令员、我们团长和政委一起审问，当时我也在场，朱是有问必答，承认之前袭击了我警卫连一个班十一人，有六人牺牲，五人被俘并交给了日本人。朱信斋的11名主要骨干和 400多名俘虏交由我们教导一团管理，我们把他们押回我们驻地陈家庄，经过短期的教育后按本人自愿大部分释放回家了，少部分人留在连队了，朱信斋等11名主要人员过了正月十五之后,在草岭前村河滩上召开公审大会，由我们警卫连押上台公审，群众代表上台控诉，最后宣布将朱信斋等11名枪决。此时台下有位老农民跑上来说，他有三个儿子都被朱信斋杀了，要求把朱信斋交给他，要把他的头割下来，并且拿出来杀猪刀和准备好的木笼子。我们不同意，仍由警卫连执行枪决。处决后，那位老农民还是把朱信斋头割下来装在木笼里拿走了。消灭了朱信斋广大人民欢欣鼓舞，不仅为当地除了一害，也使莒县一日照公路以北与滨海根据地连成一片。
7、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准备
(1)1944年5月，我们教导团转移到靠近江苏赣县边的一个村子住下。村北是平原，有一大片小麦快要出穗了，上级要我们马上把这片地整平压实建机场，地的损失由公家赔偿，我们用了一个多月修好了。团长派我去山东军区向罗荣桓司令员报告，让派人检查机场修的是否合格。罗荣桓决定派参谋处长李作鹏去，叫我先回去，并让我带40来斤苹果回去给大家吃，说这是胶东军区通过胶济铁路封锁线送来的。我是骑兵通讯员就把苹果放在马背上带回团里，当时大多数人都没见过苹果。第二天李作鹏来看了机场，说就这样吧。后来机场被敌人发现了，由赣县城的日伪军来给破坏了，当时对外没有说干什么用的，实际是延安来电指示山东军区要修机场准备美国人来帮助我们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因蒋介石不同意而没有用上。
(2)1944年7月根据山东军区的指示，有培养前途的老战士可以送到教导团学文化，为迎接抗战胜利需要的人才;同时抗战形势好转，从敌占区投奔根据地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组编了青年队，当时流传的口号是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当年秋天时我们住在莒县大店镇时，有人就说怎么还没打败希特勒?有人就答还没有过年那。到了年底就说1945 年打败希特勒，1946年打败小日本了，虽然情绪上有点波动，但胜利的信心是坚定的。1944年的春季滨海军区组织几个团在民兵的配合下对台儿庄到潍坊的公路上的莒县到临沂间的据点全拔掉了，组织农民把公路破坏了，使滨海根据地与鲁中根据地连成一片。1944年底，莒县伪保安大队长莫正民率3000余人起义，解放了莒县城。我教导团在大店镇安心地过了春节。1945 年春节过后，为准备大反攻，山东分局指示根据地动员农村青年参军，我的家离大店镇只有二十几华里，村子里有二十多人参军被分配到县独立营，这些人知道我在大店镇是正规部队的，就私下跑来找我，要参加教导团。我向团长曾国华(1955年授中将)和政委梁必业报告了这二十人的情况，领导商量后说，我们缺人，但他们是自己跑来的，我们不能收留，让我把他们送回县政府，说明情况。县政府驻在于家庄离我们有五六十里，我当天把他们带到于家庄，见到王县长，向他说了团领导的指示精神，王县长回答的很痛快，说你们需要就把他们带回去吧，我怕以后不认账，就说请县里写个介绍信我带回去，县里开了介绍信，他们这些人都非常高兴，可以在正规部队了。5月中旬，日寇又向我滨海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又占了莒县城，滨海军区的几个主力团在地方民兵的配合下，从多个方向对扫荡的日伪军实行反击，使日伪军遭受很大损失，让其失败而归。这时，我们知道了苏联红军攻占了德国首都柏林，希特勒被彻底打败了，更提高了打败小日本的信心。
(3)庆祝抗战胜利
7月下旬，我们教导团又进入了沂蒙山地区，预防敌人秋收扫荡。8月9日来到蒙山前仲村住下，通过无线电台收听到苏联向日本宣战。团长曾国华和政委梁必业商量派侦察员去费县城侦察敌情。侦察员回来报告费县城的日伪军前天撤到临沂城去了。于是决定8月10日全团集合进入费县城并在城边整队举行入城式。这是抗大一分校在敌后办学以来第一次全校进入县城。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相互拥抱,欢呼跳跃，老百姓也自发的敲锣打鼓庆祝抗日胜利。
(4)接收日伪投降，收复失地
1945年8月9日苏联向日本宣战。苏联红军向我国东北进军。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向八路军、新四军指示要积极配合苏联红军向日伪占领地区进攻收复失地。8月15日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在重庆向全国发布命令:解放区军队(指八路军、新四军及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原地待命，国军(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日伪军切实维护地方治安，等待国军接收，并明确不准日伪军向我军投降。朱总司令在延安向蒋介石发了电报,严词驳斥反动命令。同时毛主席、朱总司令连续向我党各战区抗日武装向日伪军积极进攻，收缴日伪武装。
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命令,将山东五个战区(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有20多万人编为八个师和十多个旅。我军分五路向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及胶济、津浦、陇海铁路沿线重要交通要道的城市大举进攻。
8月22日中央指示，由于日伪军在特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蒋介石的军队接收，阻止我军接收。在此情况下，山东我军迅速改变方针，以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镇为主。临沂是行政专署鲁南的战略要地，是敌人在我鲁南、鲁中、滨海三个解放区之间的最顽固的堡垒。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临沂城的日军就仓促向津浦线枣庄逃走。留下了伪军保安大队许兰笙部、王洪九部及邵子厚部共计四千余人，驻守在临沂城及周边。临沂城有又高又厚的坚固城墙，易守难攻。我军集合有滨海二师的一个团，军区特务团，鲁中第十一团，临沭独立团及地方民兵武装，山东军区派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及军区作战参谋处长李作鹏亲临指挥于8月17日对临沂发起进攻 19日扫清了临沂城外围敌人，占领了东、北、南三关，20日拂晓对城内发起攻击，由于城墙坚固，迫击炮打上去不起作用，我们又没有重武器，敌人有非常顽抗，连续攻击数天没有攻进城内。经过总结失利的原因，同时请来我们校兵工教员赵志坚一起研究，决定采用以前打寺良宅据点的方法，在临沂城西北角城墙外挖地洞至城墙下，送入四千斤黑色炸药。9月10日拂晓引爆炸药，城墙被炸开一个20米宽的口子，突击队乘烟未散迅速发起冲锋，成功突破缺口，战斗到第二天上午才结束战斗。此次战斗共歼敌2600余人，活捉了汉奸头子徐兰笙和邵子厚。临沂城的解放使鲁南、鲁中、滨海的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此时抗大一分校第七期在招收学员，这期比往期人数都多，有1000多人。山东军区把教导团扩编为三个大队，十一个小队(每队一百多人)，加上警卫连和校属单位共约一千七百多人。各野战团扩编为师，因电台少不够用被要了回去。通讯联络都要靠骑兵通讯班了，费县城到军区(驻在大店镇)有二百华里，几乎两三天就跑一趟，一个来回要两天时间，有时派去的人还没有回来，团里有急事又得派个人去，我身为班长派别人去的多，人手少我也经常来回跑。这期间我们班是经常在外面跑。临沂城解放后,军区迁到临沂城路程虽近了一半，但那也有90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