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5年9月底，团长、政委从临沂城(山东军区驻地)开会回到费县，决定将老弱病残及后方工厂交滨海地区安排，部队过冬的新棉衣全发了下来，准备较远的行军，去何处对下面没有说，只说是一次远行军。10月2日山东军区将梁必业调到第一师任政委，10月8日部队从费县城出发，走了一天到达沂南县高里村，此时接到山东军区命令调曾国华任第三师师长，教导团由参谋处主任邸怀珍、政治处主任徐洪才、副主任宋锡纯负责。我们班有两人跟团领导走了，其余人归到警卫连，只有我留在团里由团领导直接指挥。当时发给我一支2号驳壳枪，把捷克马枪给了警卫连，行军中我骑着马前后联络传达命令。部队向北行进每天大约走五六十里路，我们在诸城住了两宿，因向北六十华里是胶济线铁路有日伪军占领，只能黑天通过，沿线又挖了一条两米宽一米多深的防护沟，需要派人侦察探路耽误了一天。到防护沟时先将准备好的成捆秸秆填平沟，铁路两边各派一个排掩护，大部队顺利通过铁路线，行进80里到达平度县城，该城是三天前才解放的。在平度休息了一天后继续前进经掖县到达龙口。胶东军区已做好准备，到达当天下午在龙口市区外，部队集中在几个大院内，让每人交回新发的棉衣棉裤，换上胶东军区准备好的老百姓的棉服和毡帽，以防过渤海时遇上国民党军舰。晚上团部和警卫连、供卫处在龙口港分乘两条汽船，三个学生大队在距龙口市东北二十里兰家小鱼港分乘二三十条帆船渡海，到达辽宁省庄河县，这期间只有我乘坐的汽船中途机器出了故障，在海上漂了十多个小时，才有船经过帮助修好船，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怕遇上敌人的军舰，直到第三天早上才顺利到达。下船后进驻县城。第二天我跟随徐洪才、宋锡纯乘汽车到安东市(现丹东市)找到肖华(时任安东民主联军司令员)向他做了汇报之后，他请安东市长吕其恩安排教导团的驻地。三天后全团步行到达了安东，然后又乘火车于11月13日进入沈阳车站。当时苏联红军不让部队出火车站，因他们和蒋介石有协议只认政府的军队，经交涉除警卫连到先到达的罗荣桓处，其他人只能下火车向南步行到苏家屯住了四五天，又转到抚顺市住下，这时听说东北总部也来到抚顺，团领导派作战参谋和我去找总部作战部联系安排火车去通化。找到总部作战处的李科长接待我们，他说现在领导不在，我也刚来两天，你们要乘火车我没有办过，客车现在是没有，正说着进来一个穿警察服装的人跟李科长说，有个军人要火车运弹药。李科长说:“现在火车皮很紧张。”那个穿警察服装的人说:“我去车站找站长试试”。李科长说:“你去吧。”我看这个人与车站站长熟就马上找他说我们部队想乘火车去通化，请帮助找站长安排一下客车，我们有一千多人。他说:客车可能有困难。但答应联系。我把我们两人的名字和联系电话留给他。第二天他来电话说，客车没有，有一趟运送弹药的货车，十个车皮可以坐。我们向团领导汇报，团领导同意乘这趟车。于是和他约定了时间，我们按时把部队集中到抚顺车站，但管运送弹药的人只准二百人作为看管弹药的人上车，我们只好上了二百人，其他一千五百余人只能步行去通化市。后来1949年到抚顺时，问起那个警官的情况，才知道那个人是伪满时期的警察局长，第二次解放抚顺后被枪决了。
2、抗大一分校到达通化时，民主联军东满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是朱瑞(原山东分局书记1943年调到延安)决定成立机械化兵种，从一分校抽调部分干部和学员培训驾驶员。同时抽调部分干部到通化行署及下属县政府工作。这期间延安总校也来到通化地区，上级决定一分校合并到总校，地点在通化地区的集安县。成立一分校这些年大约培养了24000多名学员，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和后来的新中国解放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3、代表教导团参加东北银行和东北商店成立大会。当时东北市场上都是使用伪满洲国货币，我党决定成立东北银行印我们的货币，代替伪币，当时叫东北流通卷。同时成立商店要有我们的商品支持流通卷。召开成立大会的时间大约是1946年元旦，地点在通化市原伪满银行大厅里，记得会上宣布东北银行行长是廖 XX，东北商店经理是刘效陶(东满民主联军后勤部副部长)。当时请了住通化市军队、机关单位。教导团(一分校)派供给处财会股长李才章同志和我参加了成立大会，会后还请到会的人员吃了顿饭。东北流通卷一直使用到1950年初人民币发行。
4、我在抗大一分校工作了近六年，深感学校是个革命大熔炉，抗大一分校1938年12月成立到1946年初七年间培养了两万多人。抗大在抗日期间曾成立12个分校，只有一分校成立最早，在敌后办学最长，在艰苦困难的战争环境中办学对学员和干部都经受了考验和锻炼，
提高了革命理论和工作能力，坚定了革命的政治觉悟。我在抗大一分校工作了六年，受到的教育和感染实在深刻，为我的革命一生奠定了基础。学校各级领导干部、党员都能坚持以身作责，尤其要求大家做到的事，各级干部带头做好，真正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掩护在后的革命精神。部队上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每到一个驻地，都要帮老百姓打扫卫生、挑水，帮农民干农活，损坏东西要赔偿，驻的时间长了老百姓舍不得我们走，有的老大娘还偷偷擦眼泪，真正是军民关系如鱼水情。
5、1946年1月10日，我离开了一分校到民主联军东满司令部后勤部报到，刘效陶副部长和我谈的，叫我搞军需工作当军需股长。当时一起调到后勤部的还有冯参谋和安海道。
我们当时住在通化市，离电话局大楼约200米处，刘效陶住在电话大楼，1946年除夕晚上刘效陶给我打电话说今晚可能有情况，注意安全，没说具体情况，大约10点多钟电灯突然灭了，听到外面有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接着刘效陶来电话说国民党特务组织日本人搞暴动，并告诉我你们楼里还有炮兵学校校长何长工，我知道我们在中间，南边是我们部队(何长工)，北边是医院，我们比较安全。枪声到初一早上还有，我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枪，外面戒严也不能出去，只能在房间里呆着。上午电话大楼北边市公安局办公楼的三层枪声不断，看到大街上何长工组织人从中学的广场拉过一门炮,将炮口直对公安局三层楼连续打了三炮，每层一发，将日本人消灭了。连续三天戒严，不能出房门，事后知道是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把日本关东军五万多人集中在通化解除了武装，所以通化市到处都有年轻的日本人，国民党组织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关东军，在农历除夕晚上十点电灯拉三次开始暴动。当晚八点左右，有知情人偷着跑到公安局报告了暴动情况。我们才急忙准备镇压暴动，敌人印好传单准备用飞机撒，因飞机起飞时碰上高压线爆炸了，没成功。坦克也发动了但没有出院门就被制服了。这次暴动被控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