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上小学教师
1925年秋，高小毕业后，因家庭经济状况艰难，被迫辍学。我辍学以后，找不到生活出路，只好帮助父兄做些农活，思想上却十分苦恼，整天闷闷不乐。为了消遣，闲时我就找一些旧小说阅读。我们村全是沙行子地，贫穷，是一个远离县城，比较偏僻的地方。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反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很少传到这一带来，我在村里能够搜罗到的书籍，也只不过是些《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一类的旧小说。后来，通过一些同学，借到了《三国演义》、《水浒》、《洪杨之豪》、《精忠说岳》等历史性小说，阅读后对我颇有启发，我很仰慕书中那些侠义的英雄人物，也受到一些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熏陶。
1926年秋，村里办起了一所小学，需要教员，有人提议，让我去参加教学。我想，当小学教员，总比老呆在家里强，这不仅可以用微薄的薪金养活自己，还可补贴家用。我们家乡文化落后，连高小生也很少，我是村子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高小毕业生。人们说我是从“洋”学堂里出来的学生，是小知识分子。
学校里教师除我以外，还请了本村读旧书的老先生苏润波，这位先生只读过老书，从未进过洋学堂，教白话文不行，教算术又不会阿拉伯数字，只能教教珠算，给大点的学生讲讲《四书》、《五经》之类。第一学期开学两个月，县里提出对小学教员要进行考核，考试合格者才能继续留下来当教师，否则就要辞退。苏润波老先生不敢去县里参加考试，自动辞教。我参加了县里统一考试，成绩合格，成了一名合格教师，由县教育局统一安排工作。我们村里人见我考上了合格教师，很想把我留在自己村里任教，县教育局却把我分配到了第三口小学。第三口是一个较大的村镇，住有千来户人家，学生较多，离我家只有四五里地，工作、生活都很方便，我在这里任教一年多时间。我的一个同学是东堂村人，他也是村中办学的董事，对我很感兴趣，找到县教育局，把我调到了东堂村小学任教。
二、组织读书会
我担任小学教员以后，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安定，教书不是我的最终愿望，思想一直在苦闷中徘徊，我渴望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探索新的出路。我四处寻找书籍阅读，但总也找不到有新意和适心对味的好书，书店里也很难买到“新书”，再加上财源有限，也买不起新书。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就在我十分苦恼的时候，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潘玉琳，从大名七师辍学回家，跑到第三口小学来玩，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们搞个组织吧！”我带着疑惑的反问他：“搞个组织？”他说：“对，我们邀几个人，搞个读书会，怎么样？”我未置可否地说：“商量商量”。后来，我把这件事陆续告诉了几个高小时的同学，他们都辍学在家，经常来我这里玩。一个是王兰勋，他是王家陵村人，离我家不远；还有两个是石步江、潘荆章，他们同潘玉琳都是张官寨人，离我家只有五六里地，我们从小就玩得很熟。平时我到他们那里去玩时，他们总是劝我多看点书，并经常借些新鲜小说给我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银匣》等。这次我对他们讲，要办读书会，他们都没有提出异议。一次，我们几个人相聚在一起，又谈起了读书会，大家一致同意把自己的书拿出来互相传阅，还各自拿钱订一些杂志、刊物，交换阅读。大家议定其目的是为了丰富知识，探求生活出路，就这样，我们正式成立了读书会。
大名七师1926年上半年就有了党的组织活动，下半年已经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组织成立了“读书会”，吸收部分进步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工作开展得很活跃。潘玉琳到大名七师读书，在学校里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他提出要我们成立“读书会”，我估计这不是他的创造，或许仅是模仿而已，正好符合我们的想法。王兰励上初中，潘荆章在小学当教员。不论我在本村，还是在第三口，或是在东堂村小学教书，只要学校放假，他们就跑到我教书的地方来玩，尤其是成立读书会以后，跑得更加勤密。我们这些人在一起交谈较多，国际同内形势、各种传闻、读书心得，天南地北，无所不谈。特别是潘玉琳，他文化程度比我们高，又能说会道，经常把在学校里听到的、看到的一些新闻、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他知道的一些肤浅的革命道理等，一一说给我们听。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互相议论，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和教育。我们几个人的主张、观点逐步趋向一致，志趣相投，谈得来，无所顾忌。有时交谈得很晚了，他们就留下来吃饭，就在我这里睡觉。
读书会组织起来后，“大本营”设在我教书的所在学校，由我负责图书借阅。最初就我们5个人，以后一些小学教员、青年学生也向我们读书会借书阅读，还有很多人纷纷要求参加读书会，渐渐地读书会得到扩大。读书的人多了，新图书的来源、购书的资金出现了困难。开始，我将自己的微薄薪水的绝大部分拿出来购买新书，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后来，我们5个老会员不得不坐到一起来开会商量，决定动员读书会会员自动捐款，有则出，多寡都行，无则免。这样，也捐献了不少钱．解决了一段时间购新书的资金问题。1927年，潘玉琳在大名七师读书，与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大名七师党组织给我们图书馆支援了不少革命书刊，图书增添了全新的政治内容。
要求参加读书会的人员越来越多，会员队伍不断扩大，特别是许多工人、农民及其他集镇的小知识分子也纷纷参加，使得图书馆的书籍流量越来越大。特别是有些人一次借阅的书籍发展到多本，甚至成批借阅，他们反过去又向别人发借，轮流阅读完后，再交回图书馆，又借去多本。如此反复轮回，这样久而久之，读书会逐渐衍变成了流动图书馆了。
在读书会发展过程中，我们5个老会员，始终是读书会的积极分子。在这一期间，我们阅读了大量书刊，特别是对一些革命书刊的学习，引起了我们思想的极大变化。由于革命思想的启发和教育，我们对组织读书会逐步产生了新的认识：不再认为是单纯地追求知识、探索一般性生活出路。而是逐步转向批判旧制度，憎恶旧社会，要求革命、进行革命斗争了。根据上述情况的变化，认识的不断提高，我们5个老会员适时地对参加读书会会员的态度和学习目的，进行了全面认真地分析。认为有的会员是迫切要求通过读书会，探求真理，寻找光明，开阔视野，进而投身革命；有的只是希望在读书会读些进步书刊，使自己开阔点眼界，达到消忧解愁的目的。他们虽然同情革命，但自己又不敢投身革命；也还有的只是单纯地想看点书，增长点知识。我们根据上述看法，进一步肯定了流动图书馆的这种形式，继而研究了扩大和发展的办法；最后商量了借阅图书的安全措施：提出借阅书刊，必须因人而异，根据入会会员的态度和目的及其思想状况，有所区别地提供不同内容的书刊。
由于流动图书馆不断完善和健全，会员发展异常迅速，覆盖面很广，威县已遍布各区，南官、邱县、冠县、南和、清河、广宗等县都有大量发展。1928年冀南读书会、流动图书馆与鲁（西北）豫（北）读书会、流动图书馆完全连成一片，人称“冀鲁豫流动图书馆”。会员们从各种不同的书刊中，吸取了大量知识，特别是很多会员，从革命书刊中，受到不同程度的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
三、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读书会到流动图书馆，一直由我负责书刊的收发、管理工作，当然，潘玉琳也帮我收发了很大一部分书刊。我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也很细致。在此期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书籍刊物。新书一到，我总是首先翻阅，这不是猎奇，更不是仅仅喜新，这也许叫做近朱者赤，“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一方面是为了整理图书，分门别类保管和借阅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猎取更多的知识、吸取更多的革命道理。我孜孜不倦地阅读，有时简直达到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如痴如醉的程度。尤其是进步书刊，数量不多，要求阅读的人不少，更加迫使我抓紧时间阅读。有时为了更好地发挥书籍、资料的作用，不得不按章节拆开，分别传阅。革命书刊，它就像磁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我，我受到它的启发和教育，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开阔了眼界，思想觉悟有了较大地提高，逐步发展到信仰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由有好感，到有肤浅初步的认识，到有了较深层次的认识，产生了较强烈的入党愿望。
1927年，潘玉琳与大名七师党组织有了联系，他在我们读书会里面讲话很激进，常常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我们几个人也都认为他是共产党员，对他特别尊重。是年，我正式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潘玉琳对我的要求毫无表示，他对我既没有说他是共产党员，也未否定他不是共产党员，可我却一直拿他当共产党员看待。尔后，我又反复多次向他提出申请，直到1929年春，他才正式通知我说：“行了，你是‘大学’了，我当介绍人。”“大学”是我们党处在秘密时期，一些地方为了讲话的隐蔽和保密，将共产党员称为“大学”，称共青团员为“中学”。一直到解放以后，我才知道1927年时潘玉琳并不是共产党员。当时，威县一带与我同时期入党的还有石步江（石一川）、王笑天（原名王夏之，外号小宝贝，威县四马坊人）。
我入党以后，仍在学校教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主要负责组织领导流动图书馆的工作；此外，以学校为根据地，担负党组织的交通联络工作。
从组织读书会到流动图书馆，坚持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它为马列主义在威县各区和附近几县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许许多多革命青年、知识界的先进分子从中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有的人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不仅为威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培养党的干部创造了条件。因此，流动图书馆的作用，在威县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从事联络工作
1929年，潘笑圃回到威县，经中共广宗中心县委书记梁雨辰同志批准，在宋家庄小学成立了中共威县第一个党支部。潘笑圃任党支部书记，宋彩芹任组织委员，马东斗任宣传委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威县党组织发展异常迅速，到1930年上半年，先后建立了威县乡师、宋家庄、张官寨、董村、枣科、贺钊等7个党支部。乡师的党员较多，活动开展很活跃。田普航、李林、王一夫、李华北、陈焕文、张禹三、李慎之等都是乡师的党员。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壮大和革命斗争的需要，1930年下半年，在北湖帐完全小学成立了中共威县县委，潘笑圃任县委书记，宋一轩同志任组织部长，马东斗同志任宣传部长。
1931年春，县委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潘笑圃让宋彩芹同志通过关系打通伪县教育局，把我从东堂村小学调到宋家庄小学。宋家庄村党组织力量比较强，附近村庄的党员也较多，成立了宋家庄党支部。宋一轩、宋彩芹同志都是宋家庄人，县委的一些会议、重大活动大多数在宋家庄举行。我到宋家庄以后，仍然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一方面继续组织领导流动图书馆的工作，另一方面开始负责党的组织活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暴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的革命活动在威县、广宗、南宫、巨鹿一带如火如荼，十分活跃。
我们流动图书馆则充分利用革命图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积极向参加流动图书馆的成员，特别是那些进步的小学教员、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我们迅速购买了一大批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书刊，随即分发给各个流动图书馆，让大家秘密互相传阅，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鼓励爰国志士毅然投身到“拯救祖国，还我河山”的伟大爱国主义斗争中去。
与此同时，我们还组织了一些抗日救国的活动。有一次，我联合宋家庄附近十几所小学的教员，率领这些学校的学生，成百上千人，浩浩荡荡进行了一次集会游行。大家义愤填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汤玉麟！”
为了宣传抗日，县委组织编印了一个《民众小报》。在《民众小报》上除自编自印一些宣传抗日救国的小型文章外，还及时向全县人民报道、转载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坚决要求抗战的消息。《民众小报》的刻印，一般都在宋家庄小学。我们学校比较方便，我有单独的一间房子，白天不方便工作，就晚上刻印。潘笑圃和我，天黑后就插上大门，躲在房子里刻印，经常通霄达旦。我晚上帮着油印《小报》，白天给学生上课，打不起精神，一二天时间还可以勉强支撑，时日多了，就再也无法对付了，教学质量也因而受到影响。就在这时，宋彩芹因1930年10月中旬在大名师范以学生会主席名义，带头闹学潮，要求驱逐校长张达夫，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关押近3个月时间后救了出来，学校接着又开除了他的学籍，他整天呆在家里。他的父母对他本来就管得很严，出了这个事情以后，管得就更紧了。晚上不准许他出屋，白天倒可以出来走走。潘笑圃趁此机会，叫宋彩芹白天代替我来上课，晚上他就与我一起刻印《小报》，印好的《小报》，按流动图书馆的分布点发下去，我们白天就躲在房子里睡觉。这样一来，宋家庄小学实际上成了威县县委的一个秘密办事机关，或者叫做秘密联络点吧！
各地的党员、党的负责干部，大多数都是小学教员，同时基本上是读书会的会员。为了扩大读书会的影响，党组织的很多活动，如召开党的会议，常以读书会的名义举行，这样也便于党组织活动的隐蔽。每次集会，事先约定好时间，到时候十几辆自行车就来了，北至南官，南到邱县，各地的党员都有，有时候一些进步青年学生也来参加。我和宋之光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联系上的，宋之光同志是南宫县旧城人，在南官县城内南街毛氏小学教书，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那时候南官县的党组织关系，还隶属威县县委领导，宋之光同志经常要到威县来与县委取得联系。我和李菁玉同志也是在这段时间里认识的。菁玉1929年考入烟台刘珍年部军官学校，同年在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被国民党当局发觉，驱逐出学校后，他转到天津，河北省委派他到武汉做兵运工作。在武汉失去了组织联系，他不得不从武汉返回家乡——南富。回到南官以后，李菁玉同志以卖文具、书籍为职业作掩护，骑着自行车，游乡串校，在小学教员中进行宣传鼓动，发展党的组织。后来他任南宫特支书记，我同他联系较多。李菁玉同志性情豪放、心直口快，有时说话不注意场合。有一次在宋家庄小学，他当着许多非党员的面，毫无隐蔽地谈及党内的一些事情。我急得在桌子底下直用脚踢他，半天他才反应过来。不过这也很难责怪他，那时我们对做党的秘密工作，还很没有经验，也极不习惯。总算不好，我们联系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思想要求进步的小学教员和少数青年学生，群众基础好，没有出什么问题。（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