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地区原属直南特委。由于党组织的发展，河北省委为了加强地方党的领导，在1934年11月决定把直南特委划分为两个特委：大名以北（含大名）的广平、肥乡、永年、南和、曲周、威县、广宗、平乡、任县、巨鹿、南宫、隆尧等县为冀南特委；大名以南的磁县等地为冀鲁豫边区（又称老直南）。1935年2月冀南特委，又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冀南地区以釜阳河为界划为东、西两部：西部有任县、南和、内邱、隆平等地；东部有巨鹿、威县、南宫、广宗等地。
冀南特委书记是李菁玉同志，不久改换为李华生同志（当时叫毕根），特委秘书长是张子衡同志。特委委员有张霖之（民运）、于光汉（宣传）、刘子厚（当时叫刘文忠负责组织）、李德、赵勤学（因负责军事工作，大家习惯称他军赵）等同志和我（还兼任巨、广中心县委书记，负责巨鹿、广宗两县的工作）。团特委书记是马国瑞同志，委员有程玉林、张建国等同志。
冀南特委及时领导了盐区（巨鹿、广宗等县）农民的武装斗争。特委组织部长刘子厚同志和刘振邦同志化装成盐民，深入到盐区中，宣传党的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宣传“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道理。我跟张霖之同志也在东部各县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在广大党员和军属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将冀南地区的武装力量组织成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许多游击小组，不久就组编成游击队。初期，游击队的主要活动是斗恶霸地主，搞武器，分粮食。由于没有武器和缺少武装斗争经验，这一时期游击队开展的斗争规模较小，战果也不那么显赫。但每一次斗争，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加深了劳动人民对游击队和武装斗争的认识。在群众中滋生着这样一个信念：只要共产党游击队在，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劳苦大众就一定能闯出灾难的深渊。
到1935年，武装斗争出现了高潮。这年2月，冀南特委在任县刘屯召开会议，决定以武装斗争的方式解除一切反动武装，用以武装自己；利用改造土匪，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制定了在5月举行武装暴动，开展打保卫团、民团局、警察局、盐税局的方案。
刘屯会议后，刘子厚同志率领20多名游击队员，从任县县委借了4枝手枪，一连闯进了程庄、宋庄、马庄、尹庄等村的地主宅院，搜缴了长短枪8支，揭开了西部武装斗争的序幕。
与此同时，我们东部的武装斗争也很活跃。初期的斗争，也是从恶霸地主手里搞武器、分粮食、武装游击队，解救穷苦百姓。有一次，我们逮住的一个恶霸地主，因没看押好，让他逃跑了。他跑到县警察局告急求救，警察局派出警察到郭庄搜查共产党、游击队。敌人搜查到尹光同志家，尹光同志闻讯逃走。他的爱人和老母亲被敌人抓去，毒刑之后杀害了。4月下旬，特委书记李菁玉、盐区委书记张霖之，还有马国瑞、薛振颜等同志和我，开会商定了打件只的行动方案。由于我们的武器不多，只能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取胜。那一天，游击队在广宗槐窝村树林里结集，准备偷袭件只警察局，因我们组织得不够周密，行动意向被敌人发现，敌人严阵以待，准备应战。当时，我们的武器仅有几把大刀和20多颗手榴弹，80多名游击队员，虽然大部分是党团员，但是都没有正式上过战场，战斗指挥员也缺乏作战经验，连个行动口令都没制定。所以当听到有人喊：“敌人冲出来了！”队伍就乱了阵。为了避免损失，我们当即撤出阵地，疏散了队伍。
5月暴动的预期目的，是在西部拔掉泽畔（尧山）、北张（任县）和东部广宗件只等警察局，结果都未实现。但是，东西两部这几次武装行动，在这一地区吹响了武装斗争的号角，取得了一些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斗志。
5月底，冀南特委为了及时总结5月暴动的经验教训，在巨鹿县郭家庄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特委书记李菁玉、宣传部长于光汉、组织部长刘子厚、青年委员马国瑞、还有我和李德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中，在讨论某些问题时虽有争议，但大家还是一致认为我们的武装斗争应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政治斗争要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要从解决劳苦大众当前的生活疾苦人手，激发其革命积极性。对土匪力量，只能利用、改造、不能依靠。应千方百计的发展壮大群众的武装力量。在武器不足斗争经验尚少的情况下，武装斗争只能以小型战斗为主，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逐步由小到大地发展。武装斗争的发展方式应是搞武器，分粮吃大户，发动广大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向压在自己头上的反动势力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这次会议后，我把张锡吾（巨鹿中心县委书记）和老怀（名字叫清福或德福）两位同志找来一起商量如何贯彻落实特委会议的精神。要搞武器，究竟应从哪儿下手呢？我们选定了团成警察局。因为团成局子有我们的内线，如果配合的好的话，里应外合是容易成功的。于是我们又把那位内线同志找来，商量具体行动方案。内线同志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说：“这还不好办，只要你们把队伍组织好，拉到警察局门口，到时候我给你们打开门不就行了吗？”我说：“没把握的事，咱不能干。咱得先把敌情搞清楚，然后再考虑缴获敌人武器的方法。”
团城是个大集镇。每次集会，都要延续五六天。集霸为了招揽生意，增加税收，凡逢集会，总要在集市上搭起戏台，雇来戏班子，白天赶集上会，晚上开台唱戏。一唱就是半月二十天。这不花钱的戏，警察局的兵是场场必看，一到晚上，警察局除留一个看门的外，其余的全部早早地溜到戏场，这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
我们在旧城前刘家村的一间磨香油的磨房里，进一步制定了行动方案，决定由张锡吾和老怀率领刘文信（刘子厚同志的弟弟）、杨魁元（曹村小学教员，共产党员）和苏玉豹（当时大家叫他二和尚）3名精明强干的游击队员，乘团城警察局的人都去看戏的机会，冲到警察局，内线同志开门接应，把搜缴的武器带出来，我负责坐阵指挥，联络各方力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就在我们采取行动的那天晚上，团城局子的内线同志送来情报说：“今晚守门的已更换，不是自己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改变计划？还是按原计划行事？大家觉得不改变计划也有把握取胜。张锡吾等5位同志立即巧装打扮，趁晚饭后天蒙蒙黑，潜入到团城警察局门口。他们上去敲门，里边无反映。他们就让杨魁元同志装成女人的声音喊道：“快开门，我们是来打官司的。”这一招，还真灵，守门的敌人忙来开门，门一开，躲在门两旁的游击员冲上去，扭住了敌人的双手，用枪口顶住的胸膛，严厉地说：“放老实点！要是喊叫，就打死你！快把武器交出来！”俘虏在游击队员的看押下，走进屋里。游击队员收缴了墙上挂着的7枝长枪；又威逼俘虏说出了短枪存放处，收缴了1枝短枪和子弹，随即押着俘虏往外撤退。走到团城村南，游击队怕带着俘虏误时间，就把俘虏捆在村口的树上，游击队员撤出了团城村，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们第一次缴获了敌人这么多武器，别提多高兴了。一个个拿着枪，边走边看，摸摸这儿，摸摸那儿。突然，“砰”的一声，刘文信手中的枪走火了。这一声枪响，惊动了正在看戏的敌人。敌人赶回局子一看，人枪两空，立刻分兵几路，朝枪响的方向搜查而来。他们在村南发现了被捆在树上的同伙，方知是游击队剿了他们的窝。失去了武器的敌人，那敢再往前追呢？游击队带着缴获的武器，顺利地返回驻地。
这次战斗，在团城警察局只用了几十分钟，加上来回路程，共用了不到3个小时。这一胜利，鼓舞了游击队员的斗志，纷纷要求参加收缴武器的战斗。广大的农民也主动行动起来，组成“布袋队”配合游击队的活动。游击队每攻打一家地主宅院，将地主家的人驱赶到厨房或柴草棚里，看押起来后，“布装队”蜂拥而进，没吃的拿粮，没衣穿的拿衣服…．．
8月中旬，我们根据特委的指示，准备收缴南宫王边寨局子的武器许多游击队员都要求参加。我和张霖之、于光汉等同志商量决定：有几枝枪，就去几个人，其余没有武器的队员，分别在大小路口站岗放哨，准备接应。
自从团城局子被缴械以后，王边寨局加强了警戒，天一黑，就关门上锁。如果我们晚上来攻打的话，门口就是一道难关，搞不好在门口惊动了敌人，两下开火交战，再缴敌人的武器就难了。因此，我们选定了在太阳刚刚落山，农民收工卸牲口，趁局子还没关门的时机，采取突然行动。那一天，由王宜臣同志带领几名游击队员先潜入王边寨局子附近，等太阳刚一下山，他们就装扮成过往的庄稼人，从不同的方向移动到局子门口。猛然间，他们飞快地冲进敌人窝窠，几支枪同时对着敌人，大喊道“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敌人正围在桌子旁边玩麻将呢，一个个被这突如其来的局面惊呆了，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游击队员赶紧上去缴了他们的武器。有个队员在切断电话线的时候，浑身用力过猛，手里的枪走了火，但未伤人。他们顺利地收缴了10多支长短枪和200多元现大洋。
这年的七八月，省委派王光华同志来到冀南东部。早在1934年春秋，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同志（兼任北方局书记）到直南巡视工作时，听说我们搞革命武装很高兴。我们向他详细地汇报了武装斗争开始兴起和发展过程，并要求省委能派一名懂军事的同志来指导武装斗争。高文华同志回省以后，就选派了王光华同志。冀南特委让我和王光华同志接头。我一见他就高兴地说：“我们可把你盼来了。今后你负责军事工作，我负责党政工作，咱们一起干吧。”我向他介绍了西部游击队一、二支队和东部游击队三、四支队及打王边寨局子之后新建的五支队情况。王光华来后，担任冀南特委委员和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还兼任五支队队长，主要在东部地区活动。
我跟王光华同志配合得很得手。我经常把掌握的敌情及时告诉他；他也总是把每次战斗部署跟我商定以后再实施。王光华同志身高力壮，既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又有身先士卒的好作风。在他的带领下，东部地区的武装斗争搞得轰轰烈烈。他来后第一仗，就成功地拔掉了曹家庄民团局，缴获8支长枪和一些子弹，手榴弹。用这些武器组建了12支队，随后又一连搞倒几户恶霸地主，并组建了15支队和一支手持短枪的特务队。
在这些斗争中，我们对有枪支的恶霸地主实行“交枪不杀”，交抗日救国捐的就免去其分粮斗争的政策，并加强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巨鹿阎町警察局主动与我们联系，要带枪集体参加游击队。当时我们有点右倾，没立即收留他们，想让他们在外边及时给我们送情报。他们每天晚上都派人来沟通情况。我们要到某村，他们就避开我们，背道而驶地配合行动。这一情况被伪县长发现了，他带上一队人马来到阎町局，以检查武器装备为由，让全体人员武装集合。伪县长亲自整队：“立正！出队架枪！退回！向后一转！向前一开步走！”队伍向前走了没有几步，伪县长带来的人，迅速上前收了他们的枪，并宣布撤消了这个据点。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把敌人散布在乡间的大多数据点，一个一个地拔掉了，剩下了少数据点的敌人也不敢再呆下去了，全部撤回县城。．冀南东部的广大农村，几乎全成了游击队公开活动的区域。游击队常常是晚上集合活动，白天分散隐蔽在一个村里。龟缩在县城里的敌人，时常派特务来侦察我们的行踪。有一回，敌人派来的特务，被我们的岗哨逮住，就地处决了。从此以后，特务再也不敢接近我们了。群众性的“分粮吃大户”和“枪秋”斗争波及大大小小的乡村。仅在巨鹿县的周庄、张郭庄、东西旧城、石鹿等村，就从地主手里收缴了20余支长短枪。十多个村的布袋队联合在一起，到于家庄等村分了好几家恶霸地主的粮食。不少地主眼见大势已去，生怕分粮斗争席卷家门，主动找游击队要求献枪献粮，领取抗日救国保险证。
这一时期，游击队不仅可以明枪明刀地同恶霸地主斗争，而且也可以同保安团等反动武装展开你来我去的游击战。斗争的规模逐步扩大，革命的形势不断发展。整个冀南地区，已初具革命根据地的雏形。
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以后，准备东征，并派一名军事干部来冀南地区了解情况。蒋介石反动派露出了其阻止红军北上抗日的反动立场，把冀南的大好革命形势视为心腹大患。蒋介石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宋哲元，务必限期消灭冀南“赤祸”。宋哲元立即在北京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将河北划为四个防共区，把所有的军警，民团统编为保安团。并从商震的三十二军，冯占海的六十三军，宋哲元的廿九军中，抽调数万兵力。自1935年冬开始，陆续开到冀南，采用“安营扎寨”、“反复清剿”的残酷手段，猖狂地进行“清乡”、“围剿”。在强敌像洪水猛兽吞噬而来的艰苦环境下，冀南特委没能很好地组织革命退却，甚至有的领导把“拉队伍上山”说成“逃跑主义”，而应游击队中存在的不肯离开家乡的“家乡观念”，错误地做出“原地不动，分散隐蔽，继续坚持斗争”的决定。结果队伍一分散，更有利于敌人各个击破，使革命力量遭到了惨重的打击，有的革命领导骨干和革命同志被迫远离家乡，投亲靠友，自谋出路；有的打入敌人军队中隐姓埋名，坚持做策反工作；有的没能离开本地，而被敌人抓去杀害了。在我的记忆中被敌人杀害的干部有刘文信、陈普善、王宜臣、于队长、李桐庵（或李同安）、杜凌群、张志向、张九德、商星奎、苏绍曾、齐贵臣等同志。敌人在刑台南宫，把抓去的人成批成批地用机枪扫射。南宫的伪专员刘必达把人活铡后，还把人头挂在树上或城门上。被害的党员和外围革命群众那就数不清了。这些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革命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他们的革命事迹，是冀南革命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
冀南武装斗争，虽然以失败而结束，但它配合了北京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狠狠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和反动的“华北自治运动”，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可辱的英雄气概；牵制了敌人几万兵力，间接援助了中央红军从陕北渡河东征抗日，为冀南的革命史谱写了群众性武装斗争的光辉篇章。（1983年5月5日郭森口述，陶荣祥整理）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