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签署了《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河北省。这天，冀南地区天气晴好，碧空无云，金色的阳光洒向大地。广大冀南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纷纷走出家门，奔走相告，涌向街头、广场。他们蹦呀、跳呀、欢呼、歌唱、扭秧歌、打腰鼓、游行集会，真是欣喜欲狂，热泪盈眶。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组成了一支强劲的交响乐，此起彼伏，延续了好几天。
这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回荡。八年抗战的烽火，浴血奋斗的日日夜夜，那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仍然宛如一部部生动的影视画卷，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我脑海里不停地翻滚。
七七事变时，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8月上旬，调陕北公学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日军大举侵华。国民党蒋介石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致使国民党军队正面御敌的大溃退。不到一个月，北平、天津失守。、日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四面进攻。国民党70万华北守军一触即溃或不战而逃，节节败退。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整个华北几乎都被日军占领，人民群众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蹂躏，生活苦不堪言。
1938年5月的一天，中组部的同志通知我：“河北来电报，翼鲁豫抗日前线迫切需要人，组织上考虑你老家在河北，又在那里工作过多年，情况比较熟悉，决定派你返回河北工作。”第二天，凉风习习，细雨霏霏，我背着简单行李、书籍，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延安。当时，抗日的烈火在我胸中燃烧，我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心里默念着“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的誓言，途经两个多月，胜利返回到阔别2年多的河北省冀南地区抗日前线。
组织上分配我到濮阳任直南特委书记，负责十几个县党的工作，宣传、组织人民群众，建立巩固的敌后根据地，与八路军一二九师派遣部队配合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为工作方便，我同时兼任八路军驻清丰办事处主任。
濮阳专署专员是国民党指派的丁树本，他兼任冀鲁边区八县保安司令，住在濮阳。副专员陈明韶，住在大名。只南乐县县长是中共党员，其他各县县长都是丁树本委派的。
我到任后，除抓了宣传群众，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发展壮大党的组织，组建党的机关及扩充武装外，工作重点放在正确掌握和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一方面防止关门主义的产生；另一方面杜绝右倾投降主义的出现。为此，我主动以八路军驻清丰办事处主任的名义与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于光汉同志以冀南军区军代表的名义，到濮阳城专程拜访了丁树本，这不但是出于礼节性的拜访，互相认识一下，更主要的是考虑到正确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事过后不久，陈明韶主动到了清丰，我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给他做了些工作，他对我八路军友好，表示一定精诚团结，共同抗日。
其实，丁树本与陈明韶都是我们党和军队把他们扶起来的。那还是1938年2月，日军攻打濮阳城时，丁树本率部抵抗，打了半天，丁部败退。他想留下继续抗日，又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如果弃濮南逃，又害怕被国民党别部吃掉。正处在进退一两难之际，我直南特委分析了日、伪，丁、陈和我方情况，认为争取丁陈与我合作抗日，是有可能的。以后，我方多次派人与丁树本、陈明韶联络，宣传抗日救国和合作抗日的道理，丁、陈满口答应了我方提出的条件，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丁树本还喊出了“抗战到底，统一战线，军民合作”的口号。我方应其邀请，派了罗士高、晁哲甫等一批同志到他的保安部队里担任政工干部。开始丁树本的保安部队只有几百人，战斗力也差，他的那块地盘主要依靠我八路军正规部队、地方上的第四支队和清南救国会领导下的武装游击队维持。尔后，我们帮助他发展了部分队伍。最后丁的武装达到了两个团的兵力，陈明韶也发展到一个团的武装。丁树本很善抓权，日军打来后，各县县长都跑了，在一段时间里政权出现空白，他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了各县县长。因此，他的羽翼也日渐丰满。由于他赞成抗日，我党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他，支持他的工作。在我党的积极活动、组织下，当地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很快建立起来了，群众抗日气氛空前浓厚，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出现了“抗日歌声到处可闻，抗日标语村村可见”的气象。但好景不长，国民党委派鹿钟麟来河北省当省主席，丁公开宣布接受鹿的领导。从此，对我党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感情上越来越与我格格不入。特别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总是给我们作难。对我们的一些要求，他阳奉阴违，耍手腕，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
我们特委机关和部队都在清丰县，工作人员和部队指战员的吃饭问题必须通过国民党清丰县长刘厚洽才能解决。我后勤部门的同志每次去找刘批粮食，他总借故不批，进行种种刁难，闹得我们几乎饿肚子。一天，我亲自带了几个战士到清丰县政府找刘厚洽，我们开诚布公地讲明理由，要求他从抗日大局出发，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我们好言相劝，讲得唇干舌苦，刘厚洽才给批了3000斤。我们千余人，能吃几天？刘手中并不是没有粮食，其目的就是想卡我们，要我们向他乞讨。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略带威严地对他说：“抗日，大家都很辛苦，为了民族的生存，心甘情愿，但总不能不吃饭？你当县长，抗日人员饿肚子，难道你不负责吗？好！我们走。”他看到我来硬的了，害怕了，才开了几张空白条子，由我们按实际需要填写粮食数字。
直南特委辖区，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流动人员多，秩序混乱。一天，我游击队抓到了一个毒品贩子，从他睡的床上拿到了用枕头装的一袋“海洛因”。我们将他贩运的一切物资全部没收，付之一炬，将贩毒者就地枪决，并出了一张布告。这事丁树本知道后，派人将我们的布告偷偷揭去，还另派人到清丰来向我们询问，说这事应由政府来处理。我们如实把情况告诉了他，讲明现在是战争环境，为免节外生枝而为之。丁树本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专门派了一个民主人士跑到南官，找徐向前同志告状。徐向前同志好言劝慰，要他们顾全大局，互相支持，不要相互找岔子，丁才作罢。
经历了几个事情后，我特别体会到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要警惕右倾投降主义的复活。为此，我特地请来了在丁部当政治部主任的我特委统战部长晁哲甫同志，我们进行了研究。晁哲甫已50多岁，在当地颇有威信。最后我们商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尽最大努力，以最宽广的胸怀，对丁树本做说服工作。同时，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他进行必要的斗争。特别是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能让步。我特委机关设在清丰县梁家村，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清丰县城，距濮阳近百华里，我们的工作方便，行动自由，丁树本什么也管不着。正因如此，他为前面几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千方百计想控制我们的行动，他曾三番五次地通知八路军办事处搬到濮阳去。多次说给我们的住处都安排好了，欢迎的标语已贴满了街，就只请郭主任快点来了！我召集特委的同志和青年纵队参谋长卜盛光同志反复进行了研究，根据种种迹象分析了丁的用意，最后确定不搬为妥，并由我和卜盛光同志带几个人到濮阳找丁树本协商。去后，丁的态度很傲慢，我们反复向他申述了不搬的理由，丁一概不听，还一味强调搬去的好处，什么安全，交通方便，有电话、电台，便于与冀南区党委，区军委联系等等。我们不便于当面揭穿他的阴谋，只好沉住气，耐心同他讲道理’。卜参谋长强调说，清丰离前线近，离部队近，便于对部队领导和监督指挥，便于对新战士教育和训练。他仍坚持个人意见。最后，我们只好拿出杀手锏，告诉他撤离清丰搬到濮阳，我们的上级不会同意。这样，丁才答应让我们请示上级，暂时不搬。
斗争最尖锐还要算在武装的改编上。清南抗日救国会领导着一支1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大多数同志是我们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很有战斗力。丁树本对这支队伍很感兴趣，挖空心思打主意，千方百计想把这支武装拉过去，改编成他的队伍。“青救会”游击队听到丁树本要改编他们的消息后，队员们都很着急，纷纷来找我，要求快点给他们想办法。根据这些情况，我们特委部分同志认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这支队伍本来是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为什么要让丁树本改编呢？我们决定赶在丁的前头改编成我正规部队。我们印了八路军的臂章，召开大会宣布并入八路军东进纵队，编为第一支队，任命了队长、政治部主任等负责人。战士们佩戴了八路军臂章，一个个高兴得跳了起来。改编前，我们并没有向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请示，事后不久，陈再道同志率部来清丰等地剿匪，为了使改编很快落实，我带了两名战士在肥乡找到陈司令员详细作了汇报。司令员一听，高兴地说：“改得好，就是要抓武装嘛！”他说着说着，突然停下来，略有所思地说：“啊！东纵第一支队？我已有一个第一支队哩！”他把话停下来，想了想又说：“不要紧，我那第一支队在武城、景县一带活动，叫他们不到你们这边来，离这里几百里地，别人是不会知道的。”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随后，我又向陈司令员谈了我们支队枪枝弹药和经费问题，请他帮助解决一点。司令员很痛快地给了我们20支枪和一批子弹，拨了2万元经费。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狠抓了一下武装，扩充了队伍，这个支队迅速发展成一个营的兵力。
丁树本得知我们改编了“青救会”的武装，他大发脾气。专门请了一个姓陈的民主人土四处告我们的状。开始告到陈再道那里，没有捞到什么好处。随即又跑到南官，找到了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给我们列了几大罪状，什么不讲朋友交情，不搞统一战线，不肯去濮阳，改编了他的武装等等。
我在直南特委仅工作了几个月，后调冀南四地委工作。在直南特委工作期间，我们在工作中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在以后的事实中完全得到证实。与丁树本、陈明韶，乃至后来的石友三的联合斗争，都是抗日大局的需要。陈明韶与我联合，确实抗日，他曾亲临指挥，组织奋勇队攻打大名城，在五花营伏击日寇等，解放战争中与高树勋起义投诚，不能说统一战线对他们没有影响。顽匪石友三暗中勾结日寇，与我抗日军民为敌，我们与他斗争，对他进行打击，乃至国民党将领高树勋诱杀他，这再次说明我们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不管是联合还是斗争，我党我军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壮大，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同时，也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
1939年10月，我调到冀南四地委工作。讨伐石友三的战争结束后，冀南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形成了以抗日军民为一方，日伪军为另一方的对峙局面。冀南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给日伪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日本侵略军企图摧垮冀南抗日根据地，调集大批日伪军，由铁路沿线疯狂向冀南地区步步紧逼。特别是在四地委辖区内，修筑起蛛网似的公路，将其分割成若干小块，公路两侧挖8尺宽，一丈多深的封锁沟，釜阳河水放人沟内，每隔二三华里修建一个炮楼，对我进行分割封锁，推行其“囚笼战术”。日伪军凭借公路，用汽车、马车运载兵员、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因此，“大规模地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阻碍敌人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作战”，是抗日根据地人民一项光荣艰巨的任务。
1938年下半年，冀南地区未被日寇占领之前，在区党委领导下，各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挖沟掘路，以阻挡日寇的汽车、马车和骑兵通行，有效地防止了日寇的进犯。1939年，日伪军到处抓民工，强迫大修公路，我地委、行署发动党政军民晚上破路，组织游击队或正规部队寻机骚扰。敌修我破，我破敌修，敌人修路速度极其缓慢。
1940年2月，在上级统一部署下，对日寇在冀南腹地修筑的石家庄至南官路、南官至巨鹿、邢台至威县、威县至清河、广宗至巨鹿等公路，进行过一次全面破坏。破路之前，我四地委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强调各县领导带头，深入发动群众，明确规定了各县的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4月7日晚，全区一万余名破路大军纷纷奔赴指定地段，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路斗争。南官县出3000名自卫队员和人民群众，将南宫境内即将竣工的南巨公路掘断10余里，使这条70华里的公路拖延了一年多的工期。广宗县参战者达5000余人，将巨鹿至南宫、巨鹿至广宗的两条公路挖了无数大小横沟，切成若干小段。这次破路虽只花了几个小时，却将区内几条公路干线路坏得七零八落，敌交通运输陷入瘫痪。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出动100多个团，40万兵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一次震惊全国的百团大战。为了配合这次行动，我区再次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公路破击战。地委、行署、军分区主要负责同志全部下到各县检查指导。各县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挂帅，动员县大队、模范班与群众一道，与八路军新七旅、四分区部队，同心协力，对各县境内主要公路干线进行破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敌人花费很大代价修筑起来的公路搞得破烂不堪。事后，又号召各县组织经常性破击，进一步发展成各村分期分段轮流破击。今夜这个村破，明晚那个村破，使敌人有路不能通，有车无法行。晚上群众破路，白天鬼子出来报复，长久以后，群众学会了对付敌人的办法：敌人出来，大家扛起铁锹往公路上走，假装给他们修路，敌人守着就慢慢腾腾修一下，只要我游击队，打枪干扰，群众就趁机“轰’’的一下全跑光，敌人一走就破坏，说是游击队搞的。日伪军无可奈何，只得干瞪眼，军需物资经常接济不足，兵员运输受到很大影响。
1940年以后，冀南区党委、军区领导机关离开了敌人占领的城镇，活动于广宗、威县、垂扬、清河、武城县一带。日寇为了分割冀南抗日根据地，割断和封锁冀南党政军首脑机关的活动路线，从1941年初开始，修筑南官大高村到清河王官庄公路。这条公路从四地委辖区腹地横穿而过，将我区分割成东西两片。修筑这条公路，日寇从威县方家营、清河王官庄调来大批皇协军，出动一个联队的日本鬼子，分别驻扎在大高村、邱村、垂扬、东马固庄、双炉、董家庙、王官庄一线。以此为大据点，中间还设有许多小据点。据点之间，每隔二三里便修建一个炮楼。皇协军司令部设在中心据点——王高公路中心地段的东马固庄。皇协军司令唐大石、参谋长赵洪文坐镇指挥，企图控制整个王高公路。
我四地委遵照冀南区党委指示，发动沿线群众，动员地方抗日武装，配合正规部队，组织了多次破路斗争，不断利用敌人薄弱环节袭扰打击敌人，虽未能彻底打破敌人筑路计划，但使这条百华里公路拖延半年工期。公路修通，日伪军对沿线统治更加残酷，他们频繁“扫荡”，肆意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建立维持会，扶持伪政权，疯狂杀害抗日分子和抗属，给我冀南军民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和困难，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危害和损失。
1941年8月，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等领导同志根据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指示，具体分析了王高公路各段情况，研究部署了全面破袭此路的作战方案。决定由七旅旅长易良品、政委钟汉华同志率二十团围攻东马固庄敌人中心据点，摧毁皇协军司令部；由十九团攻打南官大高村以南至垂杨之间的敌人；二十一团攻打垂杨以南至清河王官庄之敌。作战指挥部设敌人中心据点东马固庄附近的西马固庄。我四地委、军分区根据冀南区党委指示，军区的战斗部署，认真进行了研究。对王高公路沿线的南官、垂杨、威县、清江、清河、武城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作了紧急动员，给各县提出了具体任务和要求。我参与易品良、钟汉华同志全线指挥部指挥，地委、分区其他负责人分别下到各县，与县里负责人一道将县大队、区游击队、基干队等组织起来，发动群众成立担架队、破路队，各队长由县主要负责人担任，作好准备，协同动作，配合军区部队投入破路战斗。
8月30日下午，七旅全体指战员沿王高公路一线摆开，埋伏在公路两侧青苗地里，各县武装部队和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组成的破路队、担架队纷纷来到公路沿线，按指定地点埋伏。夜晚十点钟，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下达了战斗命令，参战的指战员立即向王高公路全线发起猛烈攻击，敌人各据点顿时被我军炮火团团包围。经过一夜激战，东马固庄中心据点的外围工事全部被摧垮，王高公路上敌人外围工事很快被扫除，敌人纷纷龟缩进大据点或炮楼内负隅顽抗……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王高公路沿线据点、炮楼全部被拔掉，敲掉日伪军高德林部两个团，日军一个联队，毙敌500余人，俘虏450多人，捣毁碉堡16个，缴获敌人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这次战斗，我方以较小的代价，夺取了辉煌的胜利。战斗结束后，地委进一步号召沿线抗日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大搞挖沟破路，把敌人的炮楼、据点彻底捣毁。有的甚至连路基都扒掉了，有的路段老百姓种上了庄稼，王高公路被彻底摧毁。（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