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兵力、财力严重不足，提出了“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政策，企图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兵站基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是日寇实现这一美梦的最大障碍。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辉煌胜利，震惊了日本帝国主义，并引起了对我华北抗日武装的注意。日本侵略者调集了60%的侵华日军，集中对付我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冀南辖区铁路交通、公路运输十分方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四地委辖区正处冀南中心地带，日寇毫不例外地加紧对我区铁血侵扰。因此，这里环境最恶劣、斗争最残酷。
1941年冬，日伪军修筑了邢（台）济（南）公路，将四地委辖区分割成南北两部分。日寇由北向南不断“扫荡”，建立“爱护村”、“自卫团”，“保甲制”和组织“新民会”，使用“良民证”，开展一系列“治安强化运动”，实施其法西斯统治。邢济路以北几乎全部沦为敌占区，路南也被“蚕食”，仅剩下威县南部、邱县北部、企之县、临清县西部贫苦地区，敌人很少去的一小块根据地。四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到邢济路南。对路北敌占区我们并没放弃，为了加强领导，地委明确分工，我与敌工部长柴保忠同志负责路北几县的工作，专门成立了以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孙毅民同志为指挥长、我为政委的对敌斗争指挥部。专员肖一舟和地委其他同志负责路南各县的工作。
抗日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敌人越来越猖狂，斗争一天天残酷，日伪军不但白天出来频繁“扫荡”，而且夜间也四处窜犯。敌人每进一个村庄，就强迫群众集合，采用各种卑鄙恶劣手段，搜寻抗日人员，大批抓捕，惨杀无辜群众，烧毁民房，奸淫妇女，抢掠财物，极其凶残。几乎每天都有几起，甚至几十起党员、干部或老百姓惨遭杀戳，一片“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恐怖景象。
在那残酷斗争的日子里，一些意志薄弱者，退却了、外逃了，少数投机分子成了可耻的叛徒。如广宗县委宣传科长、组织科长先后叛变，广宗县委书记赵一（雷鸣）搞假被捕，真投敌，他带领日本宪兵、数千名日伪军包围了广宗四、五、六区的几十个村庄，用暴力把村里所有人员集中起来，逼着一个个从一间房子窗户前走过。叛徒雷鸣躲在房子窗户后看着，凡“认出”是共产党员，抗日干部或积极分子，他就点头，日伪军立即抓人，这次被他指认抓捕的竟达数百人之多。尔后，又采取同样的办法，将广宗县其他几个区的党员、干部、抗日积极分子和群众抓走一大批。这些被捕人员，一部分被日寇屠杀，一部分被运到东北千军寨煤矿为日本鬼子挖煤，还有部分被运送到日本国本土去做苦工。雷鸣的叛变，使广宗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给抗日造成了很大损失，他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广宗的天空乌云翻滚，地上血雨腥风。一时敌伪汉奸横行，叛徒特务猖獗，各村反动分子趁势抬头，主动投靠敌人，充当耳目，四处刺探我方情报，带领敌人抓捕抗日人员，使得我干部、群众有村不能进，有家不能归。县委、县政府无立足之地，书记肖英、县长孙云英只能在野外果木林子里到处游动。针对广宗和其他各县恶劣残酷的现实，地委认真进行了研究，制订了对敌斗争的措施，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咬紧牙关，度过两年”。强调“县干不离县，区干不离区，村干不离村。”加强领导，稳定人心，与人民群众就地坚持战斗。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广宗县暴露身份的同志撤离广宗，另行分配工作；目标不大，敌人不太注意的干部，尽量设法打人敌伪组织中去，进行合法斗争，或掌握敌人活动情况，及时向党组织通报信息；县委，县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调整后，不许离县。
1942年4月29日，日寇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纠集日十二军和独立一、七、八、九等混成旅团各一部一万余人，南官、邱县、清河、枣强、武城等县的伪军近2万人，在大炮、装甲车配合下，对我，四地委辖地邢济路以南、六地委以北的故城、武城两个地区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即震撼华北的“四二九”铁壁大合围。日伪军以我冀南区党委机关、军区所在地武城、效城一带为一个重点合围圈，武城县武官寨为其合击点；以我四地委机关、专署、分区和青年纵队所在地的企之、曲广、邱县、临清一带为重点的另一个合围圈，邢济路南临清县下堡寺、摇安镇、王八狼寨为其合击点。日寇把我冀南区，四地委及十几个县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人员，重重包围在两个合围圈中，企图驱赶压缩进两个合击点，然后加以聚歼。4月29日凌晨，日伪军采取分进合击、突然袭击的办法向我袭来。驻威县之敌从北往南推进；驻I临清的敌人从南往北推进……被敌人重重围困的我八路军指战员、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英勇反击，组织突围，进行殊死搏斗，大部分同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由于没有准备，事先未掌握敌人行动信息，我方损失惨重，部队同志牺牲较多，我四地委损失尤为严重。地委、专署、军分区以及刑济路南的临清、曲周、邱县、曲广等县的领导同志，有的牺牲，有的被捕，有的被冲散。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新四旅政治部主任陈元龙，在临清姚安镇和王八狼寨一带与敌激战，英勇牺牲。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孙毅民去邢济路北对敌斗争指挥部路上，遇上合围敌人，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献身。十团团长陈子斌、十一团政委桂承志等300多名四分区和新四旅抗日将土，在临清县贺伍庄一带为国英勇捐躯。专署秘书主任宁新立在合围中被敌人逮捕，送到东北煤矿当劳工折磨致死。专员肖一舟遭敌合围，敌人将他和警卫员从企之县东留善固村直追到临清县贺伍庄，在该村一间小屋内高梁杆中隐蔽起来，仍被两名伪军发现，他们做通伪军工作，用钱收买，才放了他们。民运部长高志学躲在麦地里，组织部长杨青躲在老家高梁杆内未被敌人发现才脱险。其他机关干部被敌人冲得七零八散，很多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巧妙与敌人周旋，方死里逃生。我在邢济路北得到合围消息，已经很晚了，心急如焚，更不能待，只得派人到处打探，四处寻找。我们地委几位同志总算在邢济路南威县南草厂聚合。
“四二九”合围大“扫荡”以后，日寇在伪军、汉奸走狗密切配合下，对我冀南区人民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血腥统治，对广大农村开始了比以往更加疯狂的清乡围剿，施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地委分析了这一严峻形势，强调以实际行动，鼓舞广大军民士气，决不气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并决定地委负责同志带武工队下到各县，打开局面，重新组建抗日根据地。
我带领20余名武工队员，下到斗争环境最艰苦、最残酷的广宗县。在杜家庄南果木林内一棵大树下与县委的同志全面研究了情况，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同人民群众联系，才能站稳脚跟，而土匪、“坐探”是我们接近群众的最大障碍。决定以镇压土匪、打击“坐探”为突破口，打开广宗县敌占区的局面。还制定了打击敌人的十日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安排了武工队的活动。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广宗县抗日局面基本打开，面貌为之一新。
1942年5月30日，为迅速扭转各地被动局面，冀南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会上，分析了形势，检讨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确定以军事斗争为骨干，以政治斗争为主，克服对敌斗争中的右倾错误，发展游击战争，加强民运与敌伪工作等。明确提出了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精简上层，充实基层，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任重同志下到我四地委兼任第一书记和军分区政委。会后，我们在企之县下堡寺召开了地委会议，传达了区党委会议精神，我汇报了在广宗县开展工作的情况。会议研究了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问题。重新决定邢济路南、路北各成立一个对敌斗争指挥部；路南由杨青、高志学同志负责，路北由我和军分区司令员范朝利、敌工部长柴保忠同志负责。
地委会后，我仍去邢济路北几县巡视领导工作。我们除继续开展镇压土匪、打击“坐探”和反对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外，又重点进行了几项工作：
（一）改造村政权。“四二九”合围后，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被敌人建立了“维持会”。这些政权的伪乡长、伪村长、伪保长、联络员等都是为敌人服务的。我们对他们进行教育、争取和利用，使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上应酬敌人，暗中却为抗日工作。人们叫这种政权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比较典型的南官独水村村长，他既是抗日村长，又是维持会长。我方通过他暗中做工作，还在日伪军中发展了一批敌工人员，后来连独水炮楼的日伪军都听从他的指挥。南宫县长负伤后，无处疗伤，就是通过他送进独水炮楼里治好的。威县枣科村长苏士林也是这样。一次，八路军在威县同日伪军打了一仗，因寡不敌众，败退，经枣科顺干河堤向西南跑去。敌人跟踪追到枣科，把村长叫来，问他八路军哪里去了？苏村长故意说，八路军往南去了。敌人不放心，要村长带路一起去追八路军，苏无可奈何带着敌人向南瞎追了很远，也不见八路军的踪影。日伪军火了，把村长狠狠地揍了一顿后放了。事后，此事被日本鬼子发现，把他杀害了。我们对那些死心踏地效忠敌人的汉奸走狗村长，则毫不客气予以镇压。有次，我与专员、分区司令员带着一个连的武装到达威县章台鱼提村。我们派人把村长找来，给他做工作，讲明道理，告诉他等我们走后一二小时，再去报告敌人。这个伪村长很顽固，他说：“那不行，我现在就去报告，不然的话，日本人要杀我的头，烧我们的村。”我们又苦口婆心地给他做工作，并警告他说：“你那么怕日本鬼子，就不怕我们八路军啦！”他仍坚持不干，说八路军不杀人，非得马上报告敌人不可。我火了，很气愤地对他说：“去吧！你现在就去报告。”我刚说完，他真的咚咚咚，跑去相距3里地雪塔据点报告敌人。等他走后，我们撤出村庄，隐藏在村外青纱帐里，就见他带领一大队伪军来搜捕我们。敌人在村里搜遍了，没找到人，灰溜溜地走了。敌人走后，我们又返回村庄。伪村长无精打彩地坐在街心高台上，拿着长烟斗抽烟。我们一见他，有意气他说：“怎么样？我们又来了，你还去报告吗'”他看了我们一眼，很神气地说：“是呀！我还得去报告。”他一边说一边挺腰起身向村外走。我实在太气愤，大声喊道：“站住！你给我回来。”几名战士上去将他捆了起来。根据他在村里的一贯表现，经我们几个人商量，决定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宣布伪村长的罪行，贴出布告，就地处决，随即派了我们的同志担任村长。
“两面政权”的建立，汉奸特务寸步难行，我们增加了耳目，活动自由了，还能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二）捣毁炮楼。日伪军常强迫大批民工为他们修筑炮楼，我们千方百计扰乱破坏。广宗小辛庄修炮楼时，敌人抓人白天修，县委组织周围村庄的党员、干部和县大队游击队员隐蔽在附近的邱家庄晚上去拆，这个炮楼好久也没有修起来。后来，敌人想出一条毒计，叫村里群众晚上轮流着守炮楼，如果被拆就追查看守人的责任。日伪军的暴行激起群众的无比义愤，守炮楼的群众对我们说，你们拆吧，拆后把我们一起带走。然后，组织这些群众家属成群结队地哭闹着找皇协军要人，闹得敌人不可开交，只好派人找八路军交涉。我们说，放人好办，得答应一个条件，不准在这里修炮楼。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就这样，辛庄炮楼始终未修起来。打炮楼、“拔钉子”一般采用智取。如派人打人敌人内部，“里应外合”拔之；有时利用金钱物资诱之，然后混入炮楼拔掉它。广宗肖家屯炮楼，我们派村长等俩人，带着烟酒佯装送礼，待敌人放下吊桥时，我武装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蜂涌而入。仅花了十几分钟时间就端掉了这个炮楼。（三）开展地道战。秋夏，我抗日武装依托青纱帐同敌人进行游击战，可到了秋末冬初，青纱帐逐渐消失，一望无边的平原没有什物可作掩护，打游击十分困难。怎么办？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受到挖坑藏身的启示，觉得挖地洞是个好办法，地委积极推广号召广大党员带头挖地道。开始，很多地方挖的洞都是单一个出口的小洞，我们叫它“哈蟆蹲”、“望天猴”，也有的叫“蒜臼式”或“瓦罐式”，虽有些隐蔽作用，但被敌人发现后，容易束手就擒。我看了这些洞后，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挖的这些洞，我是不会蹲、也不会钻的。你们叫我‘坐等待毙’？我可不会上当。”以后，大家总结经验，对独口小洞进行改造，小洞改成大洞，很多村庄的地洞不仅能通风、防水、防烟火、防敌射击，而且还挖了多个进出口。后来，发展到家家相联，洞洞相通。特别是在洞口上做了大量文章，极其巧妙和隐蔽。有的安在锅台下，有的镶在夹墙中，有的藏在神堂后，有的挖在坟堆边，有的选在鸡窝里，有的连在井底下……广宗县邱家庄东董里、三杏村、张家庄等村的地洞挖得很好。有次，我在邱家庄召开干部会议，日伪军一天来了三趟，我们凭地洞藏身，未出村门一步。还有一次，我们一个连的武装到达三杏村，敌人大部队追到，全连指战员钻进地洞，敌人翻腾半天，什么也未发现。威县一区苏村，一村干部被敌人抓住，刑罚威逼。要他交出村里的枪支。他装糊涂说，听说某个洞里藏有枪支，是否真有确不清楚。敌人逼他带到洞前，要伪军下洞，伪军不敢下去，只好要村干部下洞，他下去后，将原来安装的手榴弹弦接了起来，自己却从另外出口跑了。很久听不到响动，日本鬼子逼两个伪军下去看看，前一个碰上手榴弹的弦当场炸死，后一个被作成重伤。后来，我们对地道进一步作了研究，在一些细节上考虑得更加周到。不但利用地道保护自己，隐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而且游击队利用熟悉的地道，神出鬼没、出其不意打击敌人。（四）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我们普遍采用给敌伪人员记“红黑点”、“善恶簿’’、发“保证书”等，抑恶扬善，争取、分化瓦解敌人。
“红黑点，，，就是敌伪人员干了好事，在他的名下记一红点，干了坏事，记一黑点。记满了十个黑点，就要千方百计干掉他；“善恶簿”，就是敌伪人员做了好事或坏事，都给他们记上，好事记“善簿”，坏事记“恶簿”；“生死簿”，就是敌伪人员做好事、坏事都记在帐簿上，每个敌伪人员都有一个“生簿”和一个“死簿”，记在生簿上的，我方捉住就不杀，记在死簿上的，因作恶多端，捉住就杀掉。“保证书”，凡经我宣传教育，能改变立场，做到与我方打仗时朝天放枪，平时不捕捉抗日干群，不烧杀抢掠，不奸淫妇女，不打联络员，能设法营救我方被捕人员者，我方秘密发给他一张“保证书”。凡有“保证书”的均不按汉奸论处，并保证其个人、父母、妻儿子女生命财产安全。敌伪人员凡愿给自己“留后路”立功的，可与我敌工组织秘密联系，算我方工作人员，承认革命资格。我们将上述规定，通过内线，敌伪人员亲属，给敌人上大课、散发传单、张贴油印宣传品等向敌人广泛宣传。我方还将某些敌人做的一桩桩坏事公布于众，敌人震动很大，敌伪人员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后路。当时，在群众和敌伪人员中流传着两首歌谣：“红黑点，记得清，做好事，点上红，记红点，是立功，做坏事，记黑点，黑点多，挨枪崩。”另一首是“八路军，真是怪，红黑点，记好坏，记红点，没有事，记黑点，掉脑袋。”此事在敌伪人员中影响很大。有次，敌人 “扫荡”时，敌伪人员暗中放走我一名抗日干部，事后几个敌伪人员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方报功，要求给他记上红点。像这样偷放我方工作人员的事例很多，如南下湖南的黄志刚被捕后，敌人第二天就要杀害他；丁锐锋同志也被捕过，都是敌伪人员在我政工政策感召下，冒险把他们放了，才使其得救。还一次，垂杨据点两名伪军醉酒翻脸，一伪军掏出我方发的“保证书”说：“我是中国人，有这个，你能怎么样？”另一伪军将此事报告伪连长，指控那个伪军是共产党。伪连长听后，把桌子一拍说：“好啊！你他妈的警惕性还蛮高嘛！拿日本人当你亲爹。看！我这是什么？”说完他也掏出了一张“保证书”，那伪军吓得急忙跪在地上求饶，并表示今后要为八路军办事，给他也发一张“保证书”。我们这些机动灵活、多种多样的敌工斗争形式，非常生效，促进了敌伪人员向我方靠拢和转化。
（五）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日寇对我根据地频繁“扫荡”，不断抢掠，加上连年灾荒，民穷财尽，粮食尤为珍贵。人民为了生存，树皮革根都被吃光，有人竟以蝗虫为食，某至出现人吃人的惨景，人民群众处在战争与饥饿之中。我党政军情况也不例外，好的时候，每人每天发市秤4两小米，8两花生饼，并要从中节余部分接济断炊群众，或应付随时发生的意外情况。遇上行军打仗，战土往往揣几块花生饼或棉饼就走，1942年6月，北方局根据这些情况发布指示：准备在任何困难条件之下，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号召冀南全党全军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存亡。我们率领人民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
在自救运动中，各县长与财政、粮秣科负责人组成专门领导机构，组织群众备耕备荒。建立各种劳动互助组织，组织以工代赈，发动相互救济，发放贷款，扶持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等。
粮食是敌我双方争夺的重要物资，为打击敌人的干扰破坏、防止抢夺农民的粮食，我部队和地方武装主动出击，千方百计掩护群众收割，帮助群众快收、快打、快藏，想尽一切办法不给敌人留下一颗粮。
渡荒时，领导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借粮斗争。事先，村党支部摸清地富的情况，有多少粮食，能拿出多少，澄清底子，由抗日村长出面借粮。借粮时讲明帮助渡荒，挽救穷苦乡亲生命的道理和借粮政策。愿借粮者，由政府打借条，以后如数归还，并留足口粮，保证略高于一般群众生活水平。当然，对那些不肯借粮的顽固分子，则采取强制手段令其缴纳。1943年9月，我们根据地得到了恢复，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攻打据点、摧毁敌伪政权，直到迎来抗日战争的光辉胜利。（这是郭森同志1995年7月发表在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联合办公室征编的《回忆录》第5辑上的文章）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