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不断胜利，为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辟新的解放区，党中央指示各个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工作。冀南解放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解放江南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父老兄弟，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全区广大干部，积极行动起来，纷纷报名请缨南征。到1948年底，先后组织了3批干部随军南下到新的解放区，开辟新区工作。
1948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布外调1.7万名干部南下的命令。冀南区党委遵照华北局的这一命令，立即向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传达动员，要求上从区党委、行署、下到各地委、专署，县委、县政府，区党委、政府机关，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都一分为二。一半同志坚持当地工作，一半同志抽调出去，先作好准备，随时准备随军南下，南下同志首先自己报名，组织部门综合情况进行审定，最后统筹兼顾，确定人员名单。
1948年底，我已经39岁了，算年岁较大的老同志，且有2个孩子，都还只有三五岁，组织上并没有指定我南下。但我考虑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没有来得及与爱人薛瑞同志商量，毅然报名南下。与此同时，我爱人薛瑞同志也在县里报了名。后经党委考虑，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并决定王任重、高元贵、韩宁夫和我，组织起新的区党委，负责组织领导全区抽调的南下干部随军南下。
冀南地区是革命根据地，又是老解放区，广大党员干部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思想觉悟确实较高。冀南区党委仅一般性学习动员，在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的带领下，许多同志就踊跃报名，积极申请南下，蔚然形成一股申请南下的热潮。各级党委非常重视这一工作，对去、留的同志都深入细致地作好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留者安心，去者愉快。经各级党委通盘考虑，组织部门的积极工作，几十天里迅速从冀南区抽组了3000多名干部和勤杂人员。
1949年过完春节不久，区党委就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县委将南下干部集中起来，组织学习。3月3日，冀南区党委、行署和军分区将全区所辖5个地区、50多个县市抽调的3000多名干部及勤杂人员集中起来，分别安排在威县方家营附近的四马坊、王家凌、铺上村等村庄，编队后休息3天，第四天就开始了学习和训练，为干部南下作好组织、思想、生活等各方面的一切准备工作。
干部集中以后，冀南区党委负责同志宣布正式成立南下区党委，南下区党委由王任重、郭森、高元贵，乔晓光、韩宁夫、孙卓夫等同志组成。王任重同志任书记，乔晓光同志任副书记，郭森任组织部部长，高元贵同志任宣传部部长，韩宁夫同志任秘书长，军区司令员田候义，参谋长孙卓夫，后勤部部长张松平。南下区党委下设6个地委机构，包括专署、军分区和群众团体。一地委书记郭清文，专员梁向明；二地委书记周惠，专员赵墨轩；三地委书记朱效成；四地委书记柴保中，专员孙云英；五地委书记李延寿，专员张海峰；六地委书记王含馥，专员李夫泉。此外，还组建了30个县委、县政府领导机构和216个区级领导班子。为了南下行军的需要和便于军事训练，区党委、地、县、区机构均按军事组编。区党委为支队，地专为大队，县为中队，区为班。地、县委书记分别任大队、中队政委，专员或者军分区司令员、县长分别任大队长和中队长。整个集训期间和南下途中都以这种组织形式进行活动。
冀南区南下干部集中后，用了较长的时间进行政治学习，针对南下干部的思想活动进行教育，提高认识。南下干部绝大多数同志都能服从组织安排，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争着去。许多同志为了争取南下，想方设法说服父亲、母亲、妻子和亲友，克服家中的种种困难，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和彻底革命精神。但是，也有极少数同志思想不够坚定，出现思想反复的情况；也有少数同志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思想和顾虑…．
南下区党委针对南下干部的这些思想和情绪，认为必须抓紧时间，对大家组织一次有针对性的学习，以求统一干部队伍的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区党委经过研究，组织干部重点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文章和中共中央及华北局关于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工作的指示。组织干部进行讨论，启发同志们的思想，用革命到底的思想武装头脑，丢掉思想顾虑和包袱，轻装前进。冀南区党委副书记马国瑞为南下干部作了动员报告，着重谈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我们党所面临的任务，要求大家一定要克服各种困难，树立信心，鼓足勇气，为开辟新区的工作争作贡献。并着重提到南下的同志，区党委有详细的名册，和各位的家属情况，家中有什么问题，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将成立专门组织，对家属进行很好的照顾，会帮助大家尽可能解决好各种问题，请同志们放心。
3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召开，随即南下区党委又组织大家学习了这次全会精神。我们重点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使大家明确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指导方针、基本政策和要求。了解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总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通过学习，全体南下干部受到很大的鼓舞，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克服了各种私心杂念，决心丢掉一切包袱，克服一切困难，去迎接新的战斗。
在集训期间，我们根据战争环境的需要，专门组织大家进行了军事训练。训练内容主要有：行进、队列、防空袭、遭遇战、打背包、传口令、放Ⅱ肖警戒等。同时，重温了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组织纪律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这次军事训练，大多数同志提高了身体素质，掌握了一般的军事常识，为南下行军起了重要作用。
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同志们精神抖擞，整装待发。3月29日，冀南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在方家营召开了盛大的欢送会，许多负责同志都到场欢送。会上，马国瑞、王光华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同志们在南下行军途中，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预祝同志们一路平安。王任重同志代表南下区党委也发了言……欢送会以后，王任重同志离开了威县方家营，到北京参加会议去了。
4月3日，风和日暖，阳光灿烂，冀南区南下队伍浩浩荡荡，告别前来送行的亲人们、同事们、同志们，告别这生养和战斗过的家乡，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出发前，南下区党委领导同志作了分工，高元贵、韩宁夫、孙卓夫同志负责总指挥，随同大队伍一起行进。我和薛瑞以及乔晓光夫妇，加上警卫人员共七八个人，乘坐一辆二号吉普车走在队伍的前面。我们走馆陶、南乐、清丰、濮阳到达东明，过黄河，4月4日下午顺利到达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市。我们到达开封后，住在市内的一家旅馆里。4月15日，冀南南下队伍，经过10多天的长途跋涉，克服了种种困难，穿过了敌机的多次空袭，胜利到达开封，安排住在开封市郊10多华里的百亩岗附近村庄，支队部驻扎百亩岗。不久，王任重同志即从北平赶到了开封市。与此同时，王首道、袁任远、谭余保、袁福清、陈再励等同志带领的东北南下队伍；黄克诚（当时未到）、翁徐文、宋乃德等同志带领的天津南下队伍；金明、夏如爱同志等带队到河南搞完土改后，率领一部分同志南下的队伍；高文华同志带领的北京南下队伍；武光、周小舟同志带领的晋中南下队伍；刘慎之、于明涛、胡继宗同志带领的冀东南下队伍，都先后到达开封。由于津浦、平汉两条南北铁路干线尚未完全修通，一时交通阻塞，加之江南一些重镇还未解放，各地南下的队伍只好在开封市附近农村暂住，休整待命。
在开封休整期间，为了使南下的同志们能跟上迅速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新的环境，各个南下支队，都专门组织进行学习。同志们进一步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等文件。中原局书记邓子恢，还专场为大家作了整整两天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这段时间的学习，同志们更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重要意义，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同志们看到了全国解放即将胜利的曙光，增强了信心，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5月上旬，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根据当日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各支南下干部队伍的去向，又作了新的调整。原决定去华东苏杭的南下干部，全部调整到湖南、湖北两省。并由中南局报中央批准，成立由黄克诚（当时在天津）、王首道、金明、高文华、周小舟、谭余保、袁任远、刘型等同志组成的中共湖南省委。黄克诚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编者注：应为书记），王首道同志任省委第二书记（编者注：应为一副书记），金明、高文华同志任省委副书记。
5月中旬，中南局正式宣布，冀南南下支队不到苏、杭一带地区去了，改到湖南、湖北开展接收工作。原冀南南下区党委撤销，机构、人员作相应的调整。湖北汉口、汉阳、武昌3镇首先解放，急需大批干部去接收。王任重、高元贵、韩宁夫同志带领五大队（原冀南五地委的干部）、支队部（原南下区党委机关）一部分同志，500名干部和服务人员，另外冀南军区一部分干部和队伍到湖北省工作，不久他们就出发到武汉去了。其余2500余名干部，由乔晓光、我带队到湖南省工作。命令下达后，冀南南下干部思想波动很大，舆论大哗，议论纷纷。有的人说，人间天堂我去不了，中南山沟钻定了；特别是有的人听人传说，湖南的夏天“墙上可以烙烧饼，蚊子像苍蝇一样大”，感到十分畏惧。极个别意志不坚定者，因此而开小差。我和乔晓光同志注意到了上述种种情况，我们一方面开会，给同志们讲解为什么工作地点变换的道理，要求大家服从工作需要，听从党的安排；另一方面请湖南籍的同志介绍湖南的情况，不要听信夸大其词的说法，消除大家的思想顾虑，安定大家的思想情绪。湖南是鱼米之乡，俗话说，“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是一个好地方，从而使大家放下思想包袱，坚定南下湖南的信心，特别是自己能为毛主席的家乡而工作，去战斗，应该感到无尚光荣和安慰。
不久，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南局决定，我分配到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任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副书记高文华兼任组织部部长，高文华同志是我多年工作的老领导、老熟人，我为能够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感到非常高兴。同时，还决定周礼同志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周礼同志是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当时正在长沙领导湖南和平解放斗争。为了便于工作，我从百亩岗搬到了开封市开封旅馆，与王首道、金明、高文华、袁任远、谭余保、周小舟等省委领导同志住在一起，并以这里作为办公地点，正式开始办公。省委组织部的工作任务很繁重，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党务、组织建设、干部调配等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准备接管湖南，各地南下干部的调配安排，地区级班子搭配工作尤为繁重、复杂，且时间要求十分紧迫。为了做好接管前干部调配工作，我从各地南下干部当中，抽调了20多名干部，组成了一个工作班子。赵振清、耒炳仁、胡云初、王群伍、王惠卿等同志都是这个班子成员。大家劲头很足，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的决定，去接管湖南的南下干部，除冀南的以外，还有冀东、晋中、北平、天津、东北、河南南下的干部。并要求马上将所有南下到湖南的干部，进行统一安排，成建制地组织成新的省级机关和地（市）、县级机构。冀南南下干部由乔晓光、郭清文、孙卓夫、王含馥同志带队到常德地区和益阳地区工作。其中一大队、三大队，即原冀南一三地委的南下干部到益阳地区工作；二大队、四大队，即原来的冀南二四地委南下的干部到常德地区工作；原冀南区党委直属机关与10几个县组建的南下干部六大队，5个中队分开，3个中队到常德地区工作；剩下2个中队由夏如爱、白连城同志带队到邵阳地区工作。原冀东、晋中、东北、北平、天津、河南等地南下的干部也作了统一调整和安排。冀东南下干部一部分到广西工作，其余人员全部由刘慎之、于明涛、胡继宗同志带队到零陵地区工作；原晋中的南下干部主要到长沙地区、长沙市和衡阳地区工作；原河南、东北、北平和天津南下干部分别到邵阳、衡阳、长沙等地工作。湖南省委省直机构建立得较少，安排的干部不多，它们的干部来源是从各南下干部队里慢慢抽调的。原晋中区党委副书记周小舟同志抽调到省委宣传部任部长；天津南下的宋乃德同志任省财经委员会主任；原冀东行署主任张孟旭同志抽调到省政府任秘书长。
我们对各地（市）的领导班子也作了初步安排，后来到武汉和南下途中又作了一些调整，但总的变化不大。原冀南区党委副书记乔晓光同志任常德地委书记，原冀南六地委书记王含馥同志任专员；原冀南三地委书记朱效成同志任益阳地委书记，后来朱效成同志工作调动，派原冀南一地委书记郭清文同志任益阳地委书记。到武汉后，周惠同志原来安排的工作有了变化，仍然随冀南南下干部一起到湖南工作，将周惠同志安排到益阳地委任书记，郭清文同志调整为地委副书记兼专员；长沙地委，后改为湘潭地委，辖长沙、湘潭、岳阳、株洲4个地区，原晋中区党委书记武光同志任长沙地委书记，原晋中行署副主任张干臣同志任长沙地区专员；曹瑛同志任长沙市委书记，阎子祥同志任长沙市市长；原冀东区党委书记刘慎之同志任零陵地委书记，于明涛同志任零陵地区专员；夏如爱同志任邵阳地委书记，魏国元同志任邵阳地区专员；三五九旅南征时留下来的刘亚球同志任郴州地委书记，范卓同志任郴州地区专员；傅生霖同志任衡阳地委书记，刘君实同志任衡阳地区专员。各地（市）领导班子基本配备好以后，又把各县的领导班子大体作了安排，基本上一个中队到一个县。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同志的组织纪律观念、党性观念都很强，很少有人闹名誉、闹地位的，在职务安排上，能上能下，以党的需要为光荣。那么多干部需要一次性安排好，难免有的同志职务安排不妥当，当然在安排时尽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但没有发现谁同组织讲价钱，不愿意服从分配的情况。只要领导同志找他谈话，通知他的工作安排，就高高兴兴地去努力工作了。
5月17日，武汉三镇解放后不久，王任重、韩宁夫、高元贵同志带领冀南南下干部五大队和冀南南下区党委机关部分干部500多人，赶往武汉负责接收工作。6月上旬，津浦铁路修复通车，南下湖南的干部兵分三路兼程前进。一路由王含馥、栗汇川同志带领走西线，随四野十三兵团从开封出发，经郑州、漯河、新野、到达襄樊，在襄樊住了20多天，学习待命，后到沙市，从沙市过长江，经湖北公安县，到达湖南澧县。一路走东线，从开封乘火车经江苏徐州、安微蚌埠，经浦口横渡长江，到达南京。在南京休整了3天，住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交通大楼。再从南京乘船到芜湖，在芜湖住了10多天，随金明同志一起乘“江汉”号轮船直达武汉。第三路是省直机关干部和几个中队的同志们，他们从开封坐汽车经过郑州，到达武汉。
在大队伍出发之前。省委决定所有女干部一律暂留开封待命，女干部共有400多人，加上管理人员、服务人员近500人。大队伍走后，所有女同志全部集中住到开封市。为了加强领导，把这些女同志安排好，省委决定我和省委副秘书长唐亚子同志，以及柴保忠同志走后一步我们将所有女干部统一编成6个中队，每个中队配一名男同志担任中队长，另选1名女同志担任指导员。将女同志安排好后，交柴保忠、李六平（女）、聂克、林斌同志负责统率，管理留下的女同志，我和唐亚子乘汽车赶往郑州。
我们到达郑州时，火车运输十分紧张，先从开封出发的几个南下中队和省委机关干部大队，他们数百人还滞留在郑州没有办法走。当地天气又热，人又多，吃喝十分困难，要求赶往湖南的时间又很紧迫，为使大家能迅速南进，我和唐亚子找到负责铁路交通工作的郭维城同志，请他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郭维城同志好不容易才给我们安排了几节客车车厢和几节闷罐车厢，我和唐亚子与大家一起，从郑州上火车继续南下。铁路沿线刚刚解放，铁路被敌人破坏得混乱不堪，火车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走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速度极其缓慢。这时正值6月暑天，天气格外炎热，火车一停，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火车到达离汉口只有几十里的地方，遇上汉水发大水，铁路被淹，火车无法前进，同志们只好下车就地休息。在这荒凉地带，我们整整呆了两天，水仍然没有退，天气特别热，蚊虫又多，十分难受。后来，我们打听到第四野战军参谋长肖克同志的部队，驻扎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和唐亚子找到肖克同志，向他汇报了我们的情况，请他给我们帮忙。肖克同志答应了，他给我们帮了大忙，为我们搞了一只大机帆船，另拖带了几只大帆船，将我们直送到汉口。
我们到达汉口时，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同志除黄克诚同志仍在天津住院未到外，王首道、金明、谭余保、高文华、刘型等同志都已赶到武汉。我和王首道、高文华、谭余保同志住在汉口铁路办事处。6月15日，省委宣布了长沙市军管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的领导班子。长沙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副主任王首道、肖劲光，后来经过和平谈判，进入长沙后改由肖劲光同志任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为副主任。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副主席袁任远、谭余保。后来王首道同志调中央交通部，程潜任省政府主席，增加唐生智为省政府副主席。军管会所辖各部门负责人有：军政接管部长陈再励，财经接管部长宋乃德，文教接管部长周小舟，交通接管部长袁福清，郭维城同志主要分管铁路工作。同时，还成立了支前总司令部，司令员赵汾浦，副司令员翁徐文。从此，各部门均按少而精的原则，各配备了少数干部，各自分处办公。
6月中下旬，各路数以千计的南下干部，冒着南方令人生畏的高温气候，一批批地集中到了汉口，10多天里汇集了5000余人。在新解放的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内，住满了我们南下的干部和军队。武汉三镇各条街道的秩序尚未完全恢复正常，我们吃住条件相当困难，加之正处在酷署季节，素有全国“三大火炉”称呼之一的武汉，使得我们这些南下的北方干部感到十分难受。虽然这样，但大家的心情却十分愉快，分住在大小几家旅馆里。同志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地生活着，休整待命。后来，我们的队伍又有所扩充，好几次补充了北平、河南各革命大学新吸收的青年知识分子1000余人、共计六七千人之多。再加上走西线未到武汉的一部分同志，南下干部共计8000人，这就是接管整个湖南的全部“班底”。
湖南拥有2800多万人口，号称3000万。按国民党的行政区划，设有8个专区、长沙、衡阳两个直辖市，79个县。8000多人接管湖南，每县不过七八十人，这样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我们组织部天天就是为着这些事情奔波忙碌。面对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按照中央的决定，将野战军逐步化为工作队，即当时说的“主力地方化”。后来，在接管长沙地区和常德地区10几个县时，就将一个整师和两个团划归地方党委领导，及时地配合了地方的接管工作。与此同时，我们进入新区以后，与长期处于“第二战线”艰苦斗争的近万名地下党的同志胜利会师了。这是湖南土生土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熟悉湖南的情况，又和本地的人民群众有着长期密切的联系。北方南下的干部必须与他们紧密团结，密切合作，依靠他们，才能更好地运用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方面进步人士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就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组织起千军万马，动员起浩浩荡荡的人民群众大军，开辟湖南的工作，建设好湖南。
各路南下队伍到达武汉后，湖南省委为了进一步从思想上武装这支南下干部队伍，使同志们在接管湖南，建设湖南的斗争中，能够在政治思想、政策水平，严守纪律等各方面，真正起到骨干作用，决定抓紧在武汉休整这段时间，对广大南下干部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学习整训。要求大家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把这次学习作为一个紧迫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来完成。为了引导大家学好文件，武装头脑，轻装前进，7月初，王首道同志代表湖南省委，向广大南下干部作了动员报告。
王首道同志首先向大家通报了日趋明朗的湖南国民党和平起义酝酿情况。长沙在我党地下省工委、市工委的领导下，全市人民正在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开展迎接解放的斗争。驻湖南的国民党爱国将领程潜、陈明仁，在我地下党和许多爱国人士的帮助下，已经向中共湖南省工委递交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备忘录……
接着，首道同志又向南下干部同志们介绍了湖南三湘四水的情况。湖南山青水秀，是有名的鱼米之乡，素有“湖广熟，天下足”的传说。更鼓舞了我们这些北方到湖南工作同志的决心和信心。王首道同志在具体分析了干部思想情况后，要求大家进一步深入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联系各项具体政策和其他大中城市，特别是武汉市的接管经验，统一思想，严守纪律，在复杂的斗争中接受最大的考验……
我们去湖南后，不要以为自己有一套老经验，可以不经过一番严重的斗争，就能站稳脚跟，就能打开局面，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工作，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充分发动群众，去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站稳脚跟，迅速打开局面。
南下干部，经过一段紧张而认真的学习，同志们的收获是显著的在这段学习中，特别强调了纪律问题。我们反复学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人城守则》，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自我检查。使同志们真正认识到：我们每个干部、战土到新区、进城市，能不能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这决不是个人的事。我们每个同志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关系到党在新区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誉。大家提高认识以后，自觉地接受了“人城资格审查”，并对自己人城后的行动作出了严肃的保证。事实证明，我们的部队和地方的干部进入长沙以后，不仅受到了全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极力拥护和爱戴。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也看到南下部队和干部，无论进入哪个街道、哪个巷子，没有任何人擅人民宅，也没有人去抢购物资，处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干部和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总之，这段时间的学习，对广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严格贯彻执行党的政策，顺利完成城乡接管，巩固和平起义的成果，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南下干部队伍在武汉经过一段学习以后，7月中旬，分成几路先后离开武汉，进入湖南。一路是由乔晓光同志带队去常德、益阳的两个地委和10几个县委的同志；一路是长沙地委机关和岳阳、临湘、湘阴等几个县委的同志，他们坐轮船到达湖南岳阳；一路是长沙市委和湘潭、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几个县委的同志们，从武汉坐火车到达通城，从通城步行进入湖南平江县，然后经春华山到达长沙城东边的黄花市；另一路是省委机关干部大队，从武汉乘汽车到达湖南平江县。8月初，我随省委机关干部大队抵达长沙城东边浏阳河畔的东屯渡附近。
8月4日，程潜、陈明仁将军接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率领所属军政人员10万余人起义，湖南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一三八师举行人城式，省会160多个团体派代表到东屯渡迎接。当部队排着整齐的队伍步人长沙市区时，30万长沙市人民欢喜欲狂，整个城市沸腾了。街头巷尾，锣鼓喧天，鞭炮不绝，人们欢呼雀跃，热烈庆祝湖南和平解放。
8月11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正式搬进了长沙城，我随省委机关干部大队进城以后，住在长沙市民主东街原国民党省党部机关院内，草草安顿了一下住宿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从此，我和广大南下干部同志们一道，为湖南的发展、兴旺，与湖南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深深扎根在这块土地上。（ocr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