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9年带着一批北方干部南下湖南的，40年来，我一直做党务工作，同时也连续四届任省政协副主席，和民主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这里我就统战工作做一点片断回忆。
湖南和平解放后，吸收了大批的民主人士参加工作，有的甚至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如程潜、唐生智、陈明仁等。因此，做好统战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可是，当时由于我们南下干部对党的统战工作接触很少，对党的统战政策没有深刻理解，地方干部拥有一些国恨家仇，思想上转不过弯来，说过去受三座大山压迫，搞了几十年革命，三座大山是推翻了，但过去的压迫者今天又成了我们的领导，特别是召开会议时，有的同志看到民主人士坐在主席台上就恼火，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革命不如反革命。”当时我任省委组织部长，听到这些言论和不正确的表现后，感到对此情况应该引起重视，任其发展下去，对我们党的事业是很不利的。带着这个问题，我向当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黄克诚同志汇报了情况，并提议召开一次会议，请他到会讲话，黄老满口答应。过了两天，我带头召开了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黄老届时出席，围绕着党的统战政策和如何对待我省民主人士问题讲了一个多小时，黄老说：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同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党派、非党人士和群众组织结成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在我国革命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我们胜利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的路子更长，任务更艰巨，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更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包括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俗话说，“一座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黄老说：单枪匹马是办不成事的。湖南．的和平解放，是得力于程潜、陈明仁、唐生智先生的努力。革命是不分先后的，早也是革命，迟也是革命。只要是革命的我们就欢迎。我们共产党员应团结广大的爱国人士、广大的知识分子去共同战斗，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
黄老的讲话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会后我们组织了讨论，很多同志联系思想实际谈了认识，个别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谈了自己的错误看法，认识到统战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心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做好统战工作。
黄老的讲话，对我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我刚到湖南时，对起义人员在言语上虽没有表露什么，但在感情上还是有距离的，总以为他们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过惯了优越的生活，所以在行动上有点格格不入，经过与他们的接触，逐步改变了我过去的那些不正确的看法。比如，有一次我陪唐生智去常德巡视工作，时间有半个月。开始我感到不自然，以为像他这样闻名中外的人，不知要怎样对待才好，但和他一接触，就发现他很谦虚，没有官架子，在短短的几天中，开始时的那种不自然感觉在我脑海中烟消云散了。
我也曾带领各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到醴陵和常德视察工作，每次约有四五十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过了“花甲”的人，在视察过程中都能遵守巡视团的有关规定，每到一地，他们都能细心听汇报，了解生产情况，有些人还主动找农民座谈访问，等等。
在我和各民主党派，投成起义人员的长期接触、交往中，我发现他们都能按照党的政策勤奋地工作，有的还为我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程星龄老先生和原法院院长曹伯闻、司法厅长方鼎英、农业厅长夏明钢等。有的人在政治运动中虽然受到错误指责或错误处理，但他们仍然坚信党的领导，相信共产党总有一天要给他们改正的。程星龄老先生在去世前不久，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在每次政治运动中，许多党员干部受到严厉的批判，他们能忍辱负重，毫无怨言，为党为人民积极工作。我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旧习气严重，更应当经得起党的考验。邓小平同志曾讲过，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应当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我们党外人士都应有这种精神，在晚年为党和国家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程老的谈话，也是他临终前的肺腑之言。
总之，这几十年，我一直都与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相处得很好，能团结广大爱国人士为党做些有益的工作，这与黄老的教诲是分不开的。他的那次讲话，当时我们作了详细记录，只因“文化大革命”被抄而丢失了，现在想来实在可惜。（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