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１月，淮海战役快要结束的时候，鲁南五地委调我去台儿庄筹办建国学校，主要是招收新区的青年学生，加以短期培训，以补充我们各级的干部队伍。春节后开学，共招生５００余人，分两个大队，王子通同志任校长，我和沈芸同志分别任两个大队的教导员。五月初第一期结束，地委准备要我去麓水县任县委书记的时候，二野战军来了调干部的通知，于是又找我谈话，要我与另外四位同志去省委集合，作为一套县委的班子（我是书记，房永典同志任县长）随二野战军南下。这次山东省调给二野的干部共３５０余人，在济南西郊飞机场集中，编队整训。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新区各项政策等，到九月初从济南出发，到汉口后，受到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同志的接见，山东的干部编入“二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六大队”，与上海、南京、安徽来的干部队伍会师，然后去长沙，分驻于湘江西岸的一些村镇里。在岳麓山湖南大学，曾受到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和张际春同志的接见和训话；在长沙省委大礼堂听了黄克诚、金明等省委领导同志介绍了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前后经过以及在新区开展工作应注意的政策等。
每年的１０月到来年的４月，是湖南和贵州的霉雨季节，一天到晚细雨纷纷，从长沙到昆明，完全是崎岖山路，每个大队只配了几辆卡车负担运载行李物资之外，干部队伍都是在雨中徒步行军。流散在湘西山区的国民党正规军，据黄克诚同志介绍还有１４万之多，他们拒绝起义投降，坚决与我为敌，再加上潜伏的特务土匪不断向我袭击，我们必须一面行军一面打仗。所以宋任穷同志在动员行军的大会上曾提出“走路就是革命，胜利属于两脚”的口号。我们在长沙住了十多天，庆祝了开国大典之后，又开始了艰苦的行军。直到１９５０年２月才胜利到达昆明，在郊区的小石坝进行了休整，我们六大队和宁、沪来的学生队进行了搭配混编。大约有１５０余人由地委书记岳肖峡同志带领去玉溪地区。和地方党的同志会师之后，我被分到峨山县任县委书记。１９５０年３月，连我共十四个干部（山东去的干部给我配了一位县长，一位组织部长，一位秘书，一位区委书记，另外九人都是青年学生）去峨山县城去接收工作。云南是和平解放的，旧政府的一套机构，我们原封未动地接管下来。原地下省委配备的县委和区委的干部，大都是入党一、二年或几个月的新同志。峨山县论人口按当时旧政府统计是十万多一点（许多人不在户口），各种民族却有十二个之多；面积：东西长４００余里，南北宽３５０余里，而县城却偏安于县境的最东边。到职后开了几个会，安排就绪之后，我就带上军分区派来的一个连去各区视察。除了县城之外，没有一个区能通汽车。沿途都是原始森林、羊肠小道，村与村的距离都在５０华里以上，而且往往还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从南路过去自北路回来，就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我回来后县长张自先、组织部长张逸民同志也出发到西边去，他们尚未回来，全省各地在潜伏特务的指挥下，全面爆发了匪特暴乱。玉溪地区十二个县城，被匪特占领了六个。一个月内，全地区牺牲干部４００余人。峨山县也只剩下一座孤城了。被占各区干部大部牺牲，我带去的干部牺牲８人，内有组织部长张逸民和区委书记邢继业同志。白天，我们摆开架子正常工作。夜晚，我就带上十数个可靠干部在街道和城墙上巡逻，逮捕和镇压闹事分子。城墙外夜夜枪声不断，空气十分紧张。就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月，我二野部队才从边境调回来，全面开展了剿匪反霸斗争，直到年底才把匪特暴乱镇压下去。
１９５0年7月，通海县县委书记张盾同志，正在办公室打电话时，被闯进来的匪特枪杀。五月初，地委调我去通海县任书记。到职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剿灭股匪和镇压反革命、以及发动群众进行减租、斗争恶霸地主。这些工作到年底已基本完成，随即转入土地改革运动。
１９５２年９月，土地改革已基本结束，区乡政权的建立健全，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完善工作也基本完成。这时忽然接到地委调动的通知，新的县委书记已经到来，我即交代工作，到省委报道。到昆明之后，才知道是去西南局另行分配工作。和我同时调出的有六个地委书记，三十个县委书记。到重庆之后，经过西南局组织部的审查、谈话，在三十名县委书记中指定我们六人同那六位地委书记上调中央机关另行分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