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耿明泉1923年出生，1940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出生入死,英勇善战,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军人。在历次战斗中他总是身先士卒,冲杀在前,同志们称他是“活着干,死了算,豁上命的硬铁汉。”他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被誉为“模范公安”,两次荣记一等功。自古流传“忠孝不能两全”,而我的父亲却是一位名副其实忠孝两全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党员、好干部。
忠孝两全的好儿子
父亲小时候家里很穷, 姐弟五个,他是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爷爷常年给地主家当长工, 仍不能让家人过上正常温饱的生活，奶奶经常带着我父亲兄妺几个去逃荒要饭。有一次,在要饭的途中,奶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地主家放出的恶狗,孩子们虽然免遭伤害,但我那善良可怜的奶奶，却被恶狗咬伤。无法再拖儿带女四处要饭的奶奶,为了救活其它几个孩子,被迫决定将年纪最小的女儿，卖给别人,换回点救命粮食。懂事的父亲死死抱住要被卖掉的妹妺不放,哭着哀求奶奶说:“娘，别卖妺妹,要卖就卖我,我大了,知道回家的路,我会跑回家的……”奶奶把父亲和姑姑紧紧地抱在怀里哭作一团……为了保住妹妹不被卖掉，父亲从此到地主家去放羊, 小小年纪就主动担起了家庭重担，为父母分忧解难。因为父亲的努力,终于保全了家庭没有被拆散。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父亲在家里逐渐成了顶梁柱。除了挣钱养家糊口外，家里的许多事都交给父亲去做。
因为日本鬼子侵略中国，1940年17岁的父亲为了民族大义，才舍弃了小家，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父亲参加革命后，组织上发的津贴，他千方百计带回奶奶家补贴家用。全国解放后，父亲每月让我母亲，给我奶奶家寄钱赡养父母。我爷爷奶奶去世后，我父亲仍然每月让我母亲，寄钱给我三叔，供他们的孩子上学。
村里老少，全都夸赞我父亲孝顺顾家，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忠贞不渝的爱情
父亲是个极有家庭观念,非常有责任感的模范好丈夫。父母的结合，是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牢不可破的婚姻。
当初，父亲是八路军首长的警卫员，他与部队指挥部，借住在我母亲家。年青英俊的父亲，在来来往往的军人中，倍显聪明伶俐。我母亲是村里姊妹团长，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她在众多女孩子中格外出众,不仅长得精干靓丽，还非常有主见，很是招人喜爱。
我的父母为了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他们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他们的爱情，比起现代人，更忠贞、更炽热、更深情。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父亲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除了极简单的行装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唯一让他值得珍藏的，就是首长送给他的文件包。也是父亲当时，能送给母亲唯一的爱情信物。 母亲无论走到哪里,这个文件包都和她形影不离。在生死关键时刻，也是父亲的文件包，救了母亲的性命。因此，母亲对这个文件包，更是加倍珍惜和爱护，处处彰显着父母亲的真爱。
解放初期,共产党干部中，有许多喜新厌旧的新“陈世美”,换妻成了时尚和合法化。当时年青英俊的父亲,同样面临着许多考验和选择。他战胜了方方面面的诱惑,坚守住了自己的初心，始终忠于他和母亲在战火中建立的爱情。他和母亲相依相伴共同走过了六十多年，不离不弃直到永远。
无以伦比的好父亲
无以伦比的好父亲人们都说“慈母严父”,在我看来,我的父亲既是严父更是慈父。我能有今天的造化,与父亲对我的关心培养分不开。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最疼爱我,我是在父亲怀里撒娇、耍赖，一天天长大的。父亲虽然身为领导,肩上的担子很重,工作很忙,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做父亲的职责。身为男人，却比女人还心细。我父亲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他经常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要求我们艰苦朴素不忘本。但是，当孩子远离父母时,他又会体贴周到地为我们着想,一副不愿让孩子受委曲的慈父心肠显露无遗。
我一生中两次重大意义的离开, 一次是在下乡时，另一次是我结婚出嫁时,父亲都为我准备了极其珍贵难忘的礼物。这就是我既严厉又慈祥的父亲，为女儿落在实处的操心和关爱。可以这么说:从我学说话、学走路、学写字、学做事、学做人，都离不开父亲的帮助和教导,在我身上随处都有父亲的影子。回想与父亲在一起的日日夜夜，是父亲手把手地教我做针线活、教我包饺子、擀面条、让我知道并做到面食的“三光政策”(手光、面光、盆光)。
我耳濡目染了父亲对亲朋好友的关心和慷慨解囊，自觉以他为榜样，继承并发扬光大了父亲的光荣传统,从小就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
慈祥可敬的好姥爷
1975年，我的女儿出世了，父亲把她视为心肝宝贝，每次到昆明开会或出差，他全不顾连续几小时乘坐汽车的疲劳，也顾不上喝一口水，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小孙女抱在怀里，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不停地与她讲着话。
1978年，我的儿子也来到了世上, 父亲抱着孙儿更是喜笑颜开。家里添了个小伙子，可把父亲乐得嘴都合不拢。山东男人不“重男轻女”是假的，只是表露出来多少而已。
父亲每天下班回来，就忙骑着单车到幼儿园帮我接孩子。孩子们接回家后，他的两条腿上，分别坐着孙子和孙女。父亲双手分别搂着这俩个小家伙，于是他就开始给他们讲故事。
我儿子特别爱听父亲讲过去战争年代的故事，父亲更是乐此不疲。一个听得津津有味，一个讲得激情四射，父亲终于又找到了一个忠实的听众。他在年幼的孙子们前面，义不容辞充当了一位充滿正能量的先生，潜移默化地指引着儿孙们，沿着正确的人生轨迹前进。他希望他的后代都能像自己一样，做个忠孝两全的好男儿。
我的子女长大成人了，父亲又把这份亲情和责任，再次倾注到重孙子身上。
一身正气 刚正不阿
父亲1940年参加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跟着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出生入死英勇奋战。解放后我父亲无论在公安战线还是冶金、化工战线都是一位深受广大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好领导。
父亲一生，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对工作兢兢业业,对职工既是严厉的上司,又是诚恳耐心的长辈。他一身正气爱憎分明,他虽然是工农干部,但却非常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能竭尽全力保护他的下属们，免遭政治迫害。
七十年代末,我有幸在勘探公司落实政策信访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是协助公司党政办，接待处理右派平反和历史遗留等相关事宜。
举个简单例子：同是五十年代一场反右的政治运动，同时被分配到不同勘探队的两个知识分子，遇到了两个都是从山东南下来的领导，他们同时是两个勘探队的一把手。其中一位是我父亲, 另一位是XXX。
而这两个同时期的知识分子，却有了绝对相反的政治命运和待遇。当年，我父亲作为一个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 为了抵制从上到下各种政治压力，他不肯去完成所谓的“揪右派指标”任务，更不会迎合上峰的旨意，用牺牲下属政治生命去领取所谓的“战绩”。而是担着自己随时会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风险，主动带领着勘探队办公室的同志们，亲自甄别基层报上来的每一个“右派分子”，认真梳理每一条 “反动言论”。据当年和父亲共事的老人介绍，父亲要求具体办案人员必须做到：“不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更不准制造冤假错案！”
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治病救人的初心，要求具体办案人员：把职工对工作的建议、对领导处理问题的不同观点、对领导提的意见、平时与领导开的玩笑话、以及一些消积的牢骚言语……等等，与恶毒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严格区分开来。认真划分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绝不允许无原则“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由于父亲的坚持，他领导的基层单位里，不仅没有冤枉一个好人，还让广大职工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
那些平时自恃有能力、有文化、有技术的知识分子，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学会了尊重工农干部、学会了尊重普通群众、学会了谨言慎行。那些平时爱开玩笑，说话没有分寸的职工，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懂得了“祸从口出”的危害。最终都免遭政治迫害，平安渡过了那一场政治运动。受到保护的职工、干部，都把领导的关心爱护，转变成了努力工作的强劲动力，工作效率得到了空前提高。那个作为同期分配到我父亲领导的勘探队知识分子，虽然平时自恃有能力、有文化、有技术，有些“目中无人”，但受到我父亲的教育帮助，最终成了勘探战线上的中坚骨干。
另一个分配到xxx领导的勘探队知识分子，同样因为平时自恃有能力、有文化、有技术，而“目中无人”。运动一开始就被XXX领导定为“右派”，遣送去“劳动教养”三年，单位随后将其除名。从此他只能在火车站、矿山等地方靠出卖苦力，维持生计。好端端的人生和家庭，就这样被这位山东南下领导XXX给毀灭了。在堆积如山的申诉揭发信中，针对这位山东南下领导XXX的信件，占了近四成，经他一手制造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而在成千上万的上访信件和人员来访中，竟没有一人，针对我的父亲，更没有对我父亲，提出任何的检举揭发和控诉。
听到的皆是赞颂我父亲的为人处事，痛诉另一位“整人不眨眼”的罪行。
父亲能如此清正廉洁, 以党的利益为重，爱护下属, 以人为本，珍惜知识人才，实在是难能可贵。1961年，父亲远离我们,只身在牟定铜矿当矿长。那时正处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父亲拼命工作,很少回家。暑假期间,我缠着母亲，非要去看望父亲不可,母亲终于同意了。当我满怀喜悦搭车赶到牟定时,已是下午吃饭的时间。铜矿办公室的叔叔，将我安排到一间很简陋的办公室里，等候父亲的到来。办公室内除了办公用的桌椅外,就是多加了一张小床,算是父亲的办公室兼寝室(我想与焦裕禄当年的办公室也差不多吧)。叔叔从食堂打回两份饭,告知我,父亲还在矿井下,他经常很晚才回来,让我先吃别等他,给他留一份饭就行了。其它办公室里，所有的叔叔阿姨都下班走了。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那间陌生的办公室里,只有一盏昏暗的灯光陪伴着我。焦虑、恐惧、哀怨，一起涌上心头,泪水止不住地流湿了前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听到门外传来了那熟悉而急促的脚步声,我急忙打开门,父亲一个箭步来到我身旁,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我大声地哭喊着:“爸,你为哪样不回来看我,我想死你了！”爸爸抚摸着我的头说:“乖孩子,别哭,爸爸这不是回来了吗。”但我仍不依不饶地哭着说:“办公室的叔叔阿姨早都回家了,你为哪样这么晚才回来……”我的眼泪鼻涕把父亲的前胸弄湿了一大片。等我哭得差不多了,父亲才用他的双手,捧起了我的小脸蛋,十分认真地对我说:“因为我是共产党员,爸爸要和井下的叔叔们工作,要加快进度……”我泪眼模糊地望着父亲,静静地听他给我讲道理。我不懂什么是“井下”，更不懂什么叫 “进度”,许多更深的道理也无法理解,但我心里明白“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大概与父亲平日里教育我的“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当好火车头”应该是同一回事吧。
1963年，我父亲从牟定铜矿调回昆明，在云南省冶金局机关，任安技处处长、群工部部长。不巧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他被局党委内定调往局下属单位供销公司，当一把手。调令没有正式下达前，1966年4月，他已经以“工作组长”身份在该单位主持工作一段时间了。更不巧的是调令还没正式公布，轰轰烈烈的“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的群众运动就开始了，我父亲首当其冲成了被冲击对象。文化大革命初期,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被造反派夺权、被群众打倒,我父亲也不例外。1966年8月，工作组撤销，父亲继续留在供销公司主持工作。
1967年1月，全省造反派面向各级领导夺权、批斗升温升级。造反派把批斗以我父亲为首走资派的海报，贴在了勘探公司机关大院的大门上。并在大卡车的轮子上贴着“打倒走资派耿明泉” 的大字，十分的醒目扎眼。
批斗会场设在冶金局大礼堂内，主席台直对着进大礼堂的后大门。远远地我透过敞开着的后门，看到台上挨批斗的父亲。没料到父亲竟像往常那样，四平八稳地坐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不仅有桌子放稿件，还有椅子可坐。不同的只是父亲以前是在做工作报告,而现在是在读“执行资反路线”的检讨。参加批斗会的群众面向主席台，背朝礼堂后门。整个批斗会场的秩序很好,台上台下的人们都很平静,没有多少火药味。这主要是源于父亲历史清白没有污点、自身清正廉洁奉公办事、没有贪污腐化、没有官僚主义作风、更没有什么男女花边丑闻，造反派们找不到什么可以下手的材料。这样的批斗没有几次,父亲就和广大被夺了权的干部们一样，下放到了冶金局供销公司车队修理班，一边参加劳动，一边作检查。
1968年，父亲成了冶金局第一个被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一致拥护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并以革命干部代表的身份，进入冶金局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并担任常委职务，分管生产。父亲用自己为党工作光明磊落的经历，让广大群众公认他就是冶金系统最好的共产党员！是最好的革命干部！
父亲在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没人可替代！父亲比许多老革命、老干部们，早好多年恢复了领导职务，不能不为他庆幸和点赞。
爱护培养青年
青少年时期的父亲，家里因为贫苦，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去上学识字。父亲参加革命后,才在部队开始学文化。
在战争年代，部队整天除了行军打战，就是与日本鬼子、汉奸、特务周旋，战士们又苦又累，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可能。年青气盛的父亲，一心只想在前线杀敌立功，哪有兴趣学文化。他曾经是文化教员批评的“捣蛋学员”，因为他特别抵制教员们占用部队极难得的休息时间，让他们去一笔一划学写字。
他认定自己的脑袋早就别在裤腰带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光荣”了，文化对他来说没用！当教员教他写“一”时，他故意说“一杠”，教他写“二” 时，他故意说“两杠”…… 后来，父亲在无数次的对敌斗争中、在宣传组织群众运动中，无论是上级下达的命令、还是向上级的请示、汇报，深刻体会到哪一样都离不开文化知识。在事实面前，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实践让他切身地认识到：不识字，就是睁眼瞎。不识字，就会贻误战机。革命战争教育了父亲，让他在残酷的斗争中，真正懂得了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从此他不仅自己刻苦学习文化知识，还鼓励支持身边的年青人积极学习上进。父亲从自己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他们这辈人吃亏，就在于是工农干部，文化层次低。因此,父母把他们的希望都寄托在年青人身上。有的小战士就是在他的帮助下，走进军事学院，毕业后成了部队首长，使他们的前程有了更宽的拓展机率。1971年我作为中国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来到泰山脚下的山东农学院读书。受父亲所托，我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专程到泰安军分区去看望他的老部下。父亲的这位老部下，早己是泰安军分区副司令员。那天，他拉着我的手，讲述他的成长史。他说: 他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我大，他当时在学校受进步学生的影响，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曾经反对内战上街游行。
解放战争时期，他从家里背着父母参加了解放军。因为他有文化，参加解放军没几天，就被分到县公安局，当我父亲的警卫员。全国解放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和更好地建设新中国，在我父亲极力推荐下，他进入了军校。一个士兵，一步一步走到军分区副司令员。他永远不会忘记，我父亲对他的关心爱护和培养……他进军校不久，我父母先后都南下了。那时候交通不便，加上他学习很紧张，与我父亲就断了联系。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当成军内的走资派，揪了出来。竟然诬陷他是逃兵，说他怕死怕苦不继续革命，逃到学校躲避艰苦……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打死他也不认！他向造反派提供了当时的领导和同事，请组织去调查。经过外调，他所提供的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成了走资派，没有资格为他作证。而那些幸存者，要么怕引火烧身，对强加给他的罪名不置可否。要么火上加油，出具伪证明。他在极度绝望中，通过战友，找到了我父亲的一些线索，请组织派人到云南，向我父亲进行详细调查了解
他深沉地说：“最后你父亲对外调人员说：他以他的人格和党性保证，我是革命需要，组织选送进军校培养提高的革命青年，根本不是什么逃兵！你父亲还让外调人员，亲自来看看我身上的枪伤刀伤，就没资格说我怕死怕苦了……”接着这位老军人指着自己胸前和腿上的伤疤给我们看，证实他没有怕死。外调人员从云南回去不久，他就被群众解放，官复原职。
最后，他激动地说：“我能重新为党工作，全是你父亲仗义执言的结果……”
制止知青械斗
1970年1月，我父亲参加领导和组建了云南氮肥厂。基于当时的形势，军代表名誉上是一把手，其实主要工作都落在了第一副书记、第一副主任的我父亲肩上。
建厂初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工作环境极端恶劣。职工队伍更是极其混乱。且不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仅从各地招进厂的各路知青派别矛盾、知青与复转军人之间的斗争，就让厂领导头痛万分。我父亲没日没夜地为工厂的安全生产操劳,还要不停地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
1972年, 我因病休学，父亲把我接到氮肥厂休养，以便让他在百忙中，亲自照顾我。有一天，厂内放露天电影,不上夜班的职工、家属、加上周边村寨的农民,人山人海地集中在工厂篮球场上，等待观看电影。突然上海知青和云南知青发生械斗,双方武斗人员挥舞着钢筋铁棍, 球场上砖头瓦片乱飞,眼前一场血腥拼杀已经展开。在场的领导不是躲避就是逃走,剩下的又无济于事。在万分危急之下,突听有人喊:“耿书记来了”。围观的人们自动地让开一条通道,我的父亲一路小跑着赶到武斗现场,只听见他大吼一声:“都给我把东西放下!”接着听见他说:“孩子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事非动手干架?你们远离父母,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可以找组织、找我们,千万不能乱来……”被父亲称作“孩子们”的知青，纷纷把手中的“武器”丢在地上,低着头聆听父亲的教诲。一时间乱哄哄的战场，变得安静下来。我有幸目睹了这场争斗的全过程，我那颗提到嗓子眼上的心，总算回归到胸腔,紧捏两把冷汗的双手，也慢慢松弛开来。没想到这么激烈的战斗，竟被父亲几句话给结束了。在别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对父亲来说，却是这么简单有效。
他用朴实的父爱，对待每一个年青人，用革命道理教育、指引青年人走正道。
最后的亲情
2008年1月23日，父亲自己早早地理了发、剃了胡子、洗了澡，高高兴兴与医院达成协议，准备第二天办理出院手续，就到二女儿家住一段时间。2008年1月25日，接到医院病危通知：与父亲同时住院的我母亲，大面积心肌梗死，在医院进行抢救。
在这危急关头，父亲却执意让鲁滇，开车送他回化工厅，去拿他为我的两个孙子准备的压岁钱！父亲进家后，先从他的卧室里，拿出两个装有压岁钱的红包，放在餐厅饭桌上。然后进卫生间解了个大手，刚出卫生间就倒在了门口。
父亲用尽最后的力气，指着放在餐桌上那两个装有压岁钱的红包，慢慢地闭上了双眼。这是父亲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动作，永远地定格在了2008年1月25日中午12时，定格在了父亲遗憾的双目中。痛中我朦胧感悟到：父亲知道我母亲大面积心肌梗死命系一线时，他主动替我母亲去阎王爷那里报道，用自己的命，换回了我母亲在人世间，又多活了六年的岁月。只有这样愚昩的理解，才能解释为什么父亲可以自己洗澡理发，临终前，将自己从里到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在没有任何症兆、没有任何遗嘱，就突然驾鹤西去，这不是很离奇吗？而大面积心肌梗死的母亲，竟然能够奇迹般的死而复生，连医生也认为不可思议。这不正是应证了我父亲这一辈子，把我母亲的命，看得比他自己的命，还重要的真实写照吗？谁还能置疑他对我母亲的爱，海枯石烂至死不变？！父亲就这样干脆利落地走了，没有给单位和子女增添任何的麻烦和负担，也没有提任何一丁点儿的要求，平平静静地走了。父亲就这样干干净净地走了，就像他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从头到脚、从始至终，不曾有任何一点污泥浊水那样，坦坦荡荡地走了。
我从内心深处呼唤着：“爸，您老一路走好！
